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司法实践中“因案修例”的历史考察与分析——以道光朝“奇里绷阿案”为例

围绕道光四年(1824)的“奇里绷阿案”,刑部在道光四年和道光十四年先后两次对《大清律例》中“刑律·斗殴·殴期亲尊长”门内的特定条例进行了修纂,两次修例都在朝堂上下引发关注与磋议。“奇里绷阿案”因案修例的过程反映了传统法律的服制原则及儒学唯尊的社会背景,亦体现了清代法律体系的自我调节衡平,可供当代法治镜鉴。

清代道光南部档案俗语词例考七则

《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最系统的清代县级地方政权档案,但其内容多为手写,且俗语词数量繁多,给档案的阅读、整理与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道光年间出现的“压头钱”“二比”“抱首”“大仑坎”“投契”“达”和“顺山田”七个俗语词,语义难以理解或容易误解。根据材料语境,结合权威辞书、传世文献,得出如下结论:“压头钱”指“押金;定金”;“二比”指“彼此;双方”;“抱首”同“抱告”,指“事主派遣与之关系密切的人为其代理诉讼”;“大仑坎”指“地势凸起且呈梯状的土地”;“投契”指“向官府交纳契税”;“达”同“搭”,指“连带”;“顺山田”指“靠着山坡并与山坡同一方向的农田”。

嘉道时期的诗学思潮转向

清朝嘉道之际的社会处在所谓盛世滑向衰世的过渡阶段,学风、士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诗学思潮与诗歌创作。细致入微的学术训练、程朱理学下的世界观、身份认同下社会参与意识的高涨,使理性主义的思想笼罩在嘉道诗坛上空,诗歌的价值取向也回归正统。在继续强调诗歌独创性和个性化的前提下,诗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得到体认,个人化与纪实性成为该阶段的诗歌特征。诗学思潮则趋向敛华就实,情志并重。诗论家集中总结了清中叶以后的诗学经验,丰富了“学人之诗”的理论内涵。“以人论诗”将诗人的品行节操作为评判标准,崇“真”尚“志”,强调诗与人一。这些诗学观念既是嘉道诗坛对清前中叶诗歌的继承与反思,也是晚清志士之诗的先声。

由“言今”到“证古”——从徐松看道光朝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侧面

渊源于新疆方志修撰的清代西北史地研究,在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即表现出面向现实的特点。其中,龚自珍、魏源等人关注清政府西北统治政策的得当与否,而徐松等人则重在讲求西北山川形势的真实客观。道光中期以后,随着徐松等人在这一研究中的持续努力,西北史地研究转向对蒙元史及传统史志的研究,表现出由“言今”向“证古”的转变。

论道光朝前期驻防八旗生计问题

驻防八旗制度是清朝的军事、社会组织制度,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道光朝前期,由于驻防官员贪污腐败及八旗子弟奢侈堕落,驻防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道光帝采取了"汉军出旗"、严查抱养冒籍、添设养育兵等措施,一定程度缓解了问题,但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八旗制度的衰落。

“窑口”与清道光前期的鸦片走私

窑口是清道光初年逐渐兴起的鸦片走私组织,它既适应了鸦片走私活动的新需要,也是鸦片走私趋于组织化、规模化的反映。随着窑口的形成与发展,鸦片走私群体和走私方式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各种地方势力通过窑口参与到鸦片走私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形成了以窑口为核心从偷运入境到分销各地的鸦片走私体系。窑口的兴起和鸦片走私的规模化,促使清政府采取更为严厉的禁烟举措,但最终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鸦片问题。鸦片战争后,随着鸦片走私方式的改变,窑口最终走向衰落。

道、咸、同时期清廷属国政策之研究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和其后,当西方各国以武力方式迫使清廷屈服后,近代条约体系就成为处理清廷与西方各国关系的新准则。但至同治十一年前,朝鲜、越南、琉球等国仍以清朝属国身份,维系于它那残存的宗藩体制。不仅如此,为维护自身权威和统治,清廷于此时期内仍对它那残存的宗藩关系进行着必要的维护,但实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它的属国政策,多属消极被动应变。

清嘉道时期的人才危机

清代嘉庆、道光时期,官场人才总的情况是真才失意,庸才、奴才得志,出现人才危机。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封建专制主义的严酷压迫和为专制主义服务的传统道德、纲常名教的严重桎梏,即专制的外压和道德的内伤,是两个导致人才危机的重要因素。

清代嘉道咸时期书院述略

清代嘉道咸时期,书院讲学虽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但由于受当时社会的影响.书院制度腐败,师资水平严重下降,书院经济状况恶化,毁废严重。书院开始了全面衰败的阶段。

