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辩论与东汉论说文的变化

汉代的经学辩论是讲学和著述之外的又一种重要的经学学术活动,它以辨明学术是非和切磋交流、倡导学术为目的。经学辩论有力地冲击了烦琐僵化的章句之学,导致了追求义理明通和崇尚理论著述的风气。受其影响,东汉论说文在形式上多问难之体,在论证方式上形成了实证求真和思辨析理的特色。经学论辩是汉代经学通向魏晋玄学以及汉代散文通向魏晋文章的桥梁。

王国维与《周易》研究

作为杰出学者、学术巨擘、国学大师的王国维,虽然在经学层面上对《周易》有其相当高明的宏观把握,但在史学层面上却对《周易》利用不足,甚至不免疏漏;而在哲学层面上,对《周易》着墨甚少,实则未能尽其才情,留下了不少学术遗憾。

蜀汉经学考述

蜀汉经学主要受到两汉巴蜀经学和荆州学派的影响,异于郑学而义合王学,兼顾今古文经,多图谶之学,通经用世。蜀汉经学家向朗、尹默、李仁及其子李撰皆受学荆州学派领袖宋衷、司马徽,颇得荆州学派真传。受巴蜀经学的扬雄拟经和杨谯谶纬学影响,王长文有拟经之作,谯周集谶纬学大成。蜀汉经学是三国时期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规模稍逊曹魏,然而成就斐然,独具特色,对蜀学与曹魏、东吴、西晋三朝经学影响深远。

经史之辨:王闿运《春秋》三传观

王闿运是清末著名经学家,以推尊《春秋》公羊学而闻名于世。他在《春秋》是经而不是史的"经史之辨"基础之上,对《春秋》三传进行褒贬尊黜,认为《公羊》、《穀梁》相发而并存,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春秋》三传观。

试说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自序

序言意在对《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的结构与作者的思考略作说明。文集分为四辑,第一辑为中国古代史学与经学,说明中国古代史学虽与经学有密切关系,但其兼有常变的通史精神,超越了古代希腊史学局限于当代史的局面;第二辑为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基于个人学习与工作的经历,又受到林志纯、吴于廑等先生的影响,认为世界史是包含中国史的有机整体,中国史是世界史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对历史比较的逻辑基础有了初步的思考;第三辑为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主要通过"赵盾弑其君"等历史事件,说明中国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传统;第四辑为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对黑格尔通过其"世界精神"曲解中国历史进行反驳,探索了中国史学中的历史理性问题。

清人对周代宗法制度的研究

清代学者治经学时较为注重考据古史、探讨古代典章制度,在涉及周代宗法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上,这一治学特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清人对周代宗法制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宗法的由来、宗法的作用和影响、宗法的本质内涵、宗统与君统的关系、宗法制度中别子等相关范畴、礼书中有关宗法制度的记载、宗盟以及封建问题等等,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为当前周代宗法制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提供重要补充。此外,清人著述中对于古史的阐释内容可为探讨清代学术特点、思想和近代以来中国新史学的发展脉络提供重要依据。

从兵战论述看杜牧知识结构调整

杜牧在长期的兵战关注和论述实践中,围绕着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建构了一个由兵学、经学、史学、文学共同组成的知识结构体系。其中,兵学因直接运用于军事论述实践成为这一体系的顶层设计;史学也因以古鉴今的实践品格给兵战论述以有力支撑而成为其知识构成中的重要一环;经学被边缘化,但经学修养在其兵战论述中现实化为儒家伦理原则,为其进行是非判断提供依据;创作中理性元素的加强意味着文学审美规定性的消解,文学独尊地位受到挑战,其知识构成趋于多元复合。兵战论述是杜牧因应时代环境挑战而对自身知识结构自觉调整的突出表现,这种调整顺应了唐宋文化转型的总体走向,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经学与汉代的文化建设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和正统学术,对文化建设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经学的任何变化、发展,都在文化领域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在教育、史学、文学等方面更是如此。汉代经学与文化建设的这种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现象。

魏晋“郑王之争”及其学术史意义

"郑王之争"是魏晋学术史的一桩公案,有其深刻的政治、学统与经解观点等方面的原因。王肃申毛驳郑,继承了《毛传》的历史理性与简易的学风,十分清晰地反映出魏晋学术新变与经学返古之间的内在关联。汉末以来的诗经学史经过郑王之争的转换,由两汉的今古文家法之争逐渐过渡到南北朝古文学内部争毛、郑之得失的主题上来。

