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ddha Images Between the Dali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Ayutthaya Mural Paintings of Wat Khongkharam Thailand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Indian Buddhism arts, especially Hinayana, and it giv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ural paintings in Wat Khongkharam and the Buddha images in Dali Kingdom of China. This paper also aims at analysing the origi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major premises of artists in Buddhism Arts. Furthermore, I would like to collect related materials and give a recreation as well.

大理国综合实力探析

宋代,地处中国西南的地方民族政权大理国由于具有广阔的版图、优越的地缘优势、“高原阻隔”的天险、丰富的自然资源、适度规模的人口、对大理马等战略资源的垄断以及拥有一支由大理马、云南刀、象皮甲胄等先进装备武装起来的训练有素、战力强悍的强大军队,大理国成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力军力最强大的国家,而独特的佛教文化产生的软实力与强大的硬实力结合而成的强大国力使大理国周边地区成为其势力范围并使其具有了很大的区域影响力。

大理国的乌蛮

从人口数量和分布区域看,乌蛮是大理国的主体民族,在大理国时正经历着以氏族(姓)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向更高阶段的社会组织"部"发展,研究大理国境内的乌蛮和乌蛮到底有多少个"部",以及乌蛮在大理国境内静态和动态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化,可以达到拓展乌蛮源流史研究的目的,进而丰富民族史学的学科内涵。

从碑刻铭文看南诏大理国文化的兼容性与和谐性

碑刻铭文是民族古籍及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和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文献载体。以苍洱地区为核心地带建立的南诏大理国曾是唐宋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地方王朝,其文化在宗教文化、儒学文化和社会发展成就等方面呈现了多元包容、和谐发展,体现了南诏大理国文化的兼容性与和谐性。

蒙古与大理关系新探——以“斡腹之谋”为视角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形成了假道大理经南宋广西北上灭宋的"斡腹之谋"。前四汗时期,因受宋蒙关系及宋蒙战局影响,吐蕃、大理一线即今藏彝走廊地区成为蒙古军对宋战略主攻方向和进军路线要道,大理及周边诸蛮被迫卷入蒙古军征服计划与行动之内,因而其时蒙古与大理关系带有鲜明武力假道借路的军事色彩。

南诏大理国史料索引的编制刍议

国内外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成果众多,而在中国民族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南诏大理国有关史料索引的编制无论是单书、群书均未有索引成果的编制,南诏大理国史料索引的编制有助于推进南诏大理文化的研究,也为研究者提供快捷的检索史料的途径。

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密宗与白族先民政治生活的积极互动

佛教密宗在洱海地区的传入,重新建构了洱海地区各部族的民族认同观念,为白族先民共同体的形成发挥了文化凝聚的功能,是洱海地区各部族从前国家社会跃进到国家的重要文化力量,成为南诏时期国家与民族之间实现积极互动的工具。佛教密宗在大理地区形成了与政治权威结合、与本土文化融合、与世俗社会结构对应的僧侣和僧团组织;释儒阶层的产生是佛教、儒教与白族本土文化相互嫁接、吸收、融合的产物,从释儒到儒商,再到乡绅,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演化为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白族社会彰显自身价值和作用。

20世纪以来大理国张胜温画《梵像卷》研究综述

张胜温画《梵像卷》是世界佛教艺术的瑰宝,是南诏大理国史研究的重要史料。20世纪以来,张胜温画《梵像卷》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研究成果颇多。在全面收集整理20世纪以来国内外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梵像卷》研究现状、形成的共识、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方面进行述评,对深入研究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理国段氏为云南土著说质疑

相关资料考证,大理国段氏为云南土著说存在诸多质疑,其段氏祖籍当在西北,为天水地区氐族南迁的段氏之后裔。

南诏大理国的藏书文化

南诏时期的"赠书习诗……传周公之礼节,习孔子之诗书";大理国时期的广求汉文典籍,促进了大理文化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诏大理文化",同时作为大理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大理古代藏书文化也得到了发展。

中古云南的香药与贸易:以诃梨勒为中心

诃梨勒是印度传统医学中的一味重要药物,凭借发达的贸易网络,它很早便被介绍到中古世界的多个文明体中。云南盛产包括诃梨勒在内的三勒果,唐宋文献的相关记录虽然不多,但都提到了云南出产诃梨勒的情况。本文希望借助敦煌研究等已经逐渐搭建完成的知识脉络,结合考古和田野调查资料,对诃梨勒在古代云南的利用状况进行梳理。诃梨勒在佛教徒中被认定为圣药,在佛教医学盛行的南诏大理国,医生基本都是由僧侣充当,诃梨勒在当地注定会得到广泛的使用,而且不排除供应藏区和中原邻近地区的可能。

