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视角下《女生徒》三译本语句翻译对比分析--以陆求实、李桂芳、杨伟译本为例

《女生徒》是日本著名作家太宰治创作的短篇小说。基于德国功能主义目的论三原则,按照藤涛文子《翻译行为与跨文化交际》中归纳的九种翻译方法及不同译文的比较评价方式,选取《女生徒》的三个中文译本,就语句层面翻译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三译本的翻译目的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需要传达源语的审美和艺术形式。在语句层面的翻译方式上,三译本多用重构和适应的翻译方法,均能够按照目的语文化进行调节。总体来看,三译本基本上都能够符合目的论三原则。同时,也再次证明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同样适合于文学作品的译本分析。

太宰治《人间失格》在中国三十年的阅读史

近三十年来,太宰治文学尤其是《人间失格》在中国被不断翻译、评论和研究,形成了一段值得论析的阅读史。归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社会学层面,认为《人间失格》是日本战败后社会的一面镜子;二是心理学层面,从人类共通心理的角度阅读《人间失格》,寻求情绪宣泄、心理治疗及审美转化等功能诉求;三是现代性与当代性层面,《人间失格》被年轻读者赋予了新的意蕴,以诠释部分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人间失格》及其阅读史作为中国的外国文学、日本文学阅读接受的一个重要案例,具有一定的分析研究价值。

论日本无赖派作家太宰治的文学思想

日本无赖派文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重要文学派别,而太宰治是无赖派文学派别中的最为著名作家之一。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是在其生活阅历和文学创作经历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思想意识主要有"颓废堕落"意识,"自杀"意识,"罪"意识,"孤独"意识,"基督"意识等,被日本学界称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

环境影响创作 主题催化文风——柳永与太宰治之比较研究

在文学史上,中国与日本既平行发展,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唐宋文化深深影响了日本的思想和文化界,近现代的日本文学又在很多中国文人的作品中植入了美学因子。因此,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比较研究将是一个连绵不断的系列课题。笔者选取柳永与太宰治这两个产生于不同时空、文化、民族、语言背景下的作家进行比较研究,旨在说明两位作家之间虽未发现有确凿考证的事实联系,也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内在动因,但二者在创作主题、人物形象、表现手法、思潮流派等方面既存在或明晰、或隐藏的共通处和契合点,同时又在中日文学的演进中呈现出深层次的文化融汇。这不能不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文学现象。

论太宰治小说《人间失格》的反讽叙事策略

太宰治是日本现代文学"无赖派"(新戏作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人间失格》是其自杀前发表的自传体小说,小说的风格阴暗、颓废,甚至被认为是其"遗书"。反讽叙事学理论为我们解读这部作品提供了新视角,作者的原罪思想、批判现实主义以及反世俗精神等跃然纸上,使作品体现出深刻的悲剧内蕴与巨大的艺术张力。

对太宰治赋予梅洛斯人性的原典考察

在德国诗人席勒的原典上,太宰治加以了补充和创新,由此诞生了日本文坛上的优秀作品《奔跑吧,梅洛斯》。以前,学界对原典的出处众说纷纭,本文拟通过对原典的考察,证明《奔跑吧,梅洛斯》的素材是出自于《人质》。席勒所描绘的梅洛斯只是一个模式化的英雄人物,但太宰治在原著的基础上加以再创作,赋予了主人公以丰满的血肉,也就是梅洛斯的不慌不忙的性格特征、对自己和家族名誉的重视、在困难面前犹豫不决等人性的特点。

“轻淡”:太宰治小说《潘多拉盒子》的文艺理念

小说《潘多拉盒子》是太宰治于日本战败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其第一部在报纸上连载的作品。《潘多拉盒子》在写作风格上不同于太宰治以往作品中的颓废、消沉、压抑之特色,更偏向于阳光、明朗的基调。太宰治在小说《潘多拉盒子》中将"轻淡"理念视为崇高理想,一种终生追求的境界,并希望通过这篇小说向人们阐明:人不论面对怎样的残酷现实,也要怀抱着希望活着,即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杂志的文学忌叙事与作家神话的建构——以太宰治为例

樱桃忌是日本著名作家太宰治的忌日,于每年6月19日在日本三鹰市禅林寺举办。通过对杂志的樱桃忌相关叙事的内容分析和照片分析,可以发现杂志向读者大力宣传的是在三鹰市禅林寺召开、有众多年轻男女粉丝参加、充满传奇色彩的樱桃忌形象和拥有大量虔诚粉丝、充满个人魅力的太宰治形象。杂志通过赋予"粉丝"特殊意义和排除樱桃忌不为人知的一面,试图维护太宰治的神话性。这是杂志建构作家形象和神话的机制之一。

众多失格的人:《人间失格》的叙事伦理

《人间失格》是日本战后著名无赖派作家太宰治最有影响的一部代表作。重点通过对《人间失格》的叙述者与小说中的主要出场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分析,揭示出隐含作者如何借由叙述者的自身故事叙述表达作者的真实意图,即他的伦理价值取向,又是如何引导读者进行伦理判断,进而启发读者对其叙事背后的人性展开思考的。

他者与自我共同建构下的人性书写——《奔跑吧!梅勒斯》的主题分析

日本现代作家太宰治的小说《奔跑吧!梅勒斯》人物性格塑造鲜明,故事结构跌宕起伏,讲述了梅勒斯克服自身和客观的困难最后救出好友的全过程,在歌颂了友谊与信任的同时,呈示出人性深处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具备三重社会身份的主人公梅勒斯(自我)与另外三个人物(他者)之间既对立又统一,且互为表里,在知性、道德和情感的三个维度上合力构筑出太宰治小说独特的人性书写世界。

