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破产立法中的观念转换与制度支撑

我国当前进行个人破产立法的关键问题之一,是需要大力转换传统个人破产观中的错误文化与观念,缓解、消除各方对个人破产法尤其是债务免责制度的误解,使个人破产立法得以顺利启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对传统的个人破产观作出客观、全面、正确的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要承认其合理之处,也要指明其错误之处,并以债务免责的具体制度释明破除对个人破产法的误解与顾虑。我国将建立的个人债务免责制度,不是对所有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不加区分地一概免责,也不是对债务人所有的债务全部免责,更不是在破产程序结束或结束后满一定期间对债务自动免责。免责要有法院的审查和裁定许可,要设定一段监督债务人行为、持续清偿债务的良好行为考察期。同时对债权人的权益通过设置对债务免责的异议权、撤销权等制度予以充分保障。

债权执行中次债务人保护机制之再审视

次债务人在债权执行中不具有统一的法律地位,债权的变价方式与债权执行的进行阶段都会影响次债务人的地位与对次债务人的保护要求。查封债权时,次债务人为协助执行人;拍卖、变卖、抵债变价中,次债务人始终为协助执行人;划拨变价中,次债务人的划拨义务为一种协助执行义务,不履行划拨义务时则成为被执行人;收取变价中,债权确认之前,次债务人身份类似于或者等同于诉讼中的被告,债权确认之后,次债务人则为被执行人。对次债务人的实体保护基于对债权性质与债权要素的尊重。对次债务人的程序保护则应基于次债务人在程序中的地位进行分别安排。

债务人不诚信的认定与规制:基于个人破产试点地区的规则比较与反思

甄别“良善债务人”是各国个人破产立法与司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时下,《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及其他试点法院文件都以反向列举的方式,明确债务人不诚信的表现,据此判断其是否属于“诚实而不幸”的负债者。但比较发现,各地文件所认定的不诚信行为范围过于宽泛,包含了较多与破产事务无关的债务人违法犯罪行为,如危害公共利益、破坏社会秩序等。各地试点法院偏向于通过限制债务人破产资格、终结破产程序的方式对其不诚信之举进行规制,在体现严管态度的同时,亦使国内试点阶段的个人破产制度较之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个人破产制度的适用门槛更高,程序的可延续性更差,甚至呈现出明显的工具性与策略性色彩。未来国家统一立法应从不当行为与破产事务的关联性、行为审查的时间限度、行为表现与情节的严重性等三个维度出发,严格区分破产法意义上的不诚信行为与债务人的其他不当行为,合理界定不诚信的范畴。立法还应针对不同行为实施差异化规制,令性质有异、危害程度不同的行为在实践中产生不同的后果,减少使用破产资格剥夺以及程序终结等过于严厉的规制措施。

论作为债权让与对抗要件的债务人承诺

2016年日本债法改正中对于是否保留债务人承诺作为债权让与对抗要件进行了讨论。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债务人承诺是对抗要件还是权利主张要件,删除承诺是否会造成实务上的不便,删除承诺的话,债务人能否在未收到通知的情况下,向债权受让人清偿等问题上。从审议的过程来看,是否保留承诺作为对抗要件,这一问题涉及将债务人作为信息中心是否会加重债务人的负担,将债务人作为信息中心是否可行,如果债务人积极参与债权让与,是否应当让其承担一定的风险等债权让与基本理论问题。由于存在较大的争议,最终形成的改正方案对债务人承诺制度没有进行太大改动。

破产法中不当减损财产行为限制制度的一元化

我国《企业破产法》同时规定了破产行为无效制度和破产撤销权制度以限制债务人于破产前实施的不当减损财产行为。破产行为无效制度的限制对象由事实行为转变为法律上的行为,限制范围被破产撤销权制度吸收。破产法中确认行为无效与撤销权行使规则相近。破产行为无效制度有被破产撤销权制度替代的可能。仅规定破产撤销权制度的一元限制模式可以维护交易秩序与交易安全,减少由我国《民法典》统摄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规则体系的重复与混乱,降低规则适用成本。《企业破产法》修订时可以采用一元限制模式,在可撤销行为类型中增设故意减损财产行为,延长故意减损财产行为的可撤销期间,并赋予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的规定主张不当减损财产行为无效或撤销该行为的权利。