《岭南群雅》编者刘彬华生平考略

《岭南群雅》的编者刘彬华是广东著名诗人,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卒于道光九年(1829)。乾隆五十一年(1786)中举,嘉庆六年(1801)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旋即绝意仕进,先后讲席越华、端溪两书院凡二十余年。喜吟咏,常参与诗坛雅集,可惜其别集《玉壶山房诗文钞》早已亡佚。他还常以乡绅代表的身份热心操办各种善事,曾主持道光《广东通志》总纂及嘉庆《阳春县志》、道光《阳山县志》和《永安县志》等县志的补修纂辑工作,并主编了两部清中叶广东诗歌总集的代表之作《岭南群雅》、《岭南四家诗钞》,推动了广东诗歌的创作及传播。

嘉、道时期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兼及儒家“经世致用”精神

鸦片战争的爆发并非历史的偶然 ,嘉庆、道光两朝的内忧外患已经预示了中国所要面临的危机。而危机爆发前 ,中国的精英群体———士大夫已忧虑国运而开始探索自救的出路。他们的孜孜以求和奔走呼号再次证明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

姚燮的诗学渊源与浙东“四明诗派”之建构

梳理姚燮早年在宁波枕湖吟社的诗歌活动及相关记载,不难发现姚燮、厉志、叶元阶三人在诗学方向上是保持一致的,且受到吴德旋的影响。因而,探究姚燮的诗学渊源问题,不妨首先联系厉志的《白华山人诗说》,其次进一步追溯到吴德旋乃至吴德旋的师法对象--宋大樽和姚鼐,再旁参其他枕湖吟社成员的诗话著述,即陈仅的《竹林答问》,由此可揭示出道光年间四明诗学的生成语境,其中根底落在"学古"二字。四明诗学的同质化特征,构成了"四明诗派"确立的一项关键性乃至根本性要素,又因四明诗学与格调诗学的源流关系,"四明诗派"在清诗史中的位置也较为清晰。

道光朝总督数量辨析——兼及任期

台湾学者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一文对从嘉庆以迄光绪的各朝督抚数量作了精细的考察,其结论广为学术界所引用。然而经重新统计,其中道光朝总督人数应为51人,并非魏秀梅所论43人。因之,总督任期也有所不同。

道光朝总督群体结构研究

道光朝是清代乃至我国整个传统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通过对道光朝51位总督民族、籍贯、出身、行政经历、到任年龄及任期和离职原因等的分析,可以窥视出清廷在这一转折时期的用人之道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而对我们理解清代中衰或有助益。

早期侨批业运营的几个问题——以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的记载为中心

吧达维亚华人公馆的档案资料记载了19世纪中叶侨批局出现之前侨批业营运的情况,包括早期水客、经营方式、经营过程的信用保证、侨批纠纷的解决、经营过程中不可预见情况的处理等。在1787年到1846年这段时间里,水客作为一种行业,从事侨批递寄,制度上已经相当成熟。侨批局设立以后,水客在早期侨批业运营过程中建立的制度,诸如发展总分局的网络、收款后出具单据、兼营金融或者商贸业、利用汇水差价和商贸业获得利润等等,几乎都为批局所继承。

嘉道之际域外史地学的兴起

清嘉道之际兴起的域外史地学，既是明末及清代前中期域外史地学的直接延伸，又是近代前夜中国人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来袭的一种文化反应，俞正燮、等一批敏感士子，多方搜求外域新知，初步突破了千百年来视外国为“夷狄蛮貊”和“儒者著书但识九州以内”的陋见陈规，打开了“外窥”世界的“一牖”，为此为的近代中国人“开眼着世界”开启了先河。

论清人辑选清诗总集的“诗史”观——以《诗观》《清诗铎》《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为中心

清代诗坛,学派林立,学术观点异彩纷呈,"诗史"观是其中重要的观点之一,清诗总集的编辑就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邓汉仪《诗观》、张应昌《清诗铎》和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是典型代表,它们从凸显"诗史"观的编纂体例、绍诗史的辑选标准、重性情的诗史意识三个层面充分展示出辑者的"诗史"观。

道光朝陋规整顿与朝政困局探微——以道光末年晋抚王兆琛复设陋规案为中心

道光二十九年发生的晋抚王兆琛复设陋规案,为道光朝唯一一起封疆大员因陋规被革职遣戍的吏治重案。案情背后反映出道光朝陋规与地方官场生态的多重面相。王兆琛之前任巡抚吴其濬裁革陋规看似出于“洁己奉公”的道德追求,实则亦含有多种现实因素的考量,而王兆琛复设陋规缘由则集中体现出导致地方官员陷入收支困境的诸多因素。结合同一时期清廷裁革多省盐务陋规的活动,来考察王兆琛案的审理进程,会发现道光帝之整顿陋规已偏离吏治整饬的本质,异化为应对鸦片战争后国库空虚压力的权宜之计,而在相关人事部署中又隐然可见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势力扩张。由此揭示出晚清初期的清王朝所面临的重重时代困局。

试述清嘉道咸三朝官窑瓷器的生产──兼论清官窑衰落的确切年代

本文根据史料就清中期官窑瓷器生产衰落的确切年代，中期的烧造情况进行了讨论。

论“道咸中兴”的理论精神

通过黄宾虹“道咸中兴”的提出和历史认同,从他的学术体系和重要观点来审视这一理念后面的理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