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道教:明清桂西土司社会的双层“士绅化”

明清时期,在帝国教化的背景下,通过转变出身、建学立庙、派遣子弟入学和参加科举、制造认同和区隔,桂西土司逐渐地将自身从本地土酋转化成“汉人士绅”。士绅化后,土司官族加强了与汉人流官士绅的联系,与本地土民则区隔开来。为防止土民成为士绅,土司禁止儒学下乡,不准土民参加科举。在儒学受阻之时,士绅文化借助道教继续向下渗透,土民中产生了大量在道教仪式中“模仿士绅”的识字者——“道公”。这使得桂西土司社会的“士绅化”呈现出双层结构:上层土司官族通过儒学成为士绅,底层土民则借由道教来“模仿士绅”。双层“士绅化”改变了桂西土司社会,推动其走向文字化和国家化。

海南黎族道公祭仪吹打乐的跨时空关系比较研究

20世纪50年代调查,2002年出版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曾记载了有关海南汉、黎道公祭祀吹打乐的资讯。80年代以来,陆续又有关于该类吹打乐活态表演及乐器的研究成果产生。鉴于黎族传统音乐及乐器包含了诸多跨族群—地域(国家)分布的文化元素,若以较开放的学术视野,结合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及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同类乐器进行比较研究,将使本课题领域得到较为明显的开拓和发展。

仪式共生与主体性形塑:广西上林县古登村壮族师公与道公考察

师公与道公作为桂中壮族地区普遍存在的两类仪式专家,彼此间的密切关联需要从师承谱系、宗教文书及仪式过程等三方面进行考察。位于广西中部地区的上林县镇圩瑶族自治乡古登村的壮族师公与道公是该地区最主要的仪式专家,两者均具有独立的师承谱系。道公凭借科仪书等宗教文本的运用及超度亡灵等仪式角色的扮演,占据着仪式生活的主导地位。师公因在大型法事中被定为副坛而通过文本、口头表述等形式不断塑造自身仪式角色的重要性,以此区别于道公的仪式。与此同时,师公又在具体的仪式过程中与道公共同完成部分法事。这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复杂关系,体现了师公与道公对自身仪式主体性的形塑诉求,并在无形中促成了村落仪式语境的多维面相。

非遗视阈下的桂东南客家大幡醮仪——兼论民间信仰之性质及其与儒释道之结构关系

桂东南客家聚居区至今传承的大幡醮仪,发端于汉末,形成于南北朝,完善于唐,盛行于明清,古老而神秘。从"非遗"视角观察,大幡醮仪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价值、深刻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显著的社会价值。其中尤其珍贵者,乃仪式之传承者闾山教道公,蕴含着中国传统宗教儒、释、道、巫四教合一的深刻内涵,堪称研究传统宗教之活化石。

“美孚黎”道公的神职与传承研究——基于海南省西方村的田野调查

在黎族社会,道公是沟通人"鬼"之间的媒介。美孚黎的道公可分为三种类别:汉道公系、黎道公系、百蹦系。他们分工协作主持宗教活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神职范围和神职传承系统,承载和传递着美孚黎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文化。

人“鬼”之间:美孚黎道公的流派类别及其传承

道公在黎族社会中是沟通人"鬼"两界的宗教祭祀人员,美孚黎的道公可分为三种流派类别:汉道公、黎道公、百蹦。作为人鬼之间的媒介,他们分工协作,其职责和神职范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固定,主导着黎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云南瑶族宗教服饰的内涵

文章认为 :原始信仰与道教的融合 ,是瑶族宗教文化的独有特征。进而指出瑶族神职人员“师公”、“道公”做法时的特殊着装 ,涵盖着丰富的宗教文化意义 ,是其他民族中少见的宗教礼服 ,除了具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和审美价值外 ,对瑶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