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的“直译”观之我见——与梁启超、马祖毅等人的评断商榷

学界普遍认为佛学家、佛经翻译理论家道安属直译派,对此提法值得商榷。从历史的角度对道安的翻译观做条分缕析的研究,根据其论说的各个出处以及后人对道安在佛经翻译史上的地位的认识、评价等,笔者认为道安并非是单纯的直译派,他对博大精深的佛经的翻译有独到、深刻、明智的见解。

玄佛互涉视域下道安“本无”与“性空”思想辨析

长期以来,对道安般若学思想是"本无"还是"性空",学界一直存有疑义。本文认为"本无"与"性空"思想是道安般若学思想的两个向度。从本体论而言,道安的"本无"思想受魏晋玄学贵无论、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发挥"以无为本"的玄学学说;从认识论而言,道安"性空"思想主张以般若智慧洞见"本末等尔"、"有无均净"来体证"诸法实相",不同于魏晋玄学贵无论"得意忘象"的认识思路,属般若学正解。道安般若学思想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不一致性,是玄佛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相互融摄的间接反映。

道安对于中国佛教僧团建设的贡献

关于释道安，梁启超评论说：安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虽未尝自有所译述，然苻秦时代之译业，实由彼主持；苻坚之迎鸠摩罗什，由安建议；四《阿含》、《阿毗昙》之创译，由安组织；翻译文体，由安厘正，故安实译界之大恩人也。

道安的译缘人生与译思译想

道安在注释旧译时主要关注译文文、质与繁、简问题,主张繁简、文质不同风格的译文共存互相补益来彰显佛旨;而晚年主持译经时则主要关注翻译方法问题,主张直译以防译文有失。对佛祖的虔诚之心是道安关注佛经翻译之缘由,而角色转变则是道安翻译思想变化之主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释道安研究综述

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释道安一生研学佛理,弘扬佛法,既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理论建构者,又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实践者和组织者,对中国内地佛教僧团的确立和中国佛教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有较大的影响。对释道安的研究历来是中国佛教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为学术界和佛教界所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释道安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梳理:一、综合性的论述;二、般若思想的研究;三、禅学思想的研究;四、佛经翻译、注解、编撰经录研究。同时对释道安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道安佛学文化与“文化襄阳”建设

印度佛教中国化,是释道安在襄阳依托智慧襄阳、文化襄阳的土壤实现的。他的成就也进一步丰富了智慧襄阳、文化襄阳的内涵。道安的创世之举与襄阳的文化底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所创立的中国佛教也有襄阳名士的参与。所以,襄阳应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发源地。佛教界把道安在襄阳的寺院称之谓中国佛教的祖庭是名符其实的。襄阳应充分开发、利用道安佛学文化资源,发挥襄阳传统文化优势,强化"文化立市"理念,促进"文化襄阳"建设。

道安佛教哲学思想探微

佛教最初在中国的流传,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为安世高系,此系重禅法,归实践宗教一类;二为支娄迦谶系,此系重义理,以宗教理论为主。道安佛教哲学思想的形成是在获得般若经的译文后逐步形成的。道安佛教哲学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无在元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二是崇本息末;三是据真如,游法性。道安对佛教义理的揭示和宣传,促使佛教脱离方术化,发展成为一种精致的义理之学,使佛教真正渗透、融进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深层。

道安: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

道安南下襄阳后,从管理体制上提出了"依国主立佛法"的原则;在理论上创立学派,兴起中国式般若学;在组织上建立了以道安为核心的释姓汉僧网络;在制度建设上探索了中国佛教的管理新路;在信仰上创立了一种适应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新模式。道安从各方面进行的改革,全面解决了佛教中国化的问题,使他成为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

道安著作考析

道安一生的著作起码有53部(篇)。按类型分:佛经作序20篇,佛经作注20篇,著述13部(篇)。按传世情况看,共有30部(篇)亡佚,目前仍传世的有23部(篇)。

源于襄阳 成于襄阳——浅谈道安般若学与荆州学派的渊源

东汉末年,刘表在襄阳开办了荆州官学。荆州官学教官宋忠等人儒道兼综,形成了荆州学派。魏晋时期,山阳王弼在荆州学派的基础上,通过注释《老》、《庄》、《易》,将儒道融合研究,又形成了魏晋玄学。东晋时期,释道安在襄阳弘法时,大胆革新,"洋为中用",以王弼的"贵无派"玄学理论解释佛教般若学,创立本无宗。形成了一种既像印度的般若思想,又像中国的玄学思想;既不同于印度的般若思想,又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的新理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印度般若思想和中国《老》、《庄》、《易》思想的合流。道安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般若学与在襄阳创立的荆州学派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源于襄阳,成于襄阳。

佛教中国化第一人——释道安

道安既不以中国既有的思想去桎梏佛学,也不原封不动地照抄印度佛教,而是在不违背佛教义理的情况下,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去诠释佛学,使佛学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道安统一"释"姓,改变服饰,使僧人生活中国化;建寺修塔,创规立制,规范僧人修行的中国化;组建译场,创建译论,注经作序,使佛教义理中国化;创宗立派,依玄解佛,使佛教信仰中国化;首倡爱国爱教、佛法不离世间,创政教关系的中国化。正是由于道安奠定了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的根基,才有了后来佛教在华夏大地的大发展,故被誉为"佛教中国化第一人"。

道安大师“法依国主”论新探

在战乱频仍法事难立的艰难处境下,道安大师虽留恋乡土并对东晋王朝抱有疑惧,但仍然做出了南投襄阳的决定。道安大师关于"法依国主"的著名论断,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做出的。道安大师之所以做出这一论断,乃是从国家抉择与戒律证成两方面为南投襄阳的决定做出合理性解释,其根本目的是"法事"得立。从政教关系角度而论,"法依国主"的论断确实有向东晋统治阶层寻求支持的含义,但究其根本则是主张佛教的发展应该以国家社会局势的和平稳定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