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破产立法中的观念转换与制度支撑

我国当前进行个人破产立法的关键问题之一,是需要大力转换传统个人破产观中的错误文化与观念,缓解、消除各方对个人破产法尤其是债务免责制度的误解,使个人破产立法得以顺利启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对传统的个人破产观作出客观、全面、正确的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要承认其合理之处,也要指明其错误之处,并以债务免责的具体制度释明破除对个人破产法的误解与顾虑。我国将建立的个人债务免责制度,不是对所有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不加区分地一概免责,也不是对债务人所有的债务全部免责,更不是在破产程序结束或结束后满一定期间对债务自动免责。免责要有法院的审查和裁定许可,要设定一段监督债务人行为、持续清偿债务的良好行为考察期。同时对债权人的权益通过设置对债务免责的异议权、撤销权等制度予以充分保障。

NFT数字藏品交易行为法律属性认定及规制路径

NFT数字藏品是经过区块链技术处理的,以数字化形态存在的文件,具有唯一性、无法篡改性与可交易性。其法律属性及相关交易行为性质仍存争议,“发行说”忽视了技术对法律属性的影响,区块链技术消弭了作品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故交易链上的NFT数字藏品无需由《著作权法》保护;“物权说”忽略了“物”应有的独立性。NFT数字藏品应为债权凭证。基于此,将与NFT数字藏品有关的行为,以交易链条与行为对象特性为界分,分为链上行为与链下行为,链上行为受民法调整,链下行为由著作权法规制。这既能够保证法律的统一性与可期待性,又能抑制著作权不当扩张,推动NFT数字藏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过度负债与家庭财务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在降低家庭金融准入门槛的同时也增加了家庭的财务风险。基于CHFS2013-2019年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家庭过度负债为研究重点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务风险的影响,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部门财务风险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家庭高风险型债务的方式扩大家庭过度负债风险,进而导致家庭偿债能力与资产流动性降低,增大家庭财务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中低收入家庭与农村家庭等财务弱势家庭更易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从而导致过度负债与财务风险扩大。政府应完善数字金融监管制度,加强社会金融福利保障体系建设,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市场良性发展。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担保型以物抵债的界定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所采取的“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后”之标准无法清楚界定担保型以物抵债。界定担保型以物抵债的意义在于准确适用流担保禁止规则,无法清楚界定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流担保禁止规则的正当性基础存在认识偏差。从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来看,流担保禁止规则的正当性基础应当是避免债务人因过度自信和盲目乐观而受损。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对以物抵债协议进行再类型化:若债务人最终给付内容不是由其的履行能力决定,或债务人最终给付内容的不确定不会对其造成损失,则以物抵债协议不需要被限制;在其他情况下,有必要对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予以限制。若当事人存在担保的意思,则应通过流担保禁止规则限制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否则就适用违约金酌减规则。

乡村振兴背景下透支型发展的逻辑与风险

乡村振兴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应坚持可持续性发展思维。一些地方政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通过运动式治理推进乡村“强富美”建设,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但在有限财政约束下,地方政府难以通过制度化方式承担高标准乡村建设的成本,负债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应对策略,由此形成乡村振兴中的透支型发展模式。对地方政府而言,透支型发展的优势不仅在于可以弥补资金不足,更在于可以扩大地方政府的制度外行动空间,其行为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体现为地方政绩以及市场化导向乡村发展的双重逻辑。作为地方政府的策略性发展行为,透支型发展隐含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乡村发展悬浮、乡村社会管理成本增加等风险。应警惕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振兴透支型发展策略取向,回归乡村振兴的战略定位,稳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

数字金融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模式,对企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建立三维指标体系测算地区数字金融指数,以2011—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的融资行为具有显著的优化作用,具体表现为融资额的增加、债权融资占比的扩大及融资效率的提高。特别地,数字金融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信息效应、成本效应和收益效应从供需两方面优化企业的融资行为。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金融对企业融资行为的优化作用,应制定和完善信息技术与金融深度融合的支持性政策,加快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进程,积极助力欠发达地区和潜力企业的发展。

居民债务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非理性行为视角

使用2007-2020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居民债务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影响以及非理性行为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居民债务对房地产金融风险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受到的影响小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分析表明,非理性行为在居民债务影响房地产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财政规则与地方政府行为

