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道教仪式音乐研究

本文依据原始文献资料研究以北魏寇谦之天师为代表的北朝新天师道仪式音乐实践,发现寇天师虽然大力倡用诵经乐章改革旧天师道仪式,也编创了多种斋仪和个别乐章及一些音乐术语,但其仪式音乐的实际内容却相当单调贫乏,虽较汉魏略有进展,但却远逊于同时期的南朝灵宝派仪式音乐,其对后世的影响也微乎其微。由此表明,以往学术界对北朝仪式音乐的高度评价需要重新审视和认定,方可反映道教仪式音乐的真实历史进程。

滇东北民间正一道安神开光科仪考察

滇东北一带道教源远流长。明清以来,正一道诸派融合,引佛融儒,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正一道。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正一道日渐复兴,信众多借助安神开光,祈福禳灾。仪式分择吉、安神、开光三个步骤,仪式过程、表文、符、咒均展现了正统道教内容,同时又体现出地方性特色。

清代及民国时期汉族道教服饰造型与纹饰释读——以武当山正一道、全真道教派法衣为例

道教法衣因其独特形制及宗教寓意为道家各流派之祭祀及修行用服,并为自春秋始"黄、老"哲学思想宗教化之具体体现,且融入儒、释、阴阳以及民间多神崇拜使之世俗化进而合乎于道家教义之宣慰及布道。基于武当博物馆、北京白云观、国内外博物馆及私人收藏的20件清代及民国时期正一道、全真道教派法衣,梳理其形制、纹饰源流,从而总结道教法衣中蕴含的"天圆地方"之宇宙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哲学观,实现道教法衣纹饰符号中"天人感应、道法自然"之规律探寻。

“技进乎道”:中国传统伦理与道德的结构性张力

“技”是中国古人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在各种技艺中,“礼”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两周之际,“礼”的发展出现了礼仪之别和礼义之问。随着“理”作为哲学概念的引入,“礼”和“理”之间的沟通得到加强,“礼”逐渐以“理”为精神实质并分享了“道”的终极性,“礼即理”的思路也基本确立下来。由于“礼”的内涵一方面关涉风俗习惯,另一方面与“道”相通,因此,“技进乎道”的视角可提示我们由“伦理—礼”而“道德—得”的现实路径:通过伦理(礼)实践而通“道”,通过对“道”的体悟和坚守而有所得(德)。但伦理和道德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提示我们,由伦理而道德并不意味着伦理就是道德,道德的养成需要伦理的实践,也即中国古代教育的“学以成人”。

道教仪式音乐的体系及其风格特征

该文系借着北方全真道的早晚课仪式与音乐,及南方天师道的科仪与音乐,透过实地调查的数据,归纳其风格特征,并从仪式空间切入,论述形成音乐风格特征的因素。全真道举行仪式的空间为名山宫观,地处幽静,朴素的音乐音响正为此一环境特征的写照。天师道科仪在人口荟萃的庙宇举行,该空间是各种民俗的展现场所,故天师道科仪音乐融入甚多传统音乐的内容,符合庶民对传统音乐呈现热闹场景的需要。结论认为,道教仪式音乐呈现静谧淡雅,与热闹世俗的两种色彩,形塑道教音乐风格的全面性,而该音乐特征,适为不同功能场合或文化背景的自然呈现。

清代临安府瑶族宗教仪式中的汉地道教元素——以S3451号文本之“关告科”与“开解科”为例

以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恩(Bodleian)图书馆的S3451号瑶族宗教经本为例,将其中的"关告科"与"开解科"两节仪式与汉地道教的科仪文本相较发现:无论是从神学观念还是从仪式程序、具体环节来看,瑶族的宗教仪式皆有着浓厚的汉地道教色彩,实际上是对汉地道教斋醮科仪的一种"借用"。通过这种考察,可以确证瑶族宗教仪式中的汉地道教元素,有助于深化学界关于瑶族宗教的认识。

清至民国时期道教正一派在敦煌地区的流传——以敦煌莫高窟所见斋醮榜文为中心

此前学术界关注不够的敦煌莫高窟清代、民国时期斋醮榜文,既是道士在莫高窟为民众建醮的文本遗存,也是研究敦煌地区道教史乃至近代中国道教史的新资料。榜文中“正乙弟子”“安西直隶州敦煌县”等系列文字,以及清代、民国时期莫高窟游人题记中“正乙弟子”等文字均可证明,当时敦煌地区道教正一派一直在流传并有斋醮仪式等活动的开展。

晋末南朝灵宝派经教仪式与天文历算关系新论

灵宝派继承了早期道教研习天文历算学的传统,所传经典认为宇宙并非杂乱无章,天地运度、星辰度数均可推算。灵宝派之道不再仅是某种非对象性活动下的神秘经验,而亦一变为人的对象性活动中所把握的自然规律。作为神圣天书的灵宝经被认为是神真推算历法选择时节后方传诸世,历算活动中对天文异常变化的把握亦成为信众勤行灵宝经法的心理动因。灵宝派通过天文历算研究,试图为道教神学寻找理性与经验基础。其整理道教科仪、提升道教组织素质的活动虽属信仰行为,但实际上增强了传统数学与天文学传播发展的社会基础。

常态、变态与回归——两宋常规祭祀体系中道教因素的变迁

道教,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官方宗教,深刻地参与了有宋一代的常规国家祭祀体系。真宗朝所创立的一系列具有道教色彩的礼典,确立了其参与国家祀典体系的标准模式,即将道教元素融入儒家传统为主的体系之内。徽宗前期,他基本上承续了真宗时期的既有模式;而在政和、宣和时期,徽宗则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之前道教参与国家祀典的"真宗模式",代之以一种以道教,尤其是神霄派理念为核心,试图全面挑战既有之祀典体系的新模式——即所谓的"徽宗模式"。然而,随着徽宗的失败和靖康二年(1127)北宋王朝的覆灭,南宋的第一位君主——高宗不得不面临其自身与宋廷合法性的双重危机。在重建和强化其政治权威的过程中,神道设教和神圣谱系的延续显然是必要的。正因如此,他必须接受"真宗模式",继续强调道教因素在国家祀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而并未接受部分士人和官僚全面摒弃道教仪典的建议;然而,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高宗也必须同徽宗朝对于国家祀典体系激烈的道教化改造进行明确的切割。总而言之,如若我们将真宗朝以来道教参与国家祀典的模式视为一种常态的话;徽宗朝,尤其是徽宗朝后期的一系列举措,则是某种宗教狂热之下的变态;而在南宋前期,道教参与国家祀典的基本模式则在经历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之后,重新回归常态,体现出很强的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