流动性创造、法定数字货币与银行风险承担

将法定数字货币引入DLM模型,阐述其对银行流动性创造及其风险承担的作用机理,并基于我国171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流动性创造水平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U型关系;法定数字货币总体上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且对上述U型关系起调节作用,其中法定数字货币作为金融监管工具时的调节效应强于作为金融基础设施工具时的效应;银行数字化水平越高,法定数字货币的调节作用越显著。这些发现可为我国央行进一步优化法定数字货币设计、调控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帮助银行降低风险承担水平提供重要参考。

关于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可持续性的研究

本文首先比较了阿根廷与香港的汇率机制 ,它们虽然在形式上接近 ,但是两者有许多根本的不同。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有来自中国内地在各个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支持在其他采取货币局制度的国家里几乎看不到。这就是中国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特点。由于货币局的弊端显现 ,使得越来越多的市场经济国家倾向于“美元化”。本文采取“协整检验”的办法 ,分析了将来港币“美元化”与“人民币化”的可能性。以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作为判定尺度。虽然检验结果表明香港的一些经济变量与美国的有较强的协整关系 ,这是由于联系汇率制本身的缘故 ,但是出于政治、地理和其他要素的考虑 ,事实上港币美元化是行不通的 ;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协整关系虽然较弱 ,但是将来港币人民币化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基于VAR模型的我国货币错配影响因素研究

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时普遍面临货币错配，我国也不例外。近年来，我国的货币错配日益严重。在定性考察了我国货币错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运用1985～2006年的经济数据，通过构建两个VAR模型，对我国货币错配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汇率制度选择对货币错配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经济增长速度；再次是贸易顺差程度。最后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提出了管理和控制我国货币错配的四项政策建议。

人民币参考篮子货币的测定与实证分析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那么,篮子货币的构成如何,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文章借鉴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变迁经验,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采用协整理论以及基于VAR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构造了一种参考货币篮子。建议以美元(USD)、日元(JPY)、欧元(EUR)、港元(HKD)、韩元(KRW)、台湾元(TWD)、英镑(GBP)和澳元(AUD)等8种货币为篮子货币。实证结果显示:篮子货币汇率均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Granger原因,它们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人民币汇率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较单一钉住美元具有很好的弹性。文章还针对稳定贸易为目标的政策选择,计算了篮子货币的最优权重。最后,基于我国的实际汇率数据,构建了人民币参考一篮子汇率模型,分析了参考一篮子汇率制的制度优势。

流动性过剩与中国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流动性过剩的各种度量方法和影响通货膨胀的重要变量,然后采用中国季度数据,在多变量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协整分析和ECM等方法发现,在长期内流动性每提高1%,会带来通货膨胀上涨0.79%。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表明流动性过剩和经济过热冲击对我国通胀有持久的正向影响,而国外通胀冲击对我国外溢效应甚微。

中国货币流动性分析——基于单位根与协整的实证分析

在把货币供给的研究定义为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对中国货币需求进行分析推导，通过回归1984-2006年的经验数据，得到中国货币需求函数；对近20年的中国货币需求和供给的流量和存量加以对比分析，认为近年来持续的货币供给超过货币需求是造成现阶段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应用单位根和协整的实证检验方法，验证了流动性适度的标准，并提出货币供给应当与推动经济增长和保持物价稳定的货币需求相适应。

央行票据调控可持续性分析

央行票据是中央银行为调节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而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债务凭证,是中央银行为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而出台的一项货币政策工具,其实质是中央银行债券。目前,央票已经是债券市场不可或缺的短期投资工具和流动性管理工具。但伴随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放缓,央行票据发行规模的下降,央票是否继续存在的争论也由此而起。通过分析我国央行票据的发展情况及现状,对央票调控的利弊进行分析,并为央票存在的持续性寻求合理的理论支持。

中日货币流动性传染的实证分析

随着中日两国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扩展,两国货币流动性之间呈现出一种传染。在分析M-F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日本的流动性冲击会对中国的货币量及物价产生影响,中国货币流动性受日本影响显著。为此,中国的流动性治理应关注国际流动性变化,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

外资游动与我国货币流动性动态关系研究

次贷危机后,我国经济一枝独秀,各种形式的外资争相涌入,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长。与此同时,国内市场一直呈现出流动性过剩的现象。本文利用协整和脉冲响应等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货币流动性与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差额和投机资本之间长期的动态关系以及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机制。结论是,我国货币流动性与三种形式的外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出口差额短期内即可造成流动性的扩张与收缩,长期影响则更明显;外商直接投资中、短期内不会对货币流动性带来剧烈影响,但长期内会导致流动性反向剧烈波动;投机资本对流动性的影响,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显著的。最后,本文从外贸政策、外资政策和控制投机资本方面提出了建议。

