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脉象与针刺得气效应的相关性要素

《黄帝内经》曰:“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脉象不仅是针刺治则及选穴的主要依据,且能有效反映施针后是否具有得气效应及判断疗效,贯穿疾病诊疗始终,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在着重强调脉象与针刺的得气相关性的前提下,将二者与“神”和“气”的功能相关联,并结合现代临床试验以及现代生物学研究依据进行结合讨论,通过探讨针刺与得气效应的要素考究、关键要素分析及现代医学技术的关联对应,为揭示脉象与针刺得气效应之间的密切联系提供理论依据和未来临床方面的展望。

基于《黄帝内经》卫气理论探析“病时间时甚者,取之输”

“病时间时甚者,取之输”始载于《黄帝内经》,文章试从卫气角度对其涵义进行探讨。病之“间”“甚”即病之轻重,是正邪交争的外在表现,而卫气因其卫外抗邪的特性常被视为正气的一个方面,亦对病情轻重变化具有较大影响。卫气因其循行规律与邪气反复接触离散,是导致病情出现轻重变化的重要原因。输穴因其所处腕踝关节的独特位置,且基于“输原合一”而体现的广泛治疗范围,是调控卫气、治疗“时间时甚”的要穴。目前,“病时间时甚者,取之输”的相关理论及临床研究均鲜有提及其与卫气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主要是因为《难经》对卫气体系进行了改动,削减了卫气功能的相关认识,致使“病时间时甚者,取之输”与卫气关系的研究较少。

述《黄帝内经》中“近气不失,远气乃来”

“气”在中医学中占据重要作用,而“气”和针刺又有着妙不可言的关系,《黄帝内经》记载了许多有关于传统针刺的基础理论与知识,其中得气、候气等传统针刺理论和方法均来源自《黄帝内经》,如针刺部位为“气穴”,针刺的主要作用在于“调气”,判断针刺产生效果的标准为“气至”“得气”,得气之前应“候气”,是医者采用各种方法候其经气到来,针刺补泻手法的前提和基础等理论。是传统针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气不失,远气乃来”最早出自《素问·调经论篇》,本文通过对经典原文的探析,简析“近气”“远气”的概念及其关系,从传统针刺角度出发,对《素问·调经论篇》中所说的:“近气不失,远气乃来”展开论述,对候气进行论述,为针灸临床工作者掌握针刺得气的方法提供新思路。

针刺提插和捻转手法运针频率在得气与非得气状态的差异

目的 :通过实时定量检测手段和频谱分析方法得到了临床常用 6种针刺手法的运针主频率。方法 :采用笔者研制的临床针灸针体实时受力监测系统 ,分别检测了在人活体和新鲜猪肉上运用提插和捻转等 6种手法时针体的受力状况。结果 :在人体曲池穴上运用这些基本针刺手法的主频率参数较为集中 ,范围为 0 6 0～ 1 80Hz ,平均值约为 1 2 0Hz。补法与泻法在主频率上有较大的差异。在人体上的主频率平均值约为 1 2 0Hz ,在猪肉上的仅为 0 5 0Hz左右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0 0 5 )。结论 :1 2 0Hz这个频率平均值 ,可以认为是一个有规律的得气指标和参数。

有关得气的误解：从历史回顾到实验研究

对得气与针感的历史进行了溯源,探讨了酸麻胀痛重等作为得气代名词的误解过程,并探讨与介绍了得气的现代意义与实验室研究。虽然海内外对针刺后的酸麻胀痛重感与疗效的关系一再提出争议,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以针感代得气的误解,有些针刺可能并无酸麻胀痛重感,但同样使受刺者产生舒适感,同时刺者手下可能也有感觉,这其实已经属于得气状态,而这种状态通过实验室的研究可望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等手段进行检测,从而使得气或针感可以有指标可循。

经穴—脑相关假说指导下经穴特异性、针刺得气、配伍规律脑功能界定

将脑功能成像技术(PET、SPECT、fMRI)运用于经穴特异性研究,提出"经穴-脑相关假说",基于人的活体状态、脑的功能活动、客观的图像和数据分析,以期①建立"经穴脑功能界定模型",以解决经穴的定义问题,即凡是符合该模型的基本要素的"点",即可定义为"经穴",从而区分经穴和非穴;②建立"经穴得气脑功能界定模型",以明确经穴得气的脑功能反应的实质,即凡是符合该模型的基本要素的"得气",即可定义为"得气",从而区分得气和非得气;③研究经穴循经取穴的穴位配伍特点和规律。

邱茂良教授针刺手法与得气精要

邱茂良教授在 70余年的临床实践中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针灸手法和对“得气”理论的独特见解。首先从针刺的顺序、手法、进针和角度等几个方面介绍了针刺的操作要领 ;又从“得气”的反应、方法、调节和分类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得气”的重要性。

参夏和胃宁治疗非溃疡性消化不良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采用双盲对比治疗非溃疡性消化不良（ＮＵＤ）综合征１００例。参夏和胃宁组总有效率９２．０％，与对照组总有效率（２０．０％）相比，差异非常显著（Ｐ＜０．０１）。对芝加哥国际研讨会提出ＮＵＤ的５个类型中的前４个类型，胃半排空量增多，胃全排空、达回盲部及小肠排空时间的例数明显增多，组间差异非常显著（Ｐ＜０．０１）。动物实验也证实参夏和胃宁可促进离体大鼠胃电频率增快，波幅增高，并能诱发胃峰电活动，可使胃电节律趋于正常，胃机械运动增强。