《春秋》“鼷鼠食郊牛角”新解

《春秋》成公七年所载"鼷鼠食郊牛角",其实应当是"鼷鼠食郊牛嘴",与《春秋》宣公三年所载"郊牛之口伤"同义。改释"郊牛角"为"郊牛口",有来自语文学(文字)、文献学(文本)、历史学(事例)的证据,也合乎常理与学理。反观历代经学家所阐发的"微言大义",它们实际上属于"郢书燕说"。进一步而言,"经"与"史"确实大有区别,而由"小学"入"经学"、入"史学",确实属于正途。正如陈寅恪所言,如果"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

孟子与《春秋》的经学建构问题探论

孟子是对《春秋》进行经学建构的关键人物,时间为孟子晚年的齐宣王时代。孟子在稷下的文化刺激及禅让政治破产的情形下,赋予了《春秋》较为完整的经学品质。从此,《春秋》由"事"而"义",作为孔子传道之书,成为经学专名,此后挖掘其内在的"笔法"及微言大义,成为主流诠释方法。

廖平新经学转型及其意义——以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为中心

廖平的早期经学备受肯定,而中晚期经学思想历来多为负面评价,或曰"越变越奇",或曰"经学终结形态",评论者多从意识形态角度视之为旧的思想形态和学术范式的没落。若将廖平一生的学术思想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结合近现代学术思想大背景重新看待廖平的中晚年经学思想,其中晚期经学思想应对古今中西之争,并为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付诸努力。观照廖平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其新经学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经史观照下的唐初文质论

在唐初经史家的文质观念中,"质"的内涵被赋予了经学和史学的价值意义,文与质的矛盾在对近世历史兴亡及文道衰颓的反思中凸显出来,他们试图以恢复古道来扫除六朝浮靡风气的浸淫,表现出重质轻文乃至弃文的倾向;另一方面,出于建设新型文学的构想,又通过"斟酌古今""融合南北"来平衡文质之间的矛盾,为文质论注入了一些新内容,表明他们已开始由经史的立场,转向对文学自身特点及发展的关注。文学领域中文质论的探讨须摆脱经史的束缚,方能得以深入。

论夏曾佑的今文经学思想

夏曾佑是晚清重要的思想家和爱国学者,他站在今文经学立场上阐述了其"历史变易观""治国经权说""托古改制"和"排荀"思想,猛烈批判专制,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提供理论基础与历史根据,以达到变法维新的目的。在外来文化冲击导致中国传统学问日趋衰落的情况下,他重新阐释了经与史的内涵与功能,并提出了见解颇深的保存国粹之方法。他的"守其经""达其权""专门教育"与"通识教育"思想,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依然很有启发。

古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以章太炎、刘师培为考察中心

在促成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近代古文经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古文经学家章太炎从历史观入手对今文经学主观主义治史方法和庸俗致用观进行批评,同时重视引述西方各种社会学理论作为自己经学思想与史学思想的立论依据,并且通过对孔子、儒家、"六经"及其相互关系的梳理,构筑古文学史学系统,最终将古文经学改造为史学。古文经学家兼史学家刘师培重视从传统经学"攘夷"、"民本"思想中,找寻出时代需要的民族、民主观念。所撰《中国历史教科书》,通过批判旧史学叙述内容,提出新史学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对象;强调以进化论作为观察和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提出新史学的史料观,对构建近代新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代浙东学派经史兼重观念的形成、内涵及其影响

浙东学派是宋代与洛学、湖湘学、闽学、心学等并驾齐驱的重要学派。浙东学派虽然开始于北宋时期,但真正发展是在南宋时期。浙东学派在学术思想上虽然强调经制事功、经世致用,但也对当时的性命道德之学给予高度关注。浙东诸儒重视历史,希望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理念和方法,所以他们在经学解释中注重"以史证经""经史互证"之法,以佐证所提出的治国之道。为此,浙东诸儒甚至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浙东诸儒对史学的重视实际上是对二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们"道器合一"理论的外在展现,其经史互证、经史兼重的观念更是其经世致用学术旨趣的自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