两宋王朝与大理国关系研究

大理国史是云南地方史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民族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大理国与宋王朝关系颇具特色。一方面是,大理国历代统治者前赴后继的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执着请求宋廷册封,主动追求臣服。另一方面是,宋王朝历代君主对大理国的请封要求一而再,再而三的刻意推诿,不予应允。但是,经济文化方面双方自始至终又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双方政治形势、军事势力、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兀良合台征大理路线考

前人对1253年蒙古三路大军远征大理路线虽有一定研究,但迄无定论,而兀良合台西路军进军路线在学界仍有较大争议。文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根据1244年蒙古军自吐蕃进至大理九和路线、1253年八思巴入藏路线,以及蒙古汗国初期吐蕃地区所设驿站,对兀良合台西路军进军路线作了一番新的探讨。通过对西路军进军路线的详细考证,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蒙古汗国初期入藏路线和藏彝走廊的交通状况。

饰耳佛像

饰耳佛像系汉文化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创始于成都约南梁晚期,发展千有余年。四川为饰耳佛像首要发展区域,数量多且比较集中,南北朝晚期从川中波及到川北地区,初盛唐时期在川北地区获得较大发展,桃形耳环流行成为共同区域特征。其他地方饰耳佛像数量少又极其分散,流行于唐宋时期,其中南诏大理国实例与四川有所关联。饰耳佛像中最初和少许特殊实例,可能具有释迦佛为教化众生示现穿耳意涵,绝大多数实例则是相因成习表现,目的在于塑造别致的造型风貌。

大理国时期乌蛮聚落的城镇化

城镇建置作为大理国“郡县制”文化的实践单元,政治军事的职能属性始终伴随着其自身的建设发展。由于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白蛮贵族们的割据自固,客观上造成了大理国各个军政区划的治所城镇数量增加。同时,大理国各个民族之间的社会发展依然极不平衡,白蛮与乌蛮的社会发展程度差距依然较大。通过“以县为部”“谓笼为城”,大理国把更加广泛的乌蛮系统民族纳入王国的区划统治体系当中,造成了众多乌蛮部落向基层行政单元的转化,出现乌蛮聚落城镇化的倾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宋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初级统一体”的形成,加速了西南边疆乌蛮系统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南诏大理国与吐蕃及东南亚地区的茶叶贸易初探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茶叶生产趋于繁荣,将茶运往藏区销售并出口到以安南为主的东南亚地区成为王国重要的贸易活动。南诏大理国将茶叶产区的诸多民族置于统一的管辖之下,保证了产地与市场之间的有效联系;茶叶贸易不仅维持着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的存在,云南也借此强化了与西藏以及东南亚的政治文化交流。本文以茶叶及其对外贸易为媒介进行讨论,旨在揭示南诏大理国的经济与社会状况,深化对中国西南边疆发展历程的理解。

大理国的朝贡及其影响

大理国唯与宋朝存在朝贡关系,而又分为正式与非正式两种形式。正式朝贡是大理国与宋朝政府之间的朝贡,非正式朝贡则是大理国周边羁縻各族与宋的朝贡。通过与宋的朝贡,大理国不仅在行政体制上借鉴、模仿宋朝,而且助成了两国之间广阔存在的民族缓冲带。在大理国与宋的朝贡关系中,边贸因素是影响两国态度形成的重要因素。

大理国科举名目考

大理国科举及第者的称号,多见于石刻文献中。通过分析,大体可以判定大理国的科举制度多仿照唐朝和宋朝,有常科和制科。常科又有文学词赋、道举、佛举等名目,其中佛举为大理国特色科目;但其科目名称与唐宋多不相同,有常科试郎、儒士、逸士、释儒等。制科有洞明儒释、衡鉴君国等。即使是道举和佛举,考试内容也以儒学为主,道教和佛教经典为辅。

大理国科举制度再考

根据对同刻一石、同一作者的《大理国上公高踰城光再建弄栋华府阳派郡兴宝寺德化铭并序》和《褒州阳派县嵇肃灵峰明帝记》的分析,认定儒、释、道三教兼通的碑文作者杨才照为大理国科举出身,"试郎"为大理国科举及第者之称号。大理国的科举制度不仅在考试内容方面与宋朝有差异,在称呼上也与宋朝有所不同。

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年题说

值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周年，本文概说其重大史义三题：一是改变了汉武帝开创的云南郡县制衰亡的大趋势，使边疆云南最终统一于中国；二是创设了与多民族云南社会总体和谐的政治建制，尤以影响深远的土官制度为著；三是留下了民族精神与人类智慧和合的宝贵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