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的诗论与《恶之花》的翻译

戴望舒是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因其诗歌创作、诗论研究和诗歌翻译而享誉于世。1946—1947年,戴望舒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译介到中国,在其译作《恶之花掇英》中能够发现:“诗情”作为戴望舒诗论的核心塑造了他的翻译观;在翻译风格上,“诗情”推动了戴望舒在译诗过程中对新与旧的取舍、内容和形式的变更,并进一步影响了他的翻译策略和对“‘诗’可不可译”的回答;“诗情”融汇了中国古典诗学和中国现代主流诗学的影响,在诗的艺术价值和现实价值的权衡中促使戴望舒在翻译伦理层面对《恶之花》进行选择和改写。

忧郁的诗魂——戴望舒诗歌的美学特征

戴望舒诗歌中的忧郁具有浓厚的形而上色彩。其忧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不可捉摸性、普遍性和深沉性 ,它们共同组成了戴望舒诗歌艺术的美学特征。

双重的“过时”——论戴望舒诗歌创作的认同与选择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取法"象征派",被认为是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创作的代表人物。戴望舒对"象征主义"的选择,不仅有个人创作技法上的借鉴以及诗歌发展史意义上对语言和形式的注重,更是他内在的心理诉求,与其精神上的危机相连。但留法的戴望舒却没有进一步展开象征主义诗歌创作,而是转向对西班牙语系现代主义诗歌的认同。"象征主义"之于"革命"和"西班牙"之于"现代"都有着"过时"的标签,戴望舒以双重的"过时"加身,是在无奈与坚持中彰显了现代中国问题的艰难和复杂,以及一个中国现代诗人可贵的主体意识。

遗迹犹存“西来意”——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在1940年代中国流传之存证

本文根据新发现的文献史料,补述了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和传播情况。新发现的文献史料集中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诸如中国的第一本存在主义论著——张嘉谋的《生存哲学》,胡隽吟、王锦第对德国现代哲学尤其是雅斯贝斯的译介、洪耀勋对海德格尔的研究,戴望舒、陈占元对萨特小说和文论的译介,以及四十年代末政治意识形态角力之下的存在主义评价之分歧,顺便略述现象学的传播情况。

戴望舒与道家文化

由于对道家文化的接近与体贴,戴望舒在他一生的处世、为人、诗歌创作、择取西学的路径等方面有鲜明的独异性特征。戴望舒与道家文化的关联很深,老庄哲学、诗学、美学思想对他影响极大,并内化为潜在心理机制,影响着诗人的人生选择与诗艺追求。他在爱情生活中选择逃避、他的悲天悯人的忧郁气质、他钟情于死亡书写、独特的诗歌写作的运思方式、诗歌经典意象的营造等等,都具有鲜明的道家文化特色。

都市中的忧郁与想象——论戴望舒的情感生活与诗歌创作

不同的性格特点和生活观念导致了戴望舒婚姻爱情的失败,而情感生活的悲剧则使得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瞬间浮华的现代都市色彩和孤独忧郁的情感基质。在戴望舒的诗歌中,“丁香”与“蔷薇”、“夜”与“梦”是两组具有代表性的意象,前者是忧郁的爱情生活的象征,后者则是都市浮华中孤独的人生体验。

现代焦虑的诗性表达——戴望舒新诗创作的欲望化嬗变

从戴望舒的爱情上的坎坎坷坷、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和文学上的反反复复 3个方面 ,论述了戴望舒新诗发生的源泉、新诗发展的方向和新诗象征的正路 ;从而揭示出戴望舒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丰富而痛苦的一面 ;讲明了他是怎样把写诗和人生最终统一起来 ,将象征派的形式和古典派的内容统一起来 ;最终走上了一条中国新诗写作的正路。

“雨巷”的秘密——论“现代派”作家作品的文际关系

对戴望舒文本世界的记忆和沉醉,似乎成了"现代派"内部的凝胶,"现代派"藉此不断分享并制造着共同的记忆;而整个"现代派"也讲述着诗,吟咏着"望舒诗稿",经由文学的方式集结并表述着自身。

“诗情”论与“纯诗”论之比较——戴望舒与法国象征主义诗论研究

戴望舒诗论的主要特征与法国象征派诗论的基本特点有诸多契合。通过对戴望舒诗论中的“诗情”论与法国象征主义诗论中的“纯诗”论的比较分析,试图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更深入理解戴望舒的诗歌理论与实践的演变,继而更好地了解中国“象征派”以及“现代派”诗论与诗歌都具有重要意义。

“邂逅情结”的古今联通——戴望舒《雨巷》的另一解读

戴望舒《雨巷》除具有"丁香情结"、"雨巷情结",还蕴涵"邂逅情结"。它既联通古今文人的心理期待,又隐含诗人当时的情感纠结,还激活当今读者的生命想象。"邂逅情结"是人之为人的一种存在境遇,是戴望舒自我安慰的理想投射。究其本质,他走不出自己心灵的雨巷。

