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发现:能动与回应之间

借助达马斯卡的政府功能影响司法程序的理论可以拨开当下我国"能动司法"语境下法官事实认定摇摆于积极发现和消极放任之间的理论迷雾。以其"理想类型"为标尺考察我国混合式诉讼模式下的法官事实认定,其特点,一是在纠纷解决方向上存在着官方控制的进退维谷和当事人程序行动的严重失衡,二是在政策实施方向上任何程序形式都有可能让位于和对接于"宽严相济"政策的主导地位。在我国转型背景下,国家功能在能动与回应之间流动、混合,相应地,法官事实认定程序在本质上要求政策实施和纠纷解决的适度折中,在适用范围上要求具体案件具体处理而作出多元化设计。

达马斯卡科层模式下公检法三机关之关系

公正程序的应然要求是法律至上、法官至上,但渐进式的审判模式中决定了法官执行法律较依赖于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的侦查和取证工作。从我国1982年《宪法》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看,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地位显然要高于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我国实行的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度决定了公安机关的地位和权力应该比法、检略低,但我国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决定了"公安局长党政兼职"的强权优位做法。

达马斯卡权力模式下的“醉驾入刑”现象分析——以《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为切入点

醉驾入刑吻合科层型权力模式的特征:处理主体由公安机关改为人民法院体现了严格的等级秩序;认定标准"酒驾"、"醉驾"之间的差别与性质体现出了决策的技术性标准;解决问题的层次上升体现出了官方程序的排他性。醉驾入刑现象的外在表现反映了能动型法律的特性,但其内在精神更吻合回应型司法的基本特征;其贯彻实施符合政策实施型司法的本质属性。我国现阶段必须进一步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警惕立法万能主义和刑法万能主义思想,发挥司法的积极能动效应。

达马斯卡证据法理论中三个程序支柱的相互关系

达马斯卡在《漂移的证据法》一书中提出"支撑英美证据法大厦的三根支柱"为原型审判法庭、集中式程序和对抗制。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细致检讨其程序支柱与证据规则的相互衍生和支撑关系之前,甚至首先是检讨这三个支柱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与不同观点的相互比较以及对英美法系诉讼文化背景的考察,这三个支柱之间的确存在着独立性、充分性、关联性和层次性的关系,这三个支柱不独可以解释证据法的过去,还可以因应程序的变化而预测证据法的未来。

中国司法现代化的演进逻辑与发展路径

中国司法建设百余年历程可归结为“现代性司法的中国化”与“中国性司法的现代化”两个基本命题,并在当下融合于迈向“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自主性现代司法模式。对于中国司法现代化的逻辑阐释及发展理路,可从达玛什卡司法程序类型理论寻找灵感。立足于现代司法的多样化特征,达玛什卡提出了一个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程序类型理论,并可引申出多元现代性视野下司法现代化存在多种选择的命题,这可以在理论上为“现代司法的中国模式”提供支撑。同时,摒弃去情境化的普遍主义,基于权力组织结构和国家形态对司法程序某种程度的决定性塑造作用,达玛什卡“重新找回国家”,深刻阐释了司法现代化的主体性逻辑与政治生态学命题。无论“现代性司法的中国化”,抑或“中国性司法的现代化”,都应充分关注程序改革与作为制度背景的中国司法生态特别是政治生态的契合性。未来司法建设应在中国性与现代性之间进行反思平衡,既要深入推进司法领域中国性价值与范畴的现代阐释,也要充分关注现代性价值与范畴在司法领域的中国表达。

英美刑事证据法的发展理路及现代检视——对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的批判性解读

证据法的发展走向是西方尤其是英美法学界近年来讨论的焦点和热点。《漂移的证据法》因运用比较方法对英美证据法的三大制度性支柱及其转变的现实进行精湛的分析而赢得了广泛赞誉,但对英美证据发展走向的悲观主义结论又使得这种赞誉大打折扣。从历史维度和现实逻辑来看,英美刑事证据法不会像达马斯卡所说的那样"崩溃"和"不可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