我国被执行人权利保护的边界与出路

执行难背景下,对被执行人权利的忽视、相应救济渠道的不畅通都是导致被执行人权利得不到保护的根源。随着《民诉法》的修正以及《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的出台,应当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待民事执行程序,注重对被执行人权利保护,在目前执行惩戒措施适用混乱的状况下积极探寻保护被执行人权利的正当性,明确被执行人权利保护的边界,剖析被执行人权利保护的困境,积极借鉴域外经验,为我国被执行人权利保护提供破解方案与学理支撑,充分保障人权、体现司法公正。

个人破产制度中债务人最低保障问题探析

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人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此配套的主体退出制度也应当将自然人纳入进去。个人破产制度在实现债权和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还应当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救济。免责作为个人破产制度的核心,应当限定在能够满足债务人在破产后维持其基本生活。因此在严格规定债务人的权利和义务时,也要做好债务人最低生活保障,保障债务人在失权阶段的基本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使其在复权后能够回归社会。

论保证人清偿后对主债权的承受

作为一项新制度,我国民法典第700条确立了保证人的清偿承受权。清偿承受权在性质上为保证人清偿后的法定债权让与,在权利内容上与主债权一致,原本债权与从权利不得分离。清偿承受权具有维持债之关系的同一性、简化以及保障求偿的制度功能。清偿承受权与追偿权在法律性质、诉讼时效、法律适用关系、请求范围、诉讼构造、抗辩以及担保与反担保等方面具有实质差别,两者应保持独立竞合关系。清偿承受权的效力受到保证三角关系的体系性限制。基于债权人优先原则,清偿承受权既不得造成债权人剩余债权与担保利益的分离,也不得影响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程序中的优先权,但不应一般性地认为其债权具有劣后性。基于债之关系的同一性,债务人在主债权债务关系中的既有抗辩与权利得以延续对抗清偿承受权,这是民法典第701条、第702条增设保证人抗辩权的主要原因。基于基础关系的优先性,债务人与保证人的约定抗辩得以进入清偿承受权的构造之中。清偿承受权虽依其性质延伸至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利益,但应受到共同担保关系的限制、无法完全主张。

破产法修订契机下对世界银行新营商环境评估规则的法律回应

世界银行新营商环境评估规则(BR)对破产指标进行了较大改变,值得我国破产法修订工作予以吸收借鉴。针对我国现行法潜在的扣分点而言,BR的评估内容聚焦于三个方面。第一,在破产程序的启动、清算、重整方面,我国破产法缺少对管理层在破产程序启动前义务的规定,需要针对企业濒临破产的界定以及义务履行的具体方式这两个问题进行制度构建。我国庭外重组规则仅存在于政策层面,需要在制度层面与庭内重整规则形成有效衔接。此外,管理人申述权不能仅局限于债权人申请更换的情形下,在法院依职权更换的情形下也应当赋予管理人申述权。第二,在债务人资产控制方面,我国破产法尚未对中止程序的例外情形进行规定。在获得信贷及优先性问题上,现行法可以允许新债权人在旧担保债权人的受益范围内获得优先权,以此平衡旧债权人、新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第三,在特别程序方面,BR考察小微企业破产程序和跨境破产程序。对于前者,现行法并无规定,需要从适用条件、程序转化和债务解除三个角度进行制度构建。关于后者,我国司法实践已有积极探索,立法层面却仅有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操作规则,需要借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发布的《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的相关内容。BR的破产指标可以让研究者事先比对,寻找我国潜在的扣分点,并借助我国破产法修订之契机予以完善,进而提升我国营商环境得分和排名,为企业营造具有获得感的法律环境。

以禁止转让债权为保理合同客体的法律问题研究

《民法典》新设保理合同专章,但其中对于保理合同的规范却寥寥无几,仅在该章最后一条引致条款中说明,本章未规定则适用债权转让的相关规范。司法实务中,由于限制保理业务客体法律规则缺位导致的法律适用问题日益凸显。保理合同中应收账款转让的性质为债权转让,因此可适用债权转让的相关规则。通过梳理法律规定的三类禁止转让的债权可知,基于基础关系不得转让及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票据债权,在其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可以叙做保理业务;同时,在其叙做保理业务后也相应地具有保理合同生效的法律效力。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民法典》对于金钱债权的转让不得对抗任意第三人的规定,使得禁止转让的债权叙做保理业务后,保理人主观态度的善意与否不影响其对债务人的法律效力,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履行无效,且不能对抗保理人。

“执行难”视域下债务人之权益保护研究——以执行财产为切入点

执行的目的在于实现债权人之权利,但债务人的权益保障也不可忽视。债务人的部分财产属于豁免执行范畴,但实践中常出现超额扣押财产的情形。结合域外及我国现行的债务人保护制度及理论,应当明确超额扣押财产的责任,完善听证制度,加强检察监督力度,保障债务人之权益。