《雨巷》经典化现象研究

戴望舒的《雨巷》是一首享誉诗坛的经典之作。除去其自身的内涵和艺术成就之外,读者接受是将其推向经典的重要原因。接受过程中的一些因素,诸如话语权力、文学批评、"雨巷"情结、文学谱系等都对《雨巷》的经典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借助于它们,《雨巷》不仅在诗歌史上永垂不朽,还有力地推动了新诗抒情艺术的形成。

戴望舒:“田园”趣味与都市人生

生活在都市环境中,戴望舒却与这一环境有着某种龃龉,他以对田园的企慕,来逃避都市对人生的侵扰,坚守精神家园,但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传达着都市体验。其诗歌所构筑的自我形象和虚构世界,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他的都市境遇和与都市的矛盾。作为游子,他在都市里找不到归宿,在田园中也丧失了乡愁,只能在怀旧中追寻失落的天国。但都市生活也为戴望舒诗艺带来了现代因素。他的许多诗歌都运用了现代观物方式和日常生活意象去表现在都市中的复杂感受,从而突破了传统的"静观"和"典雅"的格调。

从本事与现实升华的抽象抒情——戴望舒《雨巷》再评价

中国现代诗人戴望舒的《雨巷》,虽然在创作起因上受到诗人爱情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定影响,但由于诗人采用象征主义的创作理念而弃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创作理念,已经从反映现实与表现情感转向了表达抽象情绪,所以不能从爱情本事与政治标准的角度评价它的成就。《雨巷》是诗人参与自己情绪的发生,倾听自己情绪的变化,把捉这种情绪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是中国现代最优美的情绪之诗。

诗园里的芳香——论戴望舒诗歌中的花意象

戴望舒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着突出成就和创作个性的诗人,尤其留下许多动人的爱情诗篇。他自卑、忧郁的心理气质决定了他爱情诗哀怨悲愁的情感内涵。"丁香""小花"筑起了戴诗的花意象世界,显示了戴诗和中国古典诗词传统抒情意象之间的关联。通过对戴诗花意象的探讨来审视戴望舒独特的情感世界和审美价值。

情之魅:内在的音乐精神——论戴望舒中期诗歌的音乐性

戴望舒在写出《雨巷》以后,开始了对新诗音乐性的背叛,因为现代新诗格律要求严重束缚了现代人的情感表达,他主张诗歌"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然而他的诗歌创作并没有抛弃音乐性,他将外在的音乐消解转化成内在的音乐精神,体现出戴望舒对新诗音乐性的现代性追求,为新诗发展树立了新的界碑。

论戴望舒诗中人称代词组合的象征意蕴

戴望舒诗歌的抒情主体形象非常鲜明,诗中的"我"多愁善感、软弱被动,总摆脱不了寂寞彷徨。在尝试和外部世界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祈求"她"或她们、它或它们、"你"或"你们"的理解、关爱和融合。"我"从对方获取认同,确认自身价值。然而通常"我"是"单恋"着,遭到对方的漠视乃至遗弃,只能让灵魂不断漂泊,处于无所归依的境地。

孤独的边缘文化人——读《戴望舒:一个边缘文化型诗人》

戴望舒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之一 ,准确地把握其位置成为戴望舒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张新先生的新著《戴望舒 :一个边缘文化型诗人》 ,全面、周详地阐释了戴望舒的文化品格、诗学特征及其历史流变 。

戴望舒、卞之琳、废名、何其芳、金克木诗歌导读

在中国新诗史上,1930年代的现代诗派实际上是一个并不确定的概念,有其不易厘清的复杂性。一般认为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等人是现代诗派的主要成员,其中尤以戴望舒对中国新诗影响巨大。戴望舒的诗《我的记忆》接近一种散文化的原生形态,但其中贯串着极妥贴的韵律,这是此诗成功的一个基础。现代诗派以诗艺的精湛著称,对新诗的艺术提升促动极大,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何其芳、卞之琳、废名等人都有强烈的艺术本位意识,亦在新诗史上深有影响,各自显示出鲜明的风格特色。

相似的境遇 无尽的追寻——哈代《献给小巷里的露伊莎》与《雨巷》的对比解读

文章就托马斯.哈代的爱情诗《献给小巷里的露伊莎》与戴望舒名篇《雨巷》进行比较。指出两者在意象、创作年代、背景、所受理论影响等方面所存在的相似之处。分析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诗歌对美学的追求具有相通性。

戴望舒诗歌创作的现代性缺失

与中西现代派诗人如李金发、波德莱尔等相比较,戴望舒的现代派诗歌创作存在明显的现代性缺失,如宗教精神和终极价值的缺失、弱质的文人心理和女性化审美倾向、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因袭和语词的套用等。戴望舒诗歌创作的现代性缺失源于其现代性人格发育的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