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诰》“弗吊天”句解诂

《尚书·大诰》“弗吊天”句存在多种句读版本,通过对字词的训诂以及商周天命观的考察,可以确认“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或弗)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无疆大历服”的句读方式以及两种可行性译文。从文本的解诂中可以发现,“天命”观念是周初创作中重要的指导思想,在研究中应把握“天命”观念的指导意义。

危机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初探:以《尚书·大诰》为例

《尚书·大诰》记载了周公东征这一周代初年的重大事件,该文献不仅对于我们研究周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大诰》中蕴涵的危机管理策略更是现代政府危机管理策略的滥觞。系统梳理和研究《大诰》中有关危机传播场景的分析、危机传播策略的选用以及危机传播效果的预期,不仅深化了《大诰》的丰富史料价值研究,而且对现代危机传播理论研究亦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江湖”：底层群体的生存体验和社会构图--以姚大羔会簿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的核心资料,天地会会簿中除了隐藏着关于天地会起源的晦涩信息之外,更主要的还是记录了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底层游民群体行走江湖、建立社会网络所需的大量知识和经验,集中表述了底层的生存体验和社会构图,从一个独特的侧面折射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质。

殷周之际思想变化的轨迹

本文主要在承认殷周思想出现革命性变化的前提下,探讨殷周思想变化中的继承性因素。殷人"以祖配天"本身就隐藏着导向"以德配天"内在逻辑关系,再进一步引申就是周人的"敬德保民"。周初营洛邑时,其使用的祭祀已完全不同于商代,考虑到祭祀在殷周时代的极端重要性,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就是殷周在观念体系上出现革命性变化的开始。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之东“愁”西译——从初大告、黄宏荃到杨宪益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是辛弃疾宋词作品代表作之一,也广受国内外译者青睐,英译本数量可观。国内译介多以林语堂、许渊冲和赵彦春的译本为研究对象,建国前的初大告译本,改革开放80年代的黄宏荃译本以及新世纪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分别在各时期获得西方世界的好评。从历时的角度对比分析三位译家如何成功对外传播这首词作,给新形势下浇筑中华典籍译介之路点亮明灯。

明朝《大诰》颁行动机新议

《大诰》是朱元璋御笔亲订的明初“重典治国”法令。以往论者论及其颁行动机时 ，多从朱元璋本人所谓的“令民知所趋避”的教化论着眼。联系到朱元璋统治时期厉行专制 和强化皇权的种种思想与行为，并对《大诰》中所载案例进行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大诰 》颁行更重要的动机是强化专制皇权，树立朱元璋的一己之威。

中华、伊斯兰法系法典编纂比较分析——以明《大诰》与《布哈里圣训实录》为例

中华法系和伊斯兰法系是对世界法律文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文明。两大法系的法典作为法律文明的载体反映出夺目的法律文化的光芒。明《大诰》和《布哈里圣训实录》作为两大法律文明优秀法典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在法典形式、案件分类特色和国家强力的保障等方面都具有可比较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两大法系的比较研究的进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反映出两大法系法典编纂的个性与共性。

以赤子之心传播传统文化——记初大告和丁往道先生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知名学者中,初大告先生和丁往道先生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初先生是第一位宋词译者,也是最早的《道德经》译者;丁先生首创用小说形式传播中国文化,他的《论语》译本在学界有较大影响。本文通过文本比较的方法,研究两位学者的翻译风格、对传统文化的阐释以及跨文化交流愿景,描述他们的独特贡献,探索传统文化传播的内涵。

大高庄铁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大高庄铁矿床位于鲁中地块东平凸起构造单元南部,处在汶上-东平铁成矿带的北部。磁铁矿多呈层状产出,为磁铁角闪石英岩。矿体赋存于新太古代泰山岩群山草峪组上部的含铁岩系中。矿床成因属沉积变质型铁矿。铁质组分与海底基性、中酸性火山喷溢活动密切相关。磁异常ΔT值>400 n T地区和两个磁异常带之间的强低值区是寻找铁矿床重要地段。

论朱元璋的普法宣传

明太祖朱元璋在其统治期间 ,强调“法贵简当” ,制定了一系列法律 ,并通过立申明亭、颁布《大诰》等方式进行普法宣传 ,提高了各级官吏的法律素质 ,增强了百姓的法律意识 ,对政权的稳定和百姓的生活 ,影响深远 ,意义重大。

西魏北周“大诰体”兴废考论

苏绰、宇文泰在西魏大统年间奏行《大诰》,模仿《尚书》文体改革官文书,试图改造秦汉以来突显皇帝权威的“王言”传统,利用上古文体与文风侵夺王言威权,实践宇文泰霸府权力话语的构建。宇文护全面继承了宇文泰的权位,也延续了霸府的政治修辞,明帝因而下决心改天王称皇帝,同时废止“大诰体”,恢复秦汉以来皇帝命令文书的传统,力图在文化象征层面突出君主的威望。西魏北周长期存在的帝室与霸府权力之争,既催生了“大诰体”,也最终将其埋葬。在“大诰体”之外,关中文坛另有一支文学潜流,继承了北魏洛阳时代文学传统,并为明帝所汲用。

清代大高殿维修与使用的文献记载

大高殿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是明代皇室、宫官婢女演练道教科仪的场所,也是明清两代皇帝祈祷上天、求雨祈晴的地方。清朝统治者采取儒、道、释并用的政策,注重对大高殿的利用,尤其是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等朝,屡次对其进行修缮,以备皇帝亲诣拈香。本文对清代的常修、大修及八国联军对大高殿的破坏等档案史料进行梳理,并进一步阐释了清王朝对之的使用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