日本无赖派作家的反讽叙事艺术——以太宰治的《维荣之妻》为例

太宰治是日本战后初期文坛的知名作家之一,是日本无赖派文学的核心人物。其叙事艺术表现力强,叙事策略精妙,叙事手法多样,而反讽叙事手法是其文学叙事的重要特色之一,其中《维荣之妻》便是其代表性作品。在《维荣之妻》中,无论是叙事情节和叙事话语,还是叙事人物和叙事母题,均体现出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现象与本质的背离,表层与内在的错位,从而蕴含着否定、嘲讽的委婉叙事,渗透着对战后日本传统的抗争和对当时社会秩序的批判,增添了反讽叙事的色彩,拓展了反讽叙事的张力,将太宰治的文学思想和艺术内涵彰显出来。

《斜阳》中贵族意识的矛盾性

作品《斜阳》如书名一样,描写了二战之后,日本天皇制瓦解,导致日本贵族阶级名存实亡。贵族身份的瓦解使名门贵族的地位边缘化,贵族们受到了来自社会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因此,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子一家虽出身贵族,但对于贵族身份的认知充满了矛盾。

太宰治文学改写论

改写是大文豪太宰治文学创作的重要方法。太宰治从中国古典文学、西洋文学、日本传统文学中汲取素材,以改编、改创等方式,在再现原典故事内容的同时,从情节、主题乃至思想内涵层面进行凝练与升华,从而呈现出某种意义上的新文本。文学改写亦展现出太宰治迥异于已有文学创作模式的全新尝试与探索。

《散华》与太宰治的战争观

1944年3月,太宰治在杂志《新若人》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散华》。这篇作品是作家怀念死于二战战场上的青年友人的产物,令人意外的是,这篇与时局联系比较紧密的作品,在太宰文学研究中却一直较少被批评界提及。本文将从杂志特点、时代言论倾向和小说人物的两种"死"三个视角,探讨作品与作家的战争理解。

从《人间失格》看大庭叶藏对人际关系的不信任感

《人间失格》是日本著名作家太宰治的代表作之一。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大庭叶藏童年、青少年和成年这三段时期的人生经历,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勾勒出了他一步步"丧失为人资格"、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文章依据心理学中关于信任的研究和理论,通过对作品中三组重要关系(即大庭叶藏与其父亲、同伴堀木正雄、妻子良子)的分析与考察,揭示大庭叶藏"对人类的恐惧"本质上源于对人际关系的不信任感,指出该作引发人们思考"应该如何存在"的现代意义。

世界尊崇《聊斋志异》

本文以颇具说服力的文学史实证明《聊斋志异》和蒲松龄彻底赢得了日本的国家文化机关、日本文坛、日本作家和广大民众的爱戴和崇拜。他们珍藏《聊斋志异》、阅读《聊斋志异》、研究《聊斋志异》、消化《聊斋志异》,消除了他们与《聊斋志异》的国际距离,使《聊斋志异》达到了本土化的程度。本文阐述了日本著名作家认真品味《聊斋志异》的文学思想,努力学习和实践蒲松龄的创作思路和方法,使其在当代日本文坛得到完美的继承并得以发扬光大的具体事实。《聊斋志异》就像一颗种子,它已经在日本文坛和日本社会生根发芽,并且开出了鲜艳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就是本文的中心论点。

"边缘意识"与"皮肤感觉"--女性主义视域下的太宰治文学

对太宰治文学的已有研究中不乏对其女性独白体小说的研究,但对其中"女性""女性特质"的功用却鲜有探讨。本文借助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从社会性别、性别操演的角度探讨太宰治与女性在"边缘意识""皮肤感觉""非理性"等层面的关联,剖析太宰治的反俗逻辑,并借此提出从女性主义视角深化太宰治文学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太宰治战后文学主题思想研究

太宰治是日本无赖派的代表作家。二战结束后,太宰治迎来了文学创作上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他相继发表了《维庸之妻》、《斜阳》、《人间失格》等一系列重要代表作。太宰治的作品带有强烈的"私小说"特征,他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对生命的感悟等融入作品中,这些作品中充满了强烈的虚无感、罪意识和自杀倾向。

太宰治与卡夫卡“罪”意识探源

太宰治和卡夫卡这两位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作家间并无明显联系,也不存在相互影响的确切证据,但他们两位思想中共同存在明显的"罪"意识。"审父"的恐惧、存在的根本性不安、人之"原罪"的审视、时代罪行的反思,是两位作家"罪"意识的共同表现。同时两位作家"罪"意识的产生都与他们的家庭背景、身份意识、民族文化和时代病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讨两位作家"罪"意识根源所在,有助于我们以更开阔的视野掘进作家创作的灵魂和他们生命的深处。这既能揭示两位作家"罪"意识根源的相同因素,又能呈现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和伦理价值的差异。

孰清孰浊:太宰治《清贫谭》对《黄英》人物形象的重塑

太宰治将《黄英》改写成《清贫谭》,重塑了黄英、马子才的人物形象,这集中体现在“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一言的移花接木上。原作中完美的理想女性黄英被重塑成敢于追求爱情却不能自立的女子,清高迂执的马子才换名马山才之助,被重塑成作中最核心人物,依旧迂执,但更有骨气。太宰治如此重塑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为了呼应其同时期创作的《促织》;二是为了更好地揭示“新体制”时局下的文人处境,批判该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