财政规则是各国应对财政危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然而现有研究较少探讨地方层面的财政规则执行。基于预算软约束理论,以2014—2020年中国2023个区县为研究对象,结合财政部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领域制定的“10%红线”规则设计断点回归模型,检验PPP规则约束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发现:第一,由于缺乏法定性与透明度,PPP规则存在“软约束”现象,这一现象与债务规则的“硬约束”形成鲜明对比;第二,PPP规则的执行效果具有异质性,即对于可自由支配度较高的经济类项目更具规制效果,而对支出偏刚性的民生类项目约束力不足;第三,对于存在合规风险的项目,企业倾向于通过组建联合体的形式分散风险。研究结果表明了加强财政规则法定性与提高财政透明度的必要性,建议加快相关财政规则的立法工作,提高财政预决算的信息披露程度,从而增强财政规则执行效果,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

家庭负债行为的同群效应研究——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同群效应视角,利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家庭负债行为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家庭负债行为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其次,不同家庭类型和收入水平下的家庭负债行为同群效应存在差异;再次,面对面交流信息传递强化了家庭非正规负债途径选择和负债程度的同群效应,互联网媒介信息传递减弱了家庭正规负债途径选择和非正规负债途径选择的同群效应,自我定位增强了家庭负债与否的同群效应。基于此,应进一步引导并宣传理性的负债理念,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并重点加强因同群家庭负债行为过高可能产生的资金入不敷出风险的防范以及对农村地区信息传递渠道的建设。

催收非法债务罪实行行为的实质认定

通过对催收非法债务罪实行行为司法认定的实证分析,可发现司法实践中对该罪行为的认定存在标准不明确、标准不统一和标准的扩张化困境。对该罪实行行为进行实质认定需同时运用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两种路径。借助目的解释方法,可明确该罪实行行为的下限,即行为必须为“公然发生”且“足以为对方施加心理强制”。借助体系解释方法,可明确该罪实行行为的上限,即应低于相应重罪的行为入罪标准。明确行为的实质意涵,能构建一个合理适用范围,以期该罪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应有的效用。

物权变动理论分野下我国不动产物权期待权的体系完善

我国《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条至30条中赋予买受人的不动产物权期待权援引于《德国民法典》中土地及其附着物物权期待权的规范条款,但是我国的法律适用样态却与德国呈现权利受领人法律地位稳固性与物权期待权处分权能领域的差异。追根溯源,是我国民法体系与德国民法体系所适用的物权变动理论不同。我国采“修正的债权形式主义”,以“债权合意+支付价款”为物权期待权的成立基础,德国采“无因的物权形式主义”,以“物权合意+登记意思”为成立基础。在我国现实情境下,以“和缓的债权形式主义”指引我国物权期待权体系的构建更为适宜,具体包括确立物权期待权“准物权”的法律性质来稳固权利受领人的法律地位和确立功能边界、设立双层合意模式来完善处分权能规范体系。

《民法典》第1177条在讨债类警情处置中的价值探析--兼论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与法律边界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由债权债务纠纷引发的讨债类警情也随之增多。在公安机关不得介入债权债务和经济纠纷的“铁律”下,民警对于该类警情的处置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民法典》第1177条关于民事自助行为的规定,对于讨债类警情的正确处置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文章从正义、秩序、自由、效率,法的目的价值的四个维度评析了《民法典》第1177条的立法意义,认为该条文是对法的目的价值的阐释与遵循。在此种判断的前提下,文章探讨了对讨债类警情中民事自助行为构成要件的正确把握,以及该行为与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边界,力求为民警正确处置此类警情提供理论帮助与方法支撑。

态度变量对信用负债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从传统的"态度-行为"视角,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并验证了态度变量对信用负债行为的影响。本研究所涉及的信用负债行为,具体是指循环信用使用行为和小额分期付款使用行为。西方学者研究指出,这两种行为是导致信用负债的最主要的信用卡使用行为。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态度变量中对循环信用使用频率有影响的变量根据影响大小排序依次为:信用卡态度的行为态度维度、金钱态度的权利威望维度、负债态度、信用卡态度的情感态度和认知态度维度以及金钱态度的维持保留态度,这些变量解释了循环信用使用行为的82.1%。影响小额分期付款使用行为的态度变量按照影响程度的大小排序依次为:风险态度的风险收益平衡维度、负债态度、金钱态度的维持保留维度、信用卡态度的行为态度和认知态度维度,这些变量解释了小额分期付款使用行为的41.6%。

