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沙博理的文化翻译观--以《我的父亲邓小平》英译本为例

沙博理以其50余年的翻译生涯和约千万字的汉英翻译成就在中国当代翻译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他于耄耋之年翻译了记录十年"文革"历史并承载着中国当代思想史的长篇传记《我的父亲邓小平》。本文拟分析该译本的文化翻译策略和方法,借以探讨沙博理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翻译观,指出该译本体现了沙博理翻译理念和文化感知的成熟。

明代医家赵良仁《金匮方论衍义》研究

元末明初著名医家赵良仁著《金匮方论衍义》,是《金匮要略》现存最早的注本,也是明代唯一的注本,开《金匮要略》注释之先河。此本出现在《金匮要略》现存最早的流传本邓珍序刻本之后,其余流传本(俞桥本、徐镕本、赵开美本)之前,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经比较研究发现,其篇章结构、卷次分布与邓珍本基本一致,未出后者之范畴;二者存在近二百条差异,邓珍本中的明显错误与缺漏可据其纠正补充。

徐祯卿诗文集版本考略

明代诗人徐祯卿的诗文集刻板主要有南昌版与苏州版两种。从内容编集情况分,主要有正集、外集、别稿三种,即《徐迪功集》六卷、《徐迪功外集》二卷、《徐氏别稿》五集。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合集本三种,即袁氏本、傅氏本与周氏本。明清以降的丛书及选本于其诗文多有收录。近世所印徐氏诗文集皆出于《四库全书》本。

《周易注疏》版本流变及阮刻《周易正义》补议

《周易》的注、疏合刻始于南宋茶盐司八行本,自此以后,又有十行本。阮元的《重刊十三经注疏》即是以十行本为依据。十行本为元刻明修本,这一点已为学者所指出。然而,不同的十行本,其先后传承仍然是需要辨明的。阮元所依据的十行本,乃是十行本中错讹最多的一个本子。由此我们审视阮元的重刻,其主要失误在于选择底本的错误而非刊刻工作本身。同时,由《周易正义》的情况来看,十行本与闽、监、毛本的关系亦并非仅仅是前贤所认为的递相传承。闽本实际出自元刻九行本,且此元刻九行本反倒是十行本明代补版所从出。在《周易注疏》的众版本中,武英殿本及四库本较易被忽略,然而这个版本从分卷到校勘却是比较有特色的。

关于《九章筭术》之文津阁本

本文通过《九章筭术》之四库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聚珍版的校雠,发现文津阁本的抄录比文渊阁本认真得多,其舛误甚至比聚珍版还少;文津阁本是依据《九章筭术》戴震辑录校勘本的正本抄录的,应该比文渊阁本早;文渊阁本不是根据戴震辑录校勘本的正本抄录的,而是根据其副本抄录的;笔者准备汇校《九章筭术》的过程中,由聚珍版与四库本恢复《九章筭术》的《永乐大典》戴震辑录本是正确的,但是使用文渊阁本则有失偏颇,而应以四库文津阁本为主,以聚珍版、文渊阁本参校对校恢复之,从而为校勘《九章筭术》提供更准确的底本。

邓廷桢词学研究

邓廷桢作为晚清词坛一位重要词人,他和林则徐的词被誉为"大臣词"中"双璧"。邓氏词学观以"寄意"为中心,求雅,斥艳,推崇白石、玉田的同时,兼采苏、辛,融合两派,从而锻炼出"返虚入浑"词学主张。他的词高朗疏阔,款款情多而又婉曲清扬,实为晚清词史平添了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学风貌。对邓廷桢词学的研究实有进一步拓展的必要。

清钞本《类姓登科考》的几个问题

清钞本《类姓登科考》是一种体例独特、史料价值突出的科举文献,以前学者对其相关信息缺乏相对准确的著录。从藏书印、时人征引、地名变革和避讳改字等角度,对其作者、成书时间进行考证,认为该书确为盛子邺之作,写成于康熙元年之后、康熙四十年之前。该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也存在一定的错误,参考时需要注意辨别。

元代邓珍本《金匮要略》262方与640条原文计数考

目的:统计《金匮要略》条文与载方,为《金匮要略》的系统学习与研究提供参考,为中医古籍文献整理提供方法学借鉴。方法:以元代邓珍本《金匮要略》为蓝本,建立原文和方剂数据库,采用可提取电子文本特定内容的正则表达式与描述数据间映射关系的数据字典技术,结合人工校对,对《金匮要略》全篇条文与载方进行统计。结果:全书载方正方182首、附方23首、杂疗方57首,共计262首。条文前22篇计431条、杂疗3篇计209条,共计640条。结论:统计结果与林亿等所云“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之说相合。