金融体系流动性传导的外汇视角分析

近两年来,我国经济金融领域出现了较为突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外汇储备、银行存差和证券价格都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和上升。本文通过构建货币分析模型,利用包含一个最近通胀周期的月度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VAR模型检验等方法,通过将外汇储备资产纳入货币存量考察,对金融体系包括外汇市场、银行市场和证券市场之间资金流动和传导的特征进行分析。检验结果表明,以外汇储备衡量的国际收支变化和调节机制并非一种被动的平衡,金融体系三个市场之间存在着较为顺畅的资金传导和流动渠道,在三者的相互传导影响关系中,外汇市场对银行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影响较大,银行市场对证券市场也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而证券市场对其他两个市场的影响则微乎其微。

银行委托代理视角下的货币流动性过剩形成机理

文章在总结产生次贷危机原因的相关文献后,从银行现实的委托代理问题出发,构建模型对银行货币流动性风险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结论得出:代理问题引起管理者降低利率、过度放贷的报酬激励。在委托人引入审计检查的情况下,只有当宏观经济风险较高时,投资者为规避风险将项目投资转向银行储蓄,而较高的银行流动性弱化了管理者的惩罚约束,进而导致管理者过度放贷,引发资产价格泡沫,增加了系统性风险。

货币流动性与通货膨胀

货币流动性与通货膨胀是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较为突出的两个问题。及时开展货币流动性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研究,厘清二者之间的相互引导关系,探寻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和形成机理,测定二者之间的传导时滞及影响力,这对中央银行有效调控流动性,有效预防、控制通货膨胀,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沪深300股指期现货长记忆性及分数维协整

基于中国沪深300股指期货及沪深300指数2010年4月16日—2014年3月31日间的5分钟高频交易数据,首先采用Geweke-Porter-Hudak(GPH)和Local-Whittle估计方法,研究中国股指期货和现货沪深300指数市场的流动性、波动率以及交易活跃度等市场微观结构指标的长记忆性;然后运用频域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探究上述指标间的分数维协整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两市场的流动性、波动率以及交易量和持仓量均存在长记忆性,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两市场的流动性和波动率四者分整阶数相同,以及交易量和期货持仓量三者分整阶数相同的假设。此外,股指期货的流动性与波动率、股指期货的流动性与现货的波动率、股指现货的流动性与期货的波动率以及股指现货的流动性与现货的波动率4组序列之间具有分数维协整关系;股指期货和现货的波动率之间存在分数维协整关系;交易活跃度的衡量指标之间不存在任何分数维协整关系。

货币流动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对股市价格的传导

文章认为,我国当前阶段的货币流动性过剩和股市价格的上涨是由外汇过剩决定的,因此为控制股市价格进而资产价格的上涨,实现其理性增长,应主要从解决外部失衡着手以抑制投资需求,同时兼顾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治理以增加证券市场的产品供给。

生态经济背景下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对策

建设生态经济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当前通货膨胀既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也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中国虽然度过了金融危机,但目前正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从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流动性过剩的结果。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远不是央行多发了基础货币那么简单,广义货币增加背后的逻辑是复杂的,反映了国内外双重流动性过剩等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因此,治理通货膨胀也必须采用多元化方式。

基于广义货币供给与需求的中国流动性过剩问题研究

本文基于对1994年以来的相关季度数据,着重从供给与需求角度,对广义货币这一层次的流动性进行探讨;认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这一层次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货币当局可能需要进一步加大操作力度。

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以1984年至2010年实行的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结果为例

货币政策作为一个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作用,中国自1984年开始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通过对中国1984-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GDP)和广义货币供给量(M2)进行单位根平稳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研究发现以下结论:(1)货币政策在调控中国经济起的作用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是非中性的;(2)通过货币政策的数理模型发现,中国货币政策的效果呈波动性变化,但是自1997年以来,货币政策的波动区间逐渐减小且多在货币政策目标区间内;(3)通过构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VAR计量模型发现,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显著的线性关系。

储备货币竞争与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性

不兑现货币制度下,储备货币发行国具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承担的成本却很小,主要储备货币国具有增发货币以获得储备货币收益的内在冲动。随着欧元使用范围的扩大,欧元货币地位上升较快,形成了与美元的竞争态势。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对国际储备货币供给的约束,在现实背景下竞争不但未能阻止货币滥发,反而形成了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缺乏有效监管使国际短期资本流动频繁而剧烈,引起汇率大幅波动,国际货币体系更具不稳定性。

我国流动性过剩的规模、成因及其治理对策

我国流动性过剩集中在银行体系和广义货币供应量两个层面。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累积的巨额存量货币的流动性增强,而信用货币派生能力的提高和境外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现象。化解流动性过剩问题,短期应着力于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中期需要调整汇率政策,弱化人民币升值预期,长期来看,需要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为重点。

中国高货币化影响因素的协整分析

货币化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广化和深化的重要指标,用M2/GDP表示。近些年来,中国货币化比率不断攀升,甚至已超越欧美等发达国家。但如此高的货币化率并不能说明中国金融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体系的特殊性导致了高货币化率,利用Eviews软件,通过ADF检验,建立了长期均衡的协整方程以及短期的误差修正模型,结果表面外汇占款、居民储蓄、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市场不成熟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可以从高货币化看出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如汇率制度不完善、融资方式单一、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高等必须得到正视。应采取相应措施完善中国的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