债务网络、投资者行为与传染性风险：来自中国银行业与房地产业的研究发现

现有研究表明,金融行业与其他产业间的关系日趋紧密且复杂,风险在金融系统与其他产业间的传播机理日益受到关注.利用中国银行业和房地产业间的传染性风险测度结果,分别检验了行业间传染性风险的两大诱因:债务网络和投资者行为.结果表明,债务网络是传染性风险的主要诱因,在控制了债务关系后,行业间传染性风险显著降低;同时投资者行为对风险传染发生的概率有显著影响,尤其当投资者和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严重时,外部的负向冲击(使投资者形成对相关市场负面预期的冲击)会导致传染性风险发生的概率增大.研究结果不仅对相关理论进行了验证和补充,同时也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以帮助更加有效地监管行业间传染性风险.

债务融资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代理成本理论认为不同的债务融资结构对投资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代理成本的高低，主要表现在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约束方面。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分析，识别出过度投资、投资不足和正常投资行为，并深入研究不同债务融资结构对具体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类型结构中银行借款不能抑制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债务期限结构中长期借款推动过度投资而短期借款抑制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作用较弱，并不支持代理成本理论。

债务融资、两权分离度与终极股东掏空及支持行为：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375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3年面板数据,分别以总债务、银行债务、商业信用、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为门限变量,构建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债务状态下两权分离度对终极控制股东掏空与支持行为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两权分离程度对终极控制股东行为的影响效应存在基于公司总债务、银行债务和短期债务等变量的门限特征,基于商业信用和长期债务的门限特征则不稳定。具体而言,当总债务比率或短期债务比率分别高于0.901及0.848时,两权分离度促使终极控制股东实施支持行为;当银行债务比率高于0.149时,两权分离度引起终极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小股东和外部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投资时评估该公司股权结构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参考依据。

负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利益相关者冲突的视角

企业的投资行为是否具有效率,直接关系到企业价值能否最大化,而负债融资对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一方面,负债融资引发了股东—债权人冲突,使股东(经理)产生资产替代和投资不足行为;另一方面,负债减少了由企业利益相关者冲突所引起的过度投资行为。这里,负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是置于一个利益相关者冲突的框架内进行研究的。

场域性立法背景下催收非法债务罪的规范构造

针对非法讨债领域中多种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特征进行专项立法是制定《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重要特征之一。此次修改增设的催收非法债务罪存在行为类型化程度较低,与非法拘禁罪等他罪竞合关系处理思路不明,非法债务界定不明确,与扫黑除恶中套路贷等司法规范性概念存在交叉等制约构成要件识别机能和出罪机制等问题。应以"非法手段催讨非法债务"的场域性特征为基础,基于实质解释立场明确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法益、非法讨债等构成要件。在犯罪竞合关系处理上,催收非法债务罪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等存在着补充关系、择一关系以及补充与择一关系并存的多种情形,它不仅适用于高利贷案件,而且在套路贷、软暴力等扫黑除恶相关案件中也可以成为规制手段之一。

银行借款、商业信用与公司投资行为

运用中国30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1999-2005年的平行面板数据,就其银行借款、商业信用与公司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上银行借款与商业信用均与投资支出负相关,且银行借款与投资的负相关性显著强于商业信用。在引入投资机会集与负债比率的交互项并细分样本之后,发现相对于低成长的公司,高成长公司中商业信用与投资的负相关程度更强,而银行借款与投资的负相关程度在高低成长公司中差异不显著。

负债融资、大股东控制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负债融资导致了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但同时负债融资对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冲突也具有相机治理作用;大股东控制一方面减少了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大股东也可能为谋取私有收益而扭曲公司的投资行为。本文建立了一个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过度投资行为的相机治理模型,并试图通过该模型来探讨负债融资对大股东控制公司投资行为与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因谋取私有收益而导致过度投资的趋势就越弱;负债融资能够抑制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尤其是来自与控股股东具有很强谈判能力的债权人的融资,从而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