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地区辽金时期城市空间格局演变初探

辽金时期,东北地区进入历史发展的巅峰,吉林地区政治活跃,经济相对繁荣,处在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关键时期。在城市格局上,充分体现了吉林地区作为交通要道、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心的属性。本文以辽金时期古城遗存与城址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对历史资料进行整合分析,并梳理城市遗存的分布情况。通过文献资料分析、历史地理研究和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归纳辽金时期吉林地区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路径,对比其城市格局的差异,以期初步揭示吉林地区辽金时期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规律。

辽金时期殿堂藻井类型及其室内空间塑造特点

辽金时期的建筑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下的产物,为我国古代建筑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时期留下的天花藻井的实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样本。文章以辽金时期典型殿堂藻井实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辽金时期殿堂藻井的形制结构、藻井与建筑的空间位置关系以及藻井在建筑空间中所营造的空间特征几个方面的解读,总结辽金时期殿堂藻井的布置特点,从而展现藻井对殿堂建筑空间营造的独特意义。

基于数据挖掘探讨晋唐时期治疗消渴的用药规律

目的:探讨晋唐时期方药代表著作中治疗消渴的组方用药规律和特点,以期为中医临床诊疗本病提供理论依据及用药参考。方法:检索电子版《中华医典》第五版《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中涉及的方剂进行整理,应用数据挖掘技术进行分析。结果:收集方药119首涉及药物149味,高频中药(频率≥10%)为甘草、麦门冬、瓜蒌、人参、生地黄等20味;药物种类有补气药、补阴药、清热泻火药等39种;药性以寒为主,药味多偏甘苦;主要归经为肺经、脾经、胃经,其次为心经、肾经;关联规则分析得到药物组合15个;挖掘出3个核心药物聚类。结论:晋唐医家诊疗消渴法宗《内经》,开创三消论治之先河,构建出了目前临床常用证型框架,为后世医家研究拓展该病开辟了广阔道路。

辽夏金礼服民族属性研究

辽夏金三朝均有自己的礼服制度,其祭服、朝服最终采用中原祭服、朝服样式,以体现皇权维护和职官管理的需要。但是这个历程是渐进式的,且其最终样式仍然不是对中原王朝样式的原样复制,而是有选择性的在局部稍作修改或者取舍。

海东青崇拜与辽金元政治生态的平衡

鹰猎文化在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中世代承传,作为鹰中极品的海东青,坚韧不拔、不畏强敌,一直是他们崇拜的对象。辽金元三个王朝的崛起,与他们忠勇尚武的民族精神息息相关,海东青崇拜也是构成这种民族精神的重要一环。海东青获取不易,进而影响到三个民族与周边民族及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海东青正常流动时,不同民族与地区关系较为和谐,君臣关系比较融洽;而超出正常使用范畴的求取,加剧了海东青输出民族与地区的负担,造成了政治生态的紧张,进而威胁到自身统治。

宋辽金时期厅堂木构建筑外檐斗拱构造方式浅析

宋辽金时期,手工业商业发展迅速,南北交流更加频繁,催生出了璀璨的建筑文化。为了更深层次地探索宋辽金时期木构建筑的营建过程以及构造特点,文章以外檐斗拱为线索,对现存宋辽金时期厅堂类建筑进行调查研究,主要对象为辽代建筑独乐寺山门、宋代建筑少林寺初祖庵以及金代建筑晋祠献殿,将这些建筑外檐斗拱的构造方式拆解分析,进行对比,总结此时期建筑构造方式的转变趋势,为同类型同时期建筑的修缮与复原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宋金时期西北吐蕃若干人名探微——以《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唐古特语为中心

由于缺乏藏文史料,学界在翻译宋金时期吐蕃人名时,多是根据个人理解,既不统一,也存在很多误译现象。清代对宋金时期吐蕃人名做了大量改译,其改译依据是乾隆朝编纂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该书运用了很多唐古特语解释改译原因,反映出古代藏族文化对其他民族影响之深远,从李立遵、董毡等人名的翻译可以看出,充分利用《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是我们正确还原宋金时期吐蕃人名的重要方法。

