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第二次敦煌考察中的“美国捐款”

向达第二次赴敦煌考察获得胡适在美国募得捐款的资助,向达将这笔捐款交给考察团集体使用。考察结束后,向达由于与“中研院”及傅斯年产生矛盾,将所领“中研院”款项全部退回,夏鼐为弥补其经济上的损失,将向达所获“美国捐款”退还给向达。此外,“中研院”总务处和向达之间关于向达返程旅费的报销问题也产生了分歧,“中研院”认为向达从夏鼐手中领取的旅费属于“中研院”经费,应向“中研院”报销;而向达坚持认为这笔钱出于胡适所募得的“美国捐款”,因此拒绝向“中研院”报销。

北魏(AD386——534)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一人文景观

通过使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对北魏时期（ＡＤ３８６－５３４）历史文献记录进行断代考证研究，参用研究精度较高的第四纪地质实验分析资料，围绕鄂尔多斯高原景观问题按地理要素展开探讨，取得的结果是本时段内库布齐沙漠沙深，面积广大，毛乌素沙地已有风成沙丘，植被不丰，干燥气候条件下多个季节仍有雨雪冷湿天气，高原上呈现沙草并存的荒漠－荒漠草原景观，居住其上的人民在套上黄河支流发育地段务农，牧民和载畜量由北向南增多，东南缘边最为集中。

通下法抗急性坏死性胰腺炎肺损害的实验研究

为研究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在急性坏死性胰腺炎（ＡＮＰ）所致肺损害中的作用，１４只家犬随机分成三组。中药组（ｎ＝５）：ＡＮＰ模型＋大承气汤治疗；盐水组（ｎ＝５）：ＡＮＰ模型＋生理盐水治疗；假手术组（ｎ＝４）。术后测定血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ＢＡＬＦ）的ＴＮＦ活性及血清内毒素水平等指标。结果：１．ＢＡＬＦ中ＴＮＦ活性升高较血清中升高更明显。２．中药组术后６、１２小时血清及ＢＡＬＦ中ＴＮＦ活性低于盐水组（Ｐ＜０．０１）。３．术后１２小时中药组肺损害程度明显轻于盐水组。４．盐水组血清ＴＮＦ活性与内毒素水平呈正相关（Ｐ＜０．０５）。结论：ＴＮＦ的过度分泌是ＡＮＰ致肺损害的重要因素；通里攻下法治疗能够减轻ＴＮＦ介导的肺损害程度。

夏的礼乐文明

夏对完善中华礼乐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禹即位之初,致力于完善了舜的礼乐制度,禘、郊、祖、宗四种祭祀历代先王的制度,实现了道统与血统的统一。禹在舜朝即主持了《韶》乐的制作,即位后,命皋陶制作《大夏》,以弘扬先王功德,巩固执政地位。禹统治稳固后,命皋陶增修《大夏》,扩充至九个乐章,也称《九夏》,宣扬禹治水的功绩实施礼乐教化,启也参与了此项工作,并因此最终继位。夏制作了《夏颂》,多佚,仅存《赓歌》。夏启当政前期弘扬禹乐,后期为追求享乐制作《万》舞,导致政权衰败。太康失去统治权,其昆弟作《五子之歌》,追思夏禹的训诫。夏乐在商并未断绝,并被周乐所吸收。周封夏族宗孙于杞。杞灭后,夏族南迁,成为南方少数民族。元结、皮日休曾补作夏歌诗,但大部分都不符合夏代音乐的实际情况。夏乐尽管文献资料很少,考古发掘不多,遗佚很严重,但对中华礼乐文明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赫连勃勃与统万城

十六国时期的中国北方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诸侯割据、区域性政权叠起、战乱频仍的地区。赫连勃勃是这个特定历史背景下雄踞一时的风云人物 ,大夏政权是赫连勃勃凭借武力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割据性统治王国 。

禹凿晋水在鬷川——鲧禹治水的史学思考

大禹是我国远古时期一位部落酋长,封地在大夏,即陶唐氏的鬷川,今为运城市姚暹渠流域。尧舜禹同都冀方,冀方即河东盐池及冀氏封地苦城安邑。大禹治水即治盐,其核心工程,就是开凿晋水。鬷川的下、中、上游都有晋水的踪迹。刘海即鬷夷氏(冯夷氏),图腾或族徽为蛙鳖(W)纹,习称大禹。大禹治水是尧舜时代的一场科技革命,它以冀州为中心,治水、治军、治政、治赋、治役,同时掀起了一场社会革命,使华夏告别了原始社会,跨入文明王国的门槛。

大禹故里再探讨

大禹故里问题可以从夏文化分布范围、鲧禹活动区域以及大禹治水区域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嵩山地区是夏文化的起源地,考古发现的"新砦期"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在嵩山南北分布广泛,且有先后发展关系,聚落分布密集;文献记载鲧、大禹在嵩山周围活动,"禹都阳城"与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具有很高的关联性;大禹首先在嵩山地区治理洪水,河济地区是大禹治理洪水的重要区域,但不是夏族的兴起地,综合以上分析,大禹故里在嵩山地区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论夏完淳的《大哀赋》——以庾信的《哀江南赋》为比较对象

《大哀赋》是夏完淳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系摹拟庾信的《哀江南赋》而成。《大哀赋》所建构的英雄人 格体现了向上一路的审美理想,与《哀江南赋》的贰臣人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大哀赋》艺术上还显得有些 “嫩气”,达不到《哀江南赋》“老成”的境界。

