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资源、实际控制与公司控制权争夺——基于雷士照明的案例研究

已有关于股东关系和控制权配置的研究大多基于股东的财务资本投入。基于股东资源并以民营上市公司雷士照明的控制权争夺为案例,分析民营企业股东间发生控制权争夺的原因,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大股东之间具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群体属性,维持其关系的核心在于股东资源及其相互依赖性。大股东间矛盾及其控制权争夺,源于股东资源投入与其期望回报间的"差异",当掌握公司实际控制权时,大股东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内在动机将可能显性化,最终导致公司控制权争夺。而这种控制权争夺影响着大股东间关系的再协调和公司治理的动态调整。

中国资本账户及各管制项目开放程度的测度研究

资本账户开放是加速我国经济转型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基于法定和事实两个层面,通过改进的研究方法,对中国1999—2013年资本账户的整体开放情况以及各具体管制项目的开放程度分别进行测算研究,结果发现:近年来我国资本账户法定层面的放松有效地带动了事实层面的开放,整体呈现出更加开放的趋势,并在现阶段已处于一个中等偏上的开放水平。资金流入与流出的管制基本保持了同步调的放松趋势。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领域开放程度相对较高,资本项目中的房地产交易限制开放趋势显著,私人资本流动的管制则开放步伐相对平缓,证券投资仍处于管制最为严格的领域。因此,应积极改善直接投资的效率和结构,提高资本项目和证券投资项目开放程度,以开放促进改革,并充分发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积极作用。

汇率制度演变与宏观经济绩效:文献回顾

本文回顾了利用不同汇率制度分类方法对汇率制度演变、假说与争议以及汇率制度与宏观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发现:一,由于汇率制度分类方法的不同,经验研究对汇率制度演变及其发展趋势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二,同样由于分类方法的不同,经验研究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宏观经济表现也不能形成一致的看法,并且,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测之间存在非常大的鸿沟;三,一国政府在汇率制度安排上的言行不一致极大地影响了一国的宏观经济绩效。这些发现促使经济学家重新审视不同汇率制度的优劣和对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研究。

技术标准选择:中小企业竞争的起点——基于公权标准和事实标准的思考

公权标准和事实标准的并行使标准化过程呈多样化趋势,中小企业在拥有更多选择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标准化风险。中小企业在标准化活动中应遵循市场导向、效益最大化、系统性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尽量采用不同范围的公权标准,有选择参与不同类型的标准制定过程,努力构建"为我所用"的标准资源。

论“法理台独”的“宪制形态”

"宪制形态"具有"规范"确认、"民主"确认及"认同"确认的"根本法"功能,构成"法理台独"的核心表现形态。依据宪法学理上关于宪法变迁的形式标准,"法理台独"的"宪制形态"可以分为"制宪台独""修宪台独""释宪台独"三种基本形式。"法理台独"的"宪制形态"经历了正式起步、激进试探及再度酝酿三个阶段,对台湾地区现行"宪制"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表现为"一国两区"框架下"一国"要素不断虚化和"两区"区隔的实质强化。在"台独"势力与大陆方面、岛内反"独"力量的双重博弈逻辑下,"实体问题程序化""宪法问题法律化""政治问题价值化"等"法理台独"策略应当引起大陆方面高度警惕。

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安排的名与实——对法定汇率制度与事实汇率制度之差异的经验分析

文章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安排名与实不符现象的分布与演变,并对其成因提出了一些假说。文章使用面板数据多元混合Logit模型的计量分析发现,较高的通货膨胀导致恐惧浮动现象,而较高外汇储备或严格的资本管制则导致恐惧固定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我们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安排名与实不符现象成因的假说。

论承认外国法院判决的互惠原则

关于外国法院判决承认制度中的互惠原则的解释,时至今日中国司法实践仍处于摸索阶段,存在无条约就无互惠、事实互惠、推定互惠、承诺互惠等不同观点,本文通过对各种观点的梳理,反思批判中国司法实践中采取的不同解释,重申法律互惠的意义,明确互惠原则只能是法律互惠。从法律互惠的角度出发,国与国之间有的判决可以得到承认,而有的判决得不到承认是正常现象。从目前中国承认外国法院判决的诸条件来看,包括互惠原则在内均不成为外国承认中国法院判决的障碍;同时互惠原则有利于防止对方国家在承认条件上设置不合理的条件,从而产生实质性不平等。回归互惠原则本意,准确理解互惠原则的含义及作用,对于完善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水扁通过“宪政改造”推动“法理台独”分析

