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祭仪“布冲他力”的名称含义与仪式性质

苗语东部方言区的苗族有一堂称为“布冲他力”(bul qod tead lis)的祭祀仪式,有白天与黑夜之分。“布冲”(bul qod)是指砍掉仪式中带刺的qod(冲)树,以达到“他力”(tead lis)的目的,即解开詈、咒语。此仪式与另一种也有白天黑夜之分的祭祀仪式“叭力”关系紧密,是同一种仪式的分化。无论是仪式行为还是祭祀目的,“布冲他力”目前在各地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异与分化。

《孔子家语·王言解》与孔子王道思想

随着近年来新文献出土,《孔子家语》的价值被越来越多学者认同,《孔子家语·王言解》作为孔子阐述王道的文献记录,理应作重点研究。《王言解》在《大戴礼记》中作《主言》,两者相较,《王言解》材料更为古朴,保留了较多孔子原意。《王言解》记载了孔子与曾子之间关于王道的对话,集中反映了孔子以“道”“德”互动为致思理路,主张以德、礼为政,“内守—外征”相应以取天下的政治思想。

杜甫《春日忆李白》的“渭北”辨析

对杜甫《春日忆李白》中“渭北”的注解存在“长安”与“咸阳”的分歧。通过考证诗歌的创作背景推断杜甫《春日忆李白》的创作时间大致在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春天,与那年杜甫在长安参加制举考试时间相距不久,故“渭北”指长安。此外,用“以杜证杜”的方法,结合杜甫《社日两篇》其二的诗旨诗意,能侧面佐证“渭北”指长安。使用“渭北”指代长安是唐人的行文习惯,究其原因与秦汉时期关中的都城建制历史有关。明确唐诗“渭北”指代长安的事实,可以为分析唐人认同渭北等同于长安的空间认知提供帮助。

李白诗作《春日醉起言志》在德语地区的传播与译介

李白作为唐代杰出诗人,其诗歌在德语地区受到了广泛关注,五言绝句《春日醉起言志》将诗人飘逸洒脱之诗仙风范表现得淋漓尽致,对该诗在德语地区现有的十个译本建立的语料库进行分析后,可依照德语译者的翻译和创作风格将其划分为三类:直译、意译和改编。结合译者所处时代背景与亲身经历,可以得出各版本之间创作的差异性与延展性,及此现象产生的原因。由此梳理李白诗歌在德语地区的传播,体现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民国警察教育管窥——李士珍与戴笠警察教育思想及实践之比较

李士珍与戴笠是民国警察教育举足轻重的两个代表性人物。他们虽是浙江同乡与黄埔校友,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成长经历与性格特征。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于力行社的特务训练中初涉警察教育,并在其后争夺警察教育最高领导权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教育主张。李士珍的"正规警察"教育与戴笠的"政治警察"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教育方针、教育管理、教学内容与实践形式等方面,既有显著区别,亦存相似之处。比较研究二人的警察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于深入了解我国近代警察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小麦体细胞组织离体诱变效应研究

小麦种子经30kRγ射线照射后,再从M_1株取未成熟胚培养,用再生株当代(M_2R_1)的死苗率、不育株率、结实率及株高变化所反映的损伤程度与对照株(R_1)比较,无明显差异;M_3R_2代的变异率也与对照R_2相仿.5天龄幼胚用0.5kR照射处理后的再生株M_1R_1的损伤程度与对照相仿;M_2R_2的变异率随不同基因型而有增减,但总的变异率仍有显著提高.未成熟胚来源的愈伤组织经1kR照射处理的再生株C_1r_1的损伤加重,但变异率却提高3倍,有益变异增多.以上3种诱变处理,以愈伤组织照射处理结果较好,但照射量宜下降到0.5—1.0kR,幼胚照射效果次之.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理欲观的评析

理欲观是戴震义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戴震义理学区别于程、朱正统理学的关键 所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大力阐扬戴氏义理学,力图恢复戴震的完整形 象,促使戴学成为显学。他们所共同关注者即为戴震的理欲观。由于阐释角度不一,所作的评析 差异较大。章太炎从政治视角理解戴震理欲观,认为戴震与程、朱并无根本冲突,双方是在政治 和伦理的不同层面上阐发各自观念。刘师培则分别用中、西学两种标准衡量戴震理欲观,既赞赏 其义理基于训诂,从而能超越宋儒的长处,又点明其不及西学严密的瑕疵所在。梁启超以哲学概 念评判戴震义理学,认为戴氏之理欲观是用“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本 质上“绝相类”。这些评析,皆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规范戴震研究 的某种“范式”。

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的文献和理论价值

《历代词人考略》是晚清四大家之一况周颐的一部词话,同出一源的三十七卷本《历代词人考略》和《宋人词话》共汇集了有关唐宋词人六百八十多家的文献资料以及况周颐给每位词人写的词人小传和按语。《历代词人考略》是况周颐词学批评理论的重要补充,对认识况周颐的词学范畴、词学史观均有助益;《历代词人考略》中还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词学文献资料。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画史体系与史学理论

唐代张彦远于公元9世纪中叶写作的《历代名画记》,是我国绘画史学成熟的标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的美术史学著述,建立起博大的绘画史学体系,包含着丰富的画史理论和画学思想,记录了自轩辕至唐代会昌时期的画家和画作,并将画史叙述与画品与画论研究相结合,创立了史、论、品(评)相统一的独特的中国美术史学的著述方法,对世界艺术史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戴震对程朱理学“道的理化”之驳斥

