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咸同时期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承续

清代学术史对戴震义理接受图景的描述,向前聚焦于乾嘉时期,向后聚焦于光宣时期,往往忽略咸同学界对戴震义理的接受。戴望作为咸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学家,是表彰戴震义理的重要学人。1863年,戴望系统阅读了戴震的考证与义理著述;1862—1864年,戴望与谭献曾围绕戴震义理展开激烈论争,推举戴震为清代学术史上一流的学者。而后,戴望撰述《戴氏注论语》,继承了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对天道、人道、王道秩序进行了论述,诸如气化的天道观、一元的性善论、以己之欲通天下之欲的修行工夫、体情遂欲的王道理想等等。勾稽咸同年间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承续,可以推进学界对戴望其人其学、咸同戴震学术接受实况、清代学术思想的认知。

戴望致胡培系信札十九通考释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戴望手札》中有戴望致胡培系信札十九通,经考证,均作于同治六年至同治十一年间,几乎贯穿戴望与胡培系交游之始末。其内容涉及戴、胡二人的学术工作、金陵书局的刻印书籍情况,以及其他相关学者的生平行事等信息。

清代咸同汉学的探索与调整——《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比较研究

刘恭冕与戴望是晚清咸同时期重要的汉学家,《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是其时代表性的汉学著述。以同治年间刘恭冕、戴望在金陵书局的交往为背景,比读二书,可知二人作为咸同典型的汉学家,皆秉持追求独立判断以求真义的精神,并对《论语》展开了浩大的训诂考证工作。但是,刘恭冕与戴望在注解时却选择了不同的体例,结果使得《论语正义》的汉学考证色彩得以彰显,《戴氏注论语》的汉学考证色彩被遮没。这种差异性源自刘恭冕、戴望对《论语》注本的构想不同:刘恭冕在乾嘉为群经作新疏风潮下撰写《论语正义》,意欲大力发扬汉学训诂考据方法,提供集大成的《论语》义疏成果;戴望在咸同经世思潮推动下撰写《戴氏注论语》,意欲提供可以革除世敝、维护圣教的经济之学,因此有意调整支离的训诂考据以避免遮蔽义理体系。二书的异同离合,展现了戴望与汉学主流考证学复杂的关系,体现了咸同汉学的不同学术风貌,反映了经世思潮下汉学的发展与流变。

1960年代中国艺术家的海外境遇——以张大千与王济远的交流为例

1960年代是特殊的时段,是困境也是挑战。在中国美术谱系中,艺术家海外美术实践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张大千与王济远的交流以举办展览、讲座、交流及收藏等活动,为身在海外的中国艺术家开辟新路。本文以张大千致王济远信札笺释为主线,梳理两人的交流路径中所溢出的美术相关问题,考察1960年代从美术事件到中国书画收藏热与两人交流中所映射的社交圈相关问题,探讨华笔书画学院与美国美术机构的合作所映射的影响,探析中国艺术家的海外境遇。

王安忆与戴厚英淮河小说的皖北乡村书写比较研究

王安忆和戴厚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两位颇具代表性的女作家,她们与淮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聚焦皖北乡村各自创作出“淮河系列小说”。但二人在创作视角、叙事倾向、审美追求、叙事语言等方面,有着很大不同,体现了各自鲜明的审美个性与艺术魅力。“外来妹”王安忆从“局外人”的视角,以平淡的叙事语言,审视皖北乡村的人性与文化,在回望中由批判转向怀念;“淮河的女儿”戴厚英则是从植根皖北的“局内人”视角,运用乡土味的叙事语言,从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书写“流泪的淮河”,在写真中由眷恋转向反思。她们的淮河小说分别展现了不同阶段的心路历程与审美追求,共同丰富了皖北乡村书写的文学图景。