陈水扁上台以来,一直图谋通过“宪政改造”实现“法理台独”,先后提出了“公投制宪”、“催生新宪法”、“第二阶段宪改”等主张,其目的是彻底去除台湾法律体系中的“法理一中”架构。但是陈水扁为了掩人耳目,在“宪政改造”的具体内容中强调“行政体制改革”、“新闻自由”、“18岁公民权”等;在政治手段上则强调自下而上,并与选举动员相结合。然而,没有国民党的支持,没有民意的支持,陈水扁推动的“新宪公投”不可能成功。

资本账户、法定汇率制度与事实汇率制度

文章对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以及法定与事实汇率制度之差异的共同决定过程进行了研究。文章以世界各国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利用离散变量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对于法定与事实汇率制度的差异有显著影响,但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无论是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还是法定与事实汇率制度的差异,都存在显著的状态依赖性。

国外汇率制度与宏观经济绩效研究述评

宏观经济绩效是衡量与选择汇率制度的重要依据,随着汇率制度分类方法由法定分类向各种事实分类转变,需要重新审视汇率制度对宏观经济绩效影响的结论。近年来,一些文献单独使用各种事实分类法,或者混合使用事实和法定分类法,研究汇率制度对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性的影响。其结论可供政策制定者参考,分析方法可供进一步研究借鉴。

人口规划目标“虚夸”成分的辨析——基于皖江城市带9市新一轮城乡发展规划目标的再分析

基于常态人口发展的继承性、连贯性,可确立皖江城市带合肥、芜湖等9市2020年户籍人口总量的上限;基于新一轮城乡规划中2020年人口规划目标,可直观地"解析"出同期外来常住人口总量的下限。然基于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外来人口等总量变动的常态性特征与内在相关性特征,适用"归谬法"可直观地解读出当前城乡发展规划中有关未来人口规划目标的"虚夸"成分,进而"质疑"新一轮城乡发展规划目标设立的理性和科学性。

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中的专向性标准评析

《SCM协定》中的专向性标准可以说是美国法中的专向性标准的编纂和修改,但又有相当的丰富和发展。虽然美国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对《SCM协定》作出了一定的回应,但就专向性标准而言,二者还是有不一致的地方。审视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中的专向性标准,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也有明显违背《SCM协定》的做法,中国政府可以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针对性地进行抗辩。在宏观层面,中国政府在经济立法和政策制定上应该未雨绸缪;在专向性国际规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应发挥积极作用,促进更加公平合理的专向性标准的确立。

不动产登记与事实物权的法律判断

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法律物权与真实权利人的事实物权经常不一致。在法律上对不动产物权归属进行判断应当以登记公示为原则,以事实认定为例外,有限度地承认事实物权并予以保护。对法律物权与事实物权冲突的协调与保护应采用区分界定原则,以是否存在交易第三人为基础,判断事实物权与法律物权的优先地位,并完善相关制度,给与事实物权人不同的法律救济。

什么是好的大学治理:治理的“实然”与“应然”分析

大学组织处于外部环境影响与内部力量影响的均衡状态,在组织内部具有理性科层组织和政治属性组织的双重属性,使得大学治理呈现模糊性和复杂性。高等教育机构受到的外部环境影响和内部因素制约都处于中等程度,既要受外部特别是政府与市场的影响又要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同时既受内部控制又要对外保持一定的开放度。现实的"实然"状态是在三角模型中,出现了学术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的不同治理模式;理想的"应然"状态是学术、政府、市场的内外部力量保持平衡,大学治理在内外部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保持相对自主的发展状态。从内部的理性科层组织和政治属性组织来看,大学治理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现实的"实然"状态要么是以科层官僚制为主,按照行政机构模式管理大学,要么过分强调某一部分人的利益与权力;理想的"应然治理"是既要发挥理性科层制的作用,提高治理能力,同时更要从政治组织属性看待大学治理,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组织文化,有效化解冲突。中国的大学治理要从"求变"到"求治",从治理变革走向治理建设,从治理体系转向治理能力,从治理目标转向治理效能,实现从大学治理的"实然"现状走向"应然"改革。