先秦汉唐以"道"为中心的哲学,在宋明时代被转换为以"理"为中心的哲学,这就是"道的理化"现象。"道的理化"倾向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了许多极为消极的后果。戴震对于宋儒这种将"道"抽象化、形而上学化,视"理"为天地万物存在之最终根据的思想倾向予以批驳。在戴震看来,"理"或"天理"生发于人伦日用之中,有"道"方有"理",即有情、有欲、有事、有物方才有理。

李商隐和现代诗人戴望舒

从意象遴选和意境缔构来看,李商隐与现代诗人戴望舒在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上颇有相通之处。戴望舒之感伤凄清、朦胧婉曲的爱情诗,与李商隐开创的玉溪诗风,特别是他的爱情诗风格非常接近,十分类似。除了戴之本人的特殊条件外,李商隐的影响应该是造成其独特风格的因素之一。

《狂人日记》: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叙述端点

在以“五四”为主轴的现代性视野下的主流文学史讲述中, 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的《狂人日记》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开端。然而, 1917年陈衡哲便发表了白话小说《一日》, 1915年李劼人已在成都创作《儿时影》等白话小说。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学研究逐步挑战主流文学史叙述,由小说这一视角出发重思何为现代、何以现代、何以开端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从语言工具、主体意识、文学场域三个方面进人这一问题域,论证《狂人日记》所具有的统摄力及其何以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叙述端点。

《大戴礼记》版本三题

通过考察《大戴礼记》版本方面的三个争议性话题,认为《夏小正》虽为《隋书·经籍志》单独著录,但在《大戴礼记》中仍然存在。今本《大戴礼记》确为《隋书·经籍志》著录版本,它是部分亡佚后的残本,而不是卢辩节选本;由于当时书籍属于卷轴装,其残缺多以卷为单位;今本仅部分有注的情况,可能是后人将无注本与残缺的有注本合并的结果。明焦竑所著录的《大戴礼乔记》八卷,并非汉乔仁的著作,而是明人割截《大戴礼记》有注之八卷的结果,这与明人好造伪书的风气有关。

经世者之选择:戴望与《颜氏学记》

晚清学者戴望搜辑颜李遗著,编纂《颜氏学记》,此举既是其"大旨期于有用"宗旨的体现,又含有争取学术话语权的考虑。"戴学源头"与"常州端绪"两个学术论断的提出,即戴望欲打通颜李学与戴震学、今文经之间关联的尝试。故颜李学能于晚清再度复兴,戴望功不可没。

性易的《东矣吟》及其文献价值

性易原名戴笠,在清顺治年间东渡日本后削发为僧,在医学、书画等方面均对当时的日本产生较大的影响,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有关性易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有一定的成果,但仍有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他本人整理抄录的《东矣吟》,是他东渡日本后最初两年里所创作诗歌的结集,现存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世所罕见。目前学界对于性易的研究,很少用到这部诗集。其实,这部诗集里明确记录了性易东渡日本的时间以及最初两年里的交往情况,对于我们解决性易东渡的时间、出海地点、所交往的友人、朱舜水的字号等方面的疑点,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李端棻荐举康有为及其意义

荐举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重大问题。历来研究者大多只关注翁同龢对康有为的荐举,而关于李端棻对康有为的荐举则少有研究。实际上,李端棻荐举康有为关系百日维新的变法大局和组织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作用。

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并非篡窃的文学经典——与潘承玉先生商榷

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虽以李世雄《画网巾先生传》为蓝本,但已有很大的不同,就文字本身的美学和历史内涵看,戴传优于李传。考虑到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文体的特殊性和创作的特定历史情境,给其加上"篡窃"的恶谥并不恰当。清初以降,画网巾先生的事迹一直辗转流传,但并非皆源于李传,亦有不少源自戴传者。

《符天历》历元问题再研究

文章通过考察相关研究和文献资料,提出《符天历》历元的确切日期为显庆五年庚申岁正月壬寅雨水合朔,该雨水为定气而不是一般认为的平气,对应公元日期为660年2月16日,对应的儒略日序为1962169;解决了历来部分学者以为的《符天历》历元"气朔不合"与文献记载《符天历》历元"气朔相合"之间的矛盾;并引用了几则与《符天历》有关的传世星占文献和出土历日资料中的积日数据对结论加以讨论和验证;最后通过对《九执历》积日算法的讨论,指出使用该算法不能支持《符天历》历元为显庆五年正月三日雨水甲辰(660年2月18日)的结论。

《历代赋汇》赋序指误

光绪双梧书屋俞樾校本《历代赋汇》中所录赋序，除承袭《文选》内序外序不分、以史辞为序之外，还有序、丈不分，作者姓名与时代不当，有序而又未予标记等错误。

潘耒史学思想探源

清初潘耒以"史才"鹤立于词科。其求学与成才之路固然受到家学传统之影响,但论及师承关系,潘氏乃集众家史学之长于一身。其师如顾炎武、徐枋、戴笠诸辈之治学偏重不同,皆对潘氏影响至深。但由于时代变迁,潘氏所处的社会地位发生剧烈变化,导致其史学精神出现了"变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