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的乌蛮

从人口数量和分布区域看,乌蛮是大理国的主体民族,在大理国时正经历着以氏族(姓)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向更高阶段的社会组织"部"发展,研究大理国境内的乌蛮和乌蛮到底有多少个"部",以及乌蛮在大理国境内静态和动态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化,可以达到拓展乌蛮源流史研究的目的,进而丰富民族史学的学科内涵。

从碑刻铭文看南诏大理国文化的兼容性与和谐性

碑刻铭文是民族古籍及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和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文献载体。以苍洱地区为核心地带建立的南诏大理国曾是唐宋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地方王朝,其文化在宗教文化、儒学文化和社会发展成就等方面呈现了多元包容、和谐发展,体现了南诏大理国文化的兼容性与和谐性。

蒙古与大理关系新探——以“斡腹之谋”为视角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形成了假道大理经南宋广西北上灭宋的"斡腹之谋"。前四汗时期,因受宋蒙关系及宋蒙战局影响,吐蕃、大理一线即今藏彝走廊地区成为蒙古军对宋战略主攻方向和进军路线要道,大理及周边诸蛮被迫卷入蒙古军征服计划与行动之内,因而其时蒙古与大理关系带有鲜明武力假道借路的军事色彩。

南诏大理国史料索引的编制刍议

国内外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成果众多,而在中国民族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南诏大理国有关史料索引的编制无论是单书、群书均未有索引成果的编制,南诏大理国史料索引的编制有助于推进南诏大理文化的研究,也为研究者提供快捷的检索史料的途径。

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密宗与白族先民政治生活的积极互动

佛教密宗在洱海地区的传入,重新建构了洱海地区各部族的民族认同观念,为白族先民共同体的形成发挥了文化凝聚的功能,是洱海地区各部族从前国家社会跃进到国家的重要文化力量,成为南诏时期国家与民族之间实现积极互动的工具。佛教密宗在大理地区形成了与政治权威结合、与本土文化融合、与世俗社会结构对应的僧侣和僧团组织;释儒阶层的产生是佛教、儒教与白族本土文化相互嫁接、吸收、融合的产物,从释儒到儒商,再到乡绅,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演化为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白族社会彰显自身价值和作用。

20世纪以来大理国张胜温画《梵像卷》研究综述

张胜温画《梵像卷》是世界佛教艺术的瑰宝,是南诏大理国史研究的重要史料。20世纪以来,张胜温画《梵像卷》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研究成果颇多。在全面收集整理20世纪以来国内外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梵像卷》研究现状、形成的共识、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方面进行述评,对深入研究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理国段氏为云南土著说质疑

相关资料考证,大理国段氏为云南土著说存在诸多质疑,其段氏祖籍当在西北,为天水地区氐族南迁的段氏之后裔。

南诏大理国的藏书文化

南诏时期的"赠书习诗……传周公之礼节,习孔子之诗书";大理国时期的广求汉文典籍,促进了大理文化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诏大理文化",同时作为大理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大理古代藏书文化也得到了发展。

两宋王朝与大理国关系研究

大理国史是云南地方史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民族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大理国与宋王朝关系颇具特色。一方面是,大理国历代统治者前赴后继的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执着请求宋廷册封,主动追求臣服。另一方面是,宋王朝历代君主对大理国的请封要求一而再,再而三的刻意推诿,不予应允。但是,经济文化方面双方自始至终又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双方政治形势、军事势力、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兀良合台征大理路线考

前人对1253年蒙古三路大军远征大理路线虽有一定研究,但迄无定论,而兀良合台西路军进军路线在学界仍有较大争议。文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根据1244年蒙古军自吐蕃进至大理九和路线、1253年八思巴入藏路线,以及蒙古汗国初期吐蕃地区所设驿站,对兀良合台西路军进军路线作了一番新的探讨。通过对西路军进军路线的详细考证,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蒙古汗国初期入藏路线和藏彝走廊的交通状况。