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中互惠的认定标准

互惠作为促进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一种合作依据,目前仍被多数国家所采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事实互惠、法律互惠、推定互惠及通过外交途径认定的互惠等不同的互惠类型。大陆法系的多数国家在实践中选择了法律互惠的认定标准,或者兼采不同类型的互惠认定标准。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是较为严格的事实互惠,并存在相似案件中互惠认定标准不一致的现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应考虑兼采法律互惠或推定互惠的认定标准,基于不同国家的个案情况细化互惠的认定标准,同时提升我国互惠认定标准的国际兼容性。

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度的测算——基于资本项目名义开放指数的借鉴

长期以来,人们只看重货币国际化结果,以占全球贸易计价结算比重、外汇交易比重、国际债券比重、外汇储备比重等相关指标衡量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而忽视货币跨境流动放松过程,即一国货币的跨境流动自由化程度。货币国际化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结果,包含进程和结果两个层面,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过早过快放松本币流出入会引发经济金融风险,某些情形下进程比结果更值得关注。构建人民币跨境自由度指数涉及强度赋值、项目设置和权重确定三方面内容。在梳理2019年第2季度前我国货币政策基础上,对2008年至2019年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度、证券投资项目下的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度以及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度进行评估,并以美国近5年各项目下的资金流动平均占比为权重,构建了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化指数,考察2008—2019年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化程度,结果显示人民币国际化进展较快,跨境流动已得到很大程度放松,而且人民币流入自由程度显著高于流出自由度。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持续遵循先经常项目后资本项目、先流入后流出、先机构后个人、先大额后小额、先风险小项目后风险大项目的次序,提高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稳定性,降低无序流动的投机风险;严格管控证券投资、其他投资、衍生品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流动,并依据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及审慎监管能力进行调整;大力提升经常项目的人民币结算比重,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提高非居民间的人民币使用频率和使用规模;充分评估各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流动和本外币兑换自由度,提高两者的协同匹配程度,降低因两者不匹配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金融开放对中国银行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中国40家具有代表性的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从金融业开放对商业银行绩效影响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金融业开放对银行业绩效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实际开放度远远不够,容易引起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下降,导致法定金融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大于事实开放度,并且金融开放对于国有银行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要大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因此,应加快金融业开放进程,根据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事实开放度与官方承诺水平的协调性,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水平,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基于社会问题的全球治理应然与必然探讨

21世纪的多维度全球化愈发显现,应对当代全球性社会问题风险尤为重要。重大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威胁、恐怖主义盛行和毒品交易的泛滥挑战全球治理的效能。全球治理包括在全世界、区域和跨国层面的实践,各个国家、非政府组织、个人等等行为体都是构成全球治理的要素。通过分别对上述社会问题现状和特点的分析,探讨对之进行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模式,并对其可能性做出了预测。

金融开放的测度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述评

对于金融开放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界一直存在争鸣,研究结果也莫衷一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金融开放概念的界定以及对其测度方法不同。目前国内外对于金融开放水平的测度指标主要为法定开放度指标和事实开放度指标,其测度的侧重点主要又分为对资本账户开放的测度和对金融市场开放的测度。本文从对金融开放的界定出发,对金融开放的主要测度指标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析。

严控地方政府债务背景下的PPP融资异化——基于官员晋升压力的分析

2014年以来,在严控地方政府债务的背景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成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融资方式之一。然而我们发现,大量PPP项目异化为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工具。为了研究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本文采用2014—2016年间中国新增PPP项目的信息进行分析后发现,市委书记在任时间达到3年及以上的城市,"明股实债"PPP融资规模也显著更大。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于中西部、人口流出地区以及官员年龄处于55岁以下的城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