描写译学下《剪灯新话》朝鲜朝译本研究

描写译学是美国学者詹姆斯霍姆斯于1972年提出的概念。它提出应注意关注译本与译语文化,为翻译研究拓宽了角度和途径。朝鲜朝时期(1392-1897)大量中国明清小说传入朝鲜,对朝鲜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多被翻译成朝鲜文字。中国明代小说《剪灯新话》即为其中的一部作品,它传到朝鲜后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朝鲜朝译本直到21世纪才陆续被韩国学者发掘出来,截止到2011年,共发掘出四个译本。从翻译情况来看,这些译本体现出多种翻译策略。本文即以描写译学理论为依据和框架,以《剪灯新话》为主要分析对象,具体描述和分析译本的翻译特点,为明清小说韩译的研究提供参考,也为深入理解《剪灯新话》在韩国的传播提供新的视角。

彭真同志的“严打”思想研究

"严打"思想是彭真同志首先提出来的。在将彭真"严打"思想转化为党中央"严打"决策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邓小平。彭真"严打"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严打"政策的提出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严打"的对象是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措施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原则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严打"要想取得全面胜利,必须和综合治理同时进行,特别是要做好劳改、劳教工作;"严打"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必须紧密依靠党的领导,走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道路。彭真"严打"思想中所体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所包括的许多反映了社会治安规律的结论,对于我们做好社会治安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戴震《屈原赋注》思想内涵的自我超越——以《离骚》解说为中心

戴震《屈原赋注》的定稿本相对于初稿本,在文本解读与思想认识上实现了重要的超越,主要是突破了单一的人格主题,强化了"怼君"的政治内涵,从而更加准确地揭示了《离骚》的精髓,最大限度地释放出屈原作品所蕴含的批判能量。

明钞本《雪庵字要》手跋研究

通过对台北图书馆藏明钞本《雪庵字要》中清黄丕烈,近人邓邦述、张元济手跋的多角度辨析考证,可以揭示与明钞本《雪庵字要》有关的版本情况、收藏情况、书林掌故等,生动、立体地反映当时文人之间以书为纽带的盛谊高怀及知识信息交流状况。

戴震的古籍版本学成就

戴震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大师。在古籍版本学方面,他注重研究《诗经》《尚书》《方言》等古籍的不同版本,并形成了推崇文献善本、不迷信宋本、集众本择善而从、利用古籍的版式行款来考订文献、辨明古籍版本的源流变迁来校勘古书的思想与方法,这些理论与方法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金匮要略》邓珍序题署所见邓珍信息考

中医经典著作之一的《金匮要略》,现存最早传本为元代邓珍刊刻的《新编金匮方论》。邓珍其人,史上无载,但邓珍自序题署中记录有一些相关信息,既往未被确考。经考证发现,邓珍自序题署中包含了邓珍的字、里籍、族号、郡望等信息。

《登真隐诀辑校》商补

齐梁陶弘景纂注的《登真隐诀》,是研究早期道教文化的重要经书。中华书局新近推出的《登真隐诀辑校》对此做了精校详注,但该书在校注方面,也偶有不足,如在点校中偶有失校之处,在校注时个别地方提出的推测可补充或商榷,偶有因识读或排版校订不善所致的文字讹误,其书句读也偶有未善之处。

陈焕堂《伤寒论归真》的学术观点与价值

《伤寒论归真》为清道光年间广东东莞人陈焕堂所作。对《伤寒论归真》的作者、版本进行考证,总结其主要学术观点,并介绍了其书最后两卷"问症知方歌诀"和"问方知症歌诀"对学习《伤寒论》的指导和帮助。

袁黄《祈嗣真诠》版本源流考

袁黄《祈嗣真诠》现存民国前版本有8种:余氏本、普秘笈本、眉公本、广生本、尚白斋本、清抄本、慎斋本及光绪本。其中,年代最早的为余氏本,流传最广的为普秘笈本,其祖本万历庚寅本已佚。

《金匮要略》吴迁本与邓珍本对比研究

通过对《金匮要略》吴迁本与邓珍本的对比研究,以两本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和论证,确认吴迁本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金匮要略》北宋官刻原貌,是该书现存最正宗、最权威的传本,而邓珍本对《金匮要略》官刻做了全方位的修改,内容已非官刻原貌,应属于民间修改重编本。

日本所藏《楚辞灯》文献考论

林云铭《楚辞灯》是问世于清初的一部重要楚辞注本,也是较早在日本得到刊刻并广为传播的楚辞注本,对楚辞的普及贡献颇大。考释《楚辞灯》在日本流传的版本信息与传播情况,对于楚辞版本校勘以及传播史探究,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实地调查,笔者整理收集了十余种《楚辞灯》和刻本,对其版本信息作了详细介绍,总结其刊刻特点,分析《楚辞灯》在日本传播的主要情形和历史原因。

论状元李振钧的诗歌

清代状元李振钧将人生中随侍父亲、读书及漫游经历写入诗歌,集中反映于《味灯听叶庐诗草》,成为李振钧心声的表现。李振钧的诗歌中可窥见诗人主体的思想感情,重塑诗人的形象,即博取功名的进取心,修养性情的闲适心,傲岸独立的高洁心。李振钧诗歌源起于人生阅历,诗歌皆有感而发,真情流露;其语言豪放大气,又简洁有味,形成了一定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