大理国时期乌蛮聚落的城镇化

城镇建置作为大理国“郡县制”文化的实践单元,政治军事的职能属性始终伴随着其自身的建设发展。由于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白蛮贵族们的割据自固,客观上造成了大理国各个军政区划的治所城镇数量增加。同时,大理国各个民族之间的社会发展依然极不平衡,白蛮与乌蛮的社会发展程度差距依然较大。通过“以县为部”“谓笼为城”,大理国把更加广泛的乌蛮系统民族纳入王国的区划统治体系当中,造成了众多乌蛮部落向基层行政单元的转化,出现乌蛮聚落城镇化的倾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宋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初级统一体”的形成,加速了西南边疆乌蛮系统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南诏大理国与吐蕃及东南亚地区的茶叶贸易初探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茶叶生产趋于繁荣,将茶运往藏区销售并出口到以安南为主的东南亚地区成为王国重要的贸易活动。南诏大理国将茶叶产区的诸多民族置于统一的管辖之下,保证了产地与市场之间的有效联系;茶叶贸易不仅维持着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的存在,云南也借此强化了与西藏以及东南亚的政治文化交流。本文以茶叶及其对外贸易为媒介进行讨论,旨在揭示南诏大理国的经济与社会状况,深化对中国西南边疆发展历程的理解。

饰耳佛像

饰耳佛像系汉文化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创始于成都约南梁晚期,发展千有余年。四川为饰耳佛像首要发展区域,数量多且比较集中,南北朝晚期从川中波及到川北地区,初盛唐时期在川北地区获得较大发展,桃形耳环流行成为共同区域特征。其他地方饰耳佛像数量少又极其分散,流行于唐宋时期,其中南诏大理国实例与四川有所关联。饰耳佛像中最初和少许特殊实例,可能具有释迦佛为教化众生示现穿耳意涵,绝大多数实例则是相因成习表现,目的在于塑造别致的造型风貌。

大理国科举名目考

大理国科举及第者的称号,多见于石刻文献中。通过分析,大体可以判定大理国的科举制度多仿照唐朝和宋朝,有常科和制科。常科又有文学词赋、道举、佛举等名目,其中佛举为大理国特色科目;但其科目名称与唐宋多不相同,有常科试郎、儒士、逸士、释儒等。制科有洞明儒释、衡鉴君国等。即使是道举和佛举,考试内容也以儒学为主,道教和佛教经典为辅。

大理国科举制度再考

根据对同刻一石、同一作者的《大理国上公高踰城光再建弄栋华府阳派郡兴宝寺德化铭并序》和《褒州阳派县嵇肃灵峰明帝记》的分析,认定儒、释、道三教兼通的碑文作者杨才照为大理国科举出身,"试郎"为大理国科举及第者之称号。大理国的科举制度不仅在考试内容方面与宋朝有差异,在称呼上也与宋朝有所不同。

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年题说

值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周年，本文概说其重大史义三题：一是改变了汉武帝开创的云南郡县制衰亡的大趋势，使边疆云南最终统一于中国；二是创设了与多民族云南社会总体和谐的政治建制，尤以影响深远的土官制度为著；三是留下了民族精神与人类智慧和合的宝贵文化遗产。

论南诏大理国佛教教育及其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有宗教便有宗教教育,研究宗教教育是全面认识传承民族文化的民族教育的关键。南诏后期废道立佛,大理国以佛治国一脉相承,"释儒"阶层的出现,标志着南诏大理国制度化教育的形成。其教育形式是以寺院为学校、僧侣为教师、佛儒经典为课本。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君权佛授来巩固王权、教化百姓、统一思想。佛教教育是形成大理白族特色文化的重要因素,同时对大理白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理国地藏寺经幢清洗

地藏寺经幢又名"大理国经幢",系宋代大理国(公元937-1253年)议事布燮袁豆光为超度鄯阐侯高观音之子高明生所造。为了更好的将其保护,必须采取有效的清洗措施,文章先简述了常用的物理和化学清洗技术,最后针对地藏寺经幢的特点对其清洗方法进行了详述,值得借鉴和推广。

大理国科举制度钩沉

大理国时期,儒家学说在境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诵读儒学经典已蔚然成风,文学创作繁荣,已有个人作品专集出现。大理国也实行开科取士制度,其科举制度既有与内地相同之处,又具有其自身的特色。儒释道三教合一,是大理国科举制度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