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探讨金元四大家治疗头痛的用药规律

目的 探析金元四大家治疗头痛的用药规律。方法 收集《金元四大医家医学全书》中治疗头痛的方剂作为数据来源,将处方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3.0。结果 录入处方共71首,药物共计107味,用药总频次为535次。使用频次较高的是川芎、防风、炙甘草、甘草以及细辛;药性主要以温性和寒性居多;药味以辛、甘、苦居多;药物归经主要以肺、脾、胃、肝经居多;功效方面以解表药、补益药以及清热药较多;聚类分析得到4个核心药物组合。结论 《金元四大医家医学全书》治疗头痛处方用药规律揭示了治疗头痛主要以活血行气及升举阳气为核心治法,兼以清热、祛湿、化痰、泻下等法。其理论依据及核心药物组合可为当前中医药干预头痛及未来新药开发提供一定的依据。

从海东青说起

辽之亡于金,与海东青有关。女真完颜部之兴起,与“平鹰路”有关。一种猎隼竟然促使王朝兴替,在国史上,可说绝无仅有!以史料说明辽亡金兴的史实,还以动物学角度,简介海东青及其繁殖、活动范围,说明海东青珍稀难得的原因。另以天鹅的栖所与食性,批驳以海东青捕天鹅取珠的传闻不实。

内蒙古金代两家子堡址植物浮选结果及分析

本文通过对兴安盟两家子堡址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分析,发现其从事着多品种的农业种植制度,并符合以粟为主,以黍、荞麦和稗辅之的典型旱作农业系统特征。浮选所得材料为1号院落属性的判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为认识和复原该遗址甚至是金代北方地区的生业经济结构提供了新的植物考古学材料。

论辽金大同瓷窑剔花瓷的装饰与影响

公元十至十三世纪之际,在我国北方地区相继建立了实力雄厚的辽金王朝。938年,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于契丹辽国,从此大同成为辽国西南属地。1044年,辽兴宗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自此大同成为辽五京之一。金灭辽后,袭辽制,仍称大同为西京。西京大同作为辽金两朝重要的都城,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因此,这时期该地区的农牧经济、手工制作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而辉煌的瓷器制造业就是最为典型的案例。浑源窑、青瓷窑、怀仁窑引领雁北窑场,成为当时北中国重要的瓷器生产基地,而其生产的黑釉剔花瓷器因釉色乌黑晶莹,器型古朴素雅,纹饰豪放粗犷,备受时人的青睐,产品远销日本、高丽等国。本文以大同瓷窑的剔花瓷为研究对象,从大同瓷窑的发展、剔花瓷的装饰艺术以及这种技法的传承与影响做分析与探讨。

从宫观创建看金元时期全真道的发展分期

全真道的宫观制度是逐步形成的,最初的基石是严格的道士出家制度,随着全真道的发展,宫观建筑规制、宫观经济、宫观管理等制度渐趋完善。作者综合各种史料,建立了一个《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数据库》,收录宫观1200多座。在此基础上,本文统计了从全真道创立到元朝灭亡二百年间宫观创建的变化情况。统筹考虑其他因素,将金元时期全真道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创期(1167—1222)、全盛期(1223—1255)、抑制期(1256—1308)和后弘期(1309—1368),同时对每个时期的成因、特点等进行了分析。

非均相催化氧化合成葡萄糖醛酸及内酯的研究进展

对葡醛内酯的性质、用途及各种合成葡醛内酯方法进行了介绍和评述,综合比较其它催化过程,非均相催化氧化具有工艺过程简单、三废少及催化剂可回收利用等优点;从催化剂组成、合成反应条件及收率综述了不同载体负载催化剂非均相催化氧化合成葡醛酸及内酯的方法,分别介绍了以铂、钯、钌、氧化铬、2,2,6,6-四甲基-1-哌啶为催化剂的催化氧化过程.非均相催化氧化在葡醛酸及内酯的合成中具有潜在研究、开发及应用价值.