针感与针刺效应机理探讨

从神经生理学角度探讨得气与针刺效应的关系。针刺一定穴位后 ,产生的针感途径是以躯体传入冲动为主 ,而通过躯体神经与植物神经在穴位下血管丛形成的汇合区 ,又引起内脏传入纤维发出的冲动对脏腑的调整功能。穴位传入信号与内脏器官发出的冲动在大脑皮层区又相互汇合 。

也说《内经》中“气至”

本文总结了《内经》对气至的认识,提出气至即是气调,在《内经》中可分三种情况。气至可通过医者感觉和患者感觉体现出来。《内经》把气至作为针刺取效的关键,故明确气至的实质,对于针灸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气至与针感

针灸气至与针感概念有异,"气至"应是指针刺前后的脉象变化,通过检查迎寸口脉的变化来辨别病变是在经筋还是经脉以及确定补泻后"气至"与否。《灵枢·终始》中提出人迎、寸口脉针法,选择五输穴中2个阳经穴和1个阴经穴位进行针刺补泻的操作,使人迎脉与寸口脉的大小趋于相等,可以取得"风之吹云"般的疗效。

得气内涵的演变及其与气至、针感的关系

古今文献多以得气、气至与针感等概念来表述针刺感应,而对于三者含义的异同,有多种不同的认识。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学习,分析了得气的内涵,及其与气至、针感的异同及关系。认为得气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内涵,分广义和狭义。狭义得气是针灸治疗的前提,气至为广义得气,是治疗的最终目的;针感是针刺后机体的所有感觉。

黄选玮教授临床经验辑要

从选穴、用针、刺法等多个方面介绍了黄选玮教授的临床针灸特色。黄教授在辨证选穴的基础上善用对穴,精于辨证,长于透刺,多法合参;针刺时注重治神、行气和身心俱治;治疗中不拘一法,博采众长,从而使得临床疗效大大提高。

关于“气至”之思辨

关于"气至"的内涵及其与"得气"的关系一直以来有诸多争议。自《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确定了基本定义以来,关于"气至"的探索后世历代医家各有阐发。因此,梳理针刺"气至"和"得气"含义的衍变及其与针刺疗效的关系,不仅有益于针灸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而且也将进一步提高针刺的临床疗效。

久留针强针感治疗三叉神经痛疗效观察

目的 为了提高针刺治疗三叉神经痛的临床疗效。方法 在辨证选穴的基础上，强调久留针，注重针感传导，同时设对照组比较。结果 久留针强针感的愈显率为８８．５％ ，对照组为４６．１％ ，其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１）。

益气养阴化痰活血法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机制探讨

认为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之证,其病机特点为:气阴两虚为本,痰浊瘀血阻络为标。因此,治疗本病应益气养阴治其本,化痰活血治其标。以此为组方原则,组成糖周宁方。经临床研究证实,益气养阴、化痰活血法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具有较好的疗效。

释“得气”

本文以《内经》所述为根据,探讨了"得气"的实际内涵。认为《内经》中并无把"得气"与患者的酸痛等反应相联系的论述。"得气"是指针刺时在患者穴位中出现的气聚现象,取决于医者自身对患者穴位中气机变化的客观体察。"调气"是《内经》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而"调气"必须先要"得气"。另一方面,治疗后把握和维持平调的气机,守护正气,抗拒邪气,同样也是"得气"的重要内容。

浅谈“得气”与“调气”

为阐明"得气"与"调气"的内在关系,查阅《内经》《难经》等古籍,结合各学者的观点及历代医家对于得气和调气的认识,分析比较二者的关联性。以往研究认为"气至有效",得气是关键,而忽略了调气的作用。基于此,从古籍论述和现代理解两个角度来探讨"得气"与"调气"的关系。其中,得气在"天人相应"的境界中才能处于最佳状态,医患皆有"得气感",与疗效密切相关。得气可作为基础,再行调气,加以补泻;调气可作为手段,以达"得气"之效。调气需根据"四诊合参"确定所调之气,辨气候气,以得气。

培元解毒法对无症状HIV感染者CD4＋计数和血清IL-8、sIL-2R水平的影响

目的:探讨培元解毒法对无症状HIV感染者CD4+计数和血清IL-8、sIL-2R水平的影响。方法:无症状HIV感染者CD4+计数采用流式细胞术,血清IL-8、sIL-2R水平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治疗组检测结果与健康对照组比较。结果:治疗组血清IL-8、sIL-2R水平疗前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治疗组疗后CD4+计数升高,总有效率为78.13%,血清IL-8水平明显下降(P<0.05),sIL-2R水平略有下降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疗后仍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疗前sIL-2R与CD4+淋巴细胞计数呈负相关。结论:血清IL-8及sIL-2R水平升高代表的异常免疫激活是无症状HIV感染者的病理因素之一,培元解毒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无症状HIV感染者血清IL-8及sIL-2R水平,是其疗效的可能机制之一。

抒情传统与“汪氏文体”特征——论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

汪曾祺是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家。汪曾祺专擅短篇小说,其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的中国小说创作中具有的重大意义,殆无疑义。汪曾祺的小说,属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一脉,是现代诗化小说的余绪和回响,受晚明小品和归有光的"文气说"影响很深,再加上西方文学的影响,共同在汪曾祺身上产生了"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这样一种文学体式。通过梳理汪曾祺在散文化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流脉里的师承和传承关系,看其风俗画特征的、将风俗视为"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的写作。汪曾祺小说多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在视点几乎不发生转换的情况下,借由贴近人物叙述,依然写出了生动感人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