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

沟通《论语》《春秋》经义,宣说《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运用三科诸义阐释《论语》,发挥其他公羊义理说解《论语》,是《论语述何》的四个重要内容。《戴氏注论语》通过援引多种典籍勾连《春秋》《论语》经义,反复申言《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大量运用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推阐《论语》,发挥建五始说、经权说、讥世卿说阐发《论语》,对《论语述何》的这四个核心内容作了深入的继承与大力的拓展。在此基础上,戴望通过更广泛沟通《论语》《春秋》,将《论语》转变为贴近《春秋》、宣说王道的经籍,表达了其对儒家外王面向的强烈追求;通过强化孔子当素王《,春秋》创设新法、主张改制革新、为后王立法的特质,指出孔子在《春秋》中注入了改制的理念,表达了其更迫切的改制愿景;通过强化三世渐进义与三世之太平世,指出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太平之治的理想,表达了其对太平之境的渴求。由此《,戴氏注论语》强化了公羊改制以致太平的思想特征。细酌戴望对王道世界、改制革新、太平之治的强烈诉求,与其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感知同治中兴改革氛围相关。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考辨

历代学者对《论语》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有不同理解,目前尚无定论。本文认为其中“罔”应为“欺骗”义,“殆”应为“疑惑”义,整句话的意思是“只学习却不思考就会受骗,只思考却不学习就会疑惑”。全文根据文献例证指出:先秦时期没有用例可以支撑郑玄“罔,无知貌”与包咸“罔然无所得”的旧注,但有用例可以支撑“罔”有“欺骗”义,在章句中“罔”可理解为“受骗”;与陈蒲清对于“殆”有“疑”义的质疑进行商榷;从思想史的角度给“思而不学则殆”的“殆”理解为“疑惑”提供一条补证。

论清代《管子》校勘中的学术传承——以王念孙、陈奂、丁世涵、戴望为系谱的考察

有清一代,《管子》校勘领域有着鲜明的学术传承。王念孙、陈奂、丁世涵、戴望三代学人,秉持乾嘉考据学之方法,致力于《管子》校雠事业,为后世的管子研究提供了扎实可信的文献基础。故对这一学术系谱进行考察,既可认清其在管子研究由古典向近代的学术转型中之地位,亦能借此个案了解清代子书校勘之命运。

论《论语》中的“殆”以及“对文见义”

《论语》中的四个“殆”字 ,都是“危险”“不安”的意义。王引之把其中的两个“殆”字解释为“疑惑” ,这是不妥的。“对文见义”不可滥用。如果应用它 。

李商隐和现代诗人戴望舒

从意象遴选和意境缔构来看,李商隐与现代诗人戴望舒在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上颇有相通之处。戴望舒之感伤凄清、朦胧婉曲的爱情诗,与李商隐开创的玉溪诗风,特别是他的爱情诗风格非常接近,十分类似。除了戴之本人的特殊条件外,李商隐的影响应该是造成其独特风格的因素之一。

“你在我心头开了烦忧路”——论戴望舒的诗与情爱

戴望舒诗歌的大部分篇幅,忠实地记录了他与施绛年、穆丽娟和杨静之间的心灵碰撞、交流与疏离。由于他自身生理、性格上的缺陷,使他的个人情爱生活屡次受挫,从而导致了他的爱情诗,呈现出浓厚的忧郁色彩。作为现代派诗歌的领袖,他致力于感觉和情绪的感悟与体味,善于用常见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内心隐秘,他的爱情诗又带有一定的朦胧味道。

经世者之选择:戴望与《颜氏学记》

晚清学者戴望搜辑颜李遗著,编纂《颜氏学记》,此举既是其"大旨期于有用"宗旨的体现,又含有争取学术话语权的考虑。"戴学源头"与"常州端绪"两个学术论断的提出,即戴望欲打通颜李学与戴震学、今文经之间关联的尝试。故颜李学能于晚清再度复兴,戴望功不可没。