北京龙泉务辽金代瓷器初步研究

本文对龙泉务辽金代白瓷和黑瓷进行了研究，其胎的组成以高铝（3．2～38．5％）、钠（1．2～4．2％）和低硅（52．9～55.5％）为特征，其组成与北方古代名窑瓷胎有明显差别。样品釉的组成差别较大：一个样品属碱钙釉；三个样品属钙碱釉；二个样品属钙质釉。酱色釉是在强氧化气氛下烧成，放在黑釉表面形成一层赤铁矿结晶体，使其釉的外观呈酱红色。细白瓷样品的烧成温度为1240℃左右。

北京龙泉务窑辽金代黑瓷的制作工艺和显微结构研究

龙泉务窑黑瓷粗、细胎用原料分别与白瓷粗、细胎相同，故可以认为当时该窑在制作瓷坯时是不分黑瓷白瓷的，只是涂釉不同。样品外观分为茶叶末釉、酱色釉、油滴黑釉和普通黑色釉，它们釉的含铁量在３ ．３ － ７ ．８ ％ 。釉滴黑釉组成特征是含高硅（７４ ．１ ％ ） 、低铝（１２ ．１ ％ ） 和低铁（３ ．３ ％ ） ，其釉属钙碱釉，釉较厚，釉表面有磁铁矿微晶，使外观呈银色小油滴。茶叶末釉属钙质釉，釉中生长较多的钙长石和普通辉石晶体，还有残留石英和磁铁矿结晶，所以形成茶叶末釉的外观。酱色釉是由部分含铁量较高（６ ．６ － ７ ．８ ％ ） ，钙镁氧化物含量较低的黑釉在较高的烧成温度和较强的氧化气氛下烧成，釉面生成赤铁矿晶体层，故外观表面呈酱红色，面下仍为黑色。样品烧成温度１２００ － １３００ ℃。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与人口容量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核心区屡次转移 ,与人口数额、资源禀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环境压力相关。由于西辽河流域南北地区资源环境的差异 ,两地能够供养的人口数量是不同的。本文指出 ,虽然辽中期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核心的上京地区与以老哈河流域为核心的辽中京地区人口数额相近 ,但辽上京地区人口接近或达到这一地区人口容量的临界值 ,环境已不能满足全部人口的生存需求 ,最终以人口迁出形式求得人口与资源的暂时平衡 ;而辽中京地区 ,由于资源环境较优 ,整体上人口与资源禀赋保持平衡 ,仅局部地区存在资源不能持续满足人们生存需求的现象 ,在此背景下人们以二次移民形式完成新一阶段生存环境的选择。

“粗放型”的辽金元廉政建设

采用政治学的结构分析方法和历史学的文献分析方法,探究辽金元廉政制度的特殊性因素,分析这一时期吏治腐败和政治动荡的深层原因,研究表明,辽金元廉政建设属于"粗放型",并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辽金元政权在军事获胜后没有完成向"文治"的转变,但在客观上清理了中原政权长期积累的繁文缛节弊端。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与东亚世界——兼评费正清的“华夷秩序”论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是宗藩关系。宗藩关系起源于周朝的畿服制度和礼制。一般认为,在东亚史上存在着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国家向中国朝贡为特征的朝贡体系或称华夷秩序。然而,宋辽金乃至蒙元时代的中韩关系形态,似乎对费正清教授的"华夷秩序"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这一时期,虽然中国与高丽建立了宗藩关系,但是,随着辽金蒙古先后入主中原乃至一统天下,以辽金元为代表的北族王朝,取代了以汉唐宋为代表的汉族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地位,并迫使高丽等周边国家称臣纳贡,所以,费正清教授关于"华夷秩序"的论述,并不完全符合此一时期东亚国际秩序的事实。这时期的东亚,不仅不存在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而是以北族王朝辽金元为中心,形成了"华夷变态"的东亚世界。

辽宋西夏金的避讳、称谓和排行

避讳、称谓和排行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三者有一定的关联,而在辽宋西夏金代又有其特点。本文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论述。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核心区的转移与环境变迁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的核心区经历了数次变动 ,辽初来自中原、渤海等地的移民 ,首先在以辽上京为核心的地区从事农业开垦 ,并形成辽王朝的经济中心。这一经济中心地位维持了近 10 0年 ,至辽中期 10余万农业人口从辽上京地区迁往辽中京地区 ,并推动经济中心与农业开发的核心区移向这里。辽中京农业开发核心区的地位维持了 10 0多年 ,至金中期再次向金兴中府转移。作者重点探讨了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人口与农业核心开发区从西拉木伦河流域、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向老哈河流域、大凌河流域 ,自北向南的空间转移过程 ,以及与环境变迁间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