破产撤销权制度中“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认定标准重塑

“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司法认定中,受限于侵权法思路,部分法院侧重从清偿行为当时债务人财产形式上的数额变动解释“受益”,对与认定“受益”有关的交易模式或交易习惯要素则欠缺考量。“受益”的内涵应从实质上有利于债务人企业持续营运、债务人资产价值最大化的角度去把握。“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司法认定标准可以从原则性标准与典型情形下的具体标准两方面构建,原则性标准涵盖行为本身的价值要素、交易模式要素以及行为潜在的维系营运价值要素三个维度的内容,未来法院需依据个案情形综合考量各要素项下的相应标准进行裁判。认定即时等值交易、常规营业给付时,法院应当注重识别债务人与个别债权人之间的交易模式或交易习惯,在此基础上判断交易是否具有即时性、清偿行为是否契合常规交易模式等。

林权抵押贷款借贷双方的行为分析——以福建省永安市为例

在福建省永安市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从林权抵押借贷双方的行为出发,分析林权抵押参与金融机构的性质、参与程度、贷款规模和贷款结构;不同性质的借方参与林权抵押的程度及变化;以及普通农户贷款的特征。结果表明:林权抵押贷款供给以政策性金融为主,贷款越来越倾向于向资产较为雄厚的林业企业和林业大户;毛竹林成为普通农户的主要抵押物,而以村为单位牵头组织规模化的抵押贷款可以一定程度解决融资成本大的问题。

我国上市公司负债融资期限结构的实证研究

公司的负债期限结构与公司的价值之间存在密切的逻辑关系。本文以部分行业为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期限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为期限匹配假说和清算风险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为代理成本假说提供了部分支持,信号传递假说与税收假说并未得到实证结论的支持。

负债融资、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最大化

债务融资不应仅仅被视为一种融资工具,它所暗含的治理功能应当受到重视。在一定治理结构的框架内,融资决策作为各方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会改变现有的负债水平。负债融资和公司治理存在互动关系,两者均会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文章提出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约束下负债融资和公司治理互动关系的一个框架,多方面分析了在我国制约负债融资发挥治理功能的约束条件。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浅析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银行业的激烈竞争,商业银行打破了过去传统的概念和运作方式。融资证券化改善了信货业务与客户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调整提供了方便,也促使商业银行加快了其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步伐。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逐步成为金融业发展的瓶颈。

论债权质权中第三债务人的保护

文章以债权质权性质的确定为前提 ,以债权质权中第三债务人的存在为基础 ,针对我国法理与立法上忽略对债权质权中第三债务人保护的现状 ,以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为例 ,对我国立法进行了检讨。认为应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的基础上 ,对我国现行权利质权中的规定加以完善补充 ,使之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

个人破产者的重生——新加坡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启示

破产者和债权人在各自的利益上通常处于竞争的状态。以往的个人破产法以强制债务人还债为己任,对债务人设定严格的限制措施,使其长期陷于一种"窘境"之中。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给破产者提供一个第二次起飞的平台,让其获得新生已是新的立法趋势。为此,现代个人破产法律制度更注重将破产者、债权人和社会三方的利益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综合平衡。新加坡个人破产法律制度"解放"破产者的措施,可为我国建立个人破产法律制度提供借鉴。

债务催收中债务人权益的保护

在债务违约危机凸显的大背景下,非法债务催收事件频发,债务人的权益亟待保护。但是,当前催债规范的客体存在局限性,债务催收的主体表现消极,趋于隐身的监管难以应对无序化的债务催收行为,故债务人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为此,相关各方有必要积极借鉴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的有益经验,从制度建设、监督管理和市场自律三个层面,进一步推动债务催收规范的科学制定,更好地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加快自律组织的培育与"债务医生"的兴起,最终在债务催收领域构建起一套完善的债务人权益保护体系。

协作理念与债务人治愈权的构造

协作理念渊源于共同体主义的价值观,并为"关系契约论"、"共同体论的契约观"所肯认,最终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欧洲合同法原则》中变成了现实的法律规定。作为已被国际法律文本确立的"债务人的治愈权",其价值基础正在于契约自由原则所体现的自由观与契约正义原则所体现的正义观构成相倚的两极,产生相互亲和的张力,将现代社会所肯定的协作理念,和谐地体现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债务人治愈权的规则构造,其目的就是在保障债务人实现其治愈权与保护债权人享有的合法权益之间达致动态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