《大戴礼记》版本三题

通过考察《大戴礼记》版本方面的三个争议性话题,认为《夏小正》虽为《隋书·经籍志》单独著录,但在《大戴礼记》中仍然存在。今本《大戴礼记》确为《隋书·经籍志》著录版本,它是部分亡佚后的残本,而不是卢辩节选本;由于当时书籍属于卷轴装,其残缺多以卷为单位;今本仅部分有注的情况,可能是后人将无注本与残缺的有注本合并的结果。明焦竑所著录的《大戴礼乔记》八卷,并非汉乔仁的著作,而是明人割截《大戴礼记》有注之八卷的结果,这与明人好造伪书的风气有关。

汪日昂《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与17~18世纪中国南海知识的生成传递

在17~19世纪即清代康熙朝至光绪朝的士大夫之间,刊绘和观览《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系列舆图颇为盛行,许多版本都遗存至今。收藏机构和学人们大都已据各版的名称与识文、清朝内陆与边疆政区的变动判断其年代,梳理其系统,并以之阐明清代疆域图的绘制及其知识。但大多没有仔细分析其中南海(包括南海诸国、南海诸岛、南海航路)的知识来源。

朱熹治学思想论析

朱熹是我国学术史上对治学这一主题进行全面而深入探讨的学者。他的治学思想主要涵盖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觉的问题意识,体现为对自身、学术和社会的自觉反思;二是崇高的治学目的,包括"为己"的初衷和"成人"的追求;三是格致的治学方法,体现为对程颐"格物致知"治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四是务实的治学特点,体现为"下学而上达"的治学追求、通经以明理的治经特色和返本开新的路径特色。

浅析升陷祛瘀利水法治疗心衰病

心衰病是临床常见疾病,其病位主要责之心、肺二脏腑。心肺同居上焦,其功能的发挥,赖胸中宗气的支持。故根据张锡纯"大气下陷"理论,以"升陷祛瘀利水"为大法治疗心衰病,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大甸子墓地出土的海贝墓葬及其研究

青铜时代早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位于西辽河流域,其聚落数量的陡增和文化上展现的多元结构体系,都体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强盛。陶鬲、甗等器物的大量出现改变了以筒形罐为代表的西辽河地区史前文化传统,同时,作为舶来品的海贝也开始大量在西辽河地区出现,这些都应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盛有关。众所周知,海贝在商周时期用来当作货币,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海贝也应有类似作用。本文就此问题结合随葬海贝的墓葬进行分析说明。

清代私绘海陆合一的全国总图——黄千人《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及其谱系

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黄千人《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系清代私绘海陆合一的全国总图,其陆上部分的知识来源可上溯至阎咏《大清一统天下全图》,海上部分知识来源为改绘阎咏图的汪日昂《大清一统天下全图》①,其底图接近增补汪日昂图的《地舆全图》②。

考古所见张骞时代之大夏:阿伊·哈努姆的最后阶段

“大夏”之地,较为广泛地为中原人所知,见于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向汉武帝的报告中,其地望所在,在“大宛(费尔干纳盆地)东南二千余里、妫水(阿姆河)南”,即今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阿姆河上游两岸地区。“大夏”是张骞亲身访问的四个中亚大国之一,汉武帝曾对其表现出格外的兴趣,“数问骞大夏之属”,通乌孙、事西南夷皆由此而来。在张骞笔下,大夏是一个土著定居、城邑林立、民弱畏战的国度,是可以“招来而为外臣”的对象。不过,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张骞到达时期的大夏城郭仍不甚了解。在大夏考古发现的诸多城址中,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是发掘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了解情况最多的城址。根据发掘者的分期,阿伊·哈努姆的最后使用阶段与张骞到达的时间相差不多。本文拟结合阿伊·哈努姆的考古材料,尤其是其最后阶段的资料,对张骞时代大夏地区的历史状况进行初步考察。

藏药镰形棘豆和轮叶棘豆的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分析(英文)

本文首次建立了藏药"俄大夏"的两种基源药材—镰形棘豆和轮叶棘豆的一种简单、灵敏、可靠的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分析方法,并对不同产地以及不同时间采集的药材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镰形棘豆有19个共有指纹峰,轮叶棘豆有24个共有指纹峰,镰形棘豆和轮叶棘豆有11个共有指纹峰。通过对照品对照指认了两种药材中共有的7个指纹峰以及轮叶棘豆特有的1个指纹峰的化合物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两种药材尽管在化学成分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其主要成分基本相同,因此从化学成分的角度上为两种药材均作为"俄大夏"入药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提示为了保证临床用药的疗效和一致性,有必要对这两种药材的化学和生物活性区别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素缎大衫与霞帔之再考

明代衣冠服制中将大衫与霞帔定为命妇礼服,有其固定的组合与搭配,并通过质料、色彩与纹饰区分等级。本文通过对大衫及霞帔的相关史料考证,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对吴氏墓出土大衫及霞帔实物进行分析与研究,从形制、制作工艺、纹饰方面进行考证,对明代大衫形制中对古礼的循袭及其时代变化、大衫与霞帔制作工艺与礼仪的关系、大衫与霞帔配伍方式等进行简单探讨。

向达与夏鼐:以敦煌考察及西北史地研究为线索

向达(1900-1966年)与夏鼐(1910-1985年)是新中国历史、考古学界的权威学者。向达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在敦煌学、中西交通史等领域有较大成就。夏鼐先生是著名考古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在考古领域的研究成就突出,对敦煌学也有较大贡献。敦煌学是两位先生学术领域的交汇点,也是两位先生建立深厚学谊的重要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