若干重要诗集创作与评价上的理论问题

以 2 0世纪 3 0年代出版的六本诗集 :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孙大雨的《自己的写照》、孙毓棠的《宝马》、戴望舒的《望舒草》、卞之琳的《鱼目集》以及何其芳的《预言》为“个案”研究的对象 ,围绕着诗歌的形式 ,技巧及评价等问题逐一分析 ,重点探讨了《大堰河》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 ;《自己的写照》为“诗的格律”所作的切实努力 ;《宝马》“默默无闻缘底事”的原因 ;《望舒草》在情绪境界上的开拓 ;《鱼目集》由主情到主知的转变 ;以及《预言》集空灵幻美的诗风和追求“年轻的神”的诗歌理想等一系列的问题。作者试图在这些个案研究的基础上 ,发现其中贯穿的理论脉络 ,并理论联系实际 ,从而建立起“统一场论”

再论司南是磁勺吗?——兼答戴念祖先生

自从1948年王振铎提出古文献中的司南是磁勺后,此观点即被普遍接受。笔者从1956年开始对此提出质疑,1985年又提出司南可能既是北斗又是官职之说。最近戴念祖着重引经据典以证明司南确是磁勺,并批驳北斗说。但是他的分析和对文献的理解存在许多问题。文章以对戴文的答复方式进一步阐明司南为磁勺说的质疑和北斗说的根据。

孙诒让与戴望交游详考

孙诒让与戴望的交谊,前人很少论及。以孙诒让为中心,钩稽史料,大致勾勒出二人交游的基本轮廓:同治九年十二月初晤金陵,同治十一年十月以后交往日益密切;二人交往的基础,在于学术交流,尤其是对于金文之学志趣相投;二人交往的主导方面,乃是戴望对孙诒让的积极影响。考察二人交游,从历史与心理的角度勾划出二人思想侧影,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孙、戴二人之学术思想,亦可展示晚清地域性经学圈之间学人互动之风貌,并藉此探索晚清学术发展与演变脉络。

天圣铜人对后世针灸模型制作的影响

目的:研究天圣铜人对后世针灸模型制作的影响。方法:通过查阅文献了解天圣铜人的铸造、命运分析其对后世针灸模型制作的影响。结果与结论:天圣铜人对后世针灸模型的制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经络腧穴教学不可缺少的工具。

王岱舆批评张中一说之质疑——兼论《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的关系

《证主默解》和《克里默解》是明末清初出版于江南的两部伊斯兰教著作,前者因王岱舆批评而出名,后者因译者是张中而受重视。有学者却将它们看成是一本书,认为王岱舆批评《证主默解》即是批评《克里默解》、批评张中。并推断明清之际伊斯兰教江南学派内部,包括王岱舆与张中之间存在分歧或纷争。比较两部著作的思想和文句,此观点难以成立。《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是两书而非一书两名,作者亦是两人而非一人;至于推断明清之际江南学派内部纷争等实属个人想象,并无实际依据。

《戴氏经考》为戴震《毛诗补传》的补充考证

关于国家图书馆所藏《戴氏经考》与戴震《毛诗补传》二者之间的关系,恩师杨应芹先生曾做过论证,而戴震挚友汪梧凤在《诗学女为》中大量引用《戴氏经考》内容又为此结果提供一项重要佐证,汪梧凤亲睹《戴氏经考》的时间很可能为戴震馆于汪家不疏园期间。

戴望舒诗歌外来影响的多元性

戴望舒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译作家。他的诗歌艺术在不同时期显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与他在各个时期所受的不同外来影响是有紧密联系的。因此,分析戴望舒诗歌外来影响的多元性是必要的。纵观戴望舒一生的文学活动,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诗歌所受的外来影响存在着多元性。本文论述了戴望舒诗歌不同时期所受的主要外来影响:法国浪漫派,法国象征派,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苏联文学,法国现代派和西班牙诗歌。

《红楼梦》王夫人论

《红楼梦》中的王夫人重用亲侄女王熙凤管理贾府事务,自己实际上是扮演了贾氏家族掘墓人的角色。她是符合封建传统观念的贤德媳妇和慈爱母亲,但为了“通共一个”的宝玉,她成了整治“妖精”的信佛人,成了大观园“理想国”的毁坏者。假如曹雪芹完成了他的杰作,最有可能对宝黛爱情施以终极打击的应该是这位不言不语、心有主见、关键时刻很会下毒手的封建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