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的应对与后遗症:以兴元至贞元的旱蝗灾为历史背景

唐代兴元至贞元初遍布北方的旱蝗灾对时人的影响程度是可以与建中之乱并论的。在应灾政策的背后,国用的窘乏与建中之乱的经历让德宗在应灾的全局中更倾向于关照军队和京畿地区,两方面的背景进而影响到德宗在贞元中后期的为政举措,德宗对军心稳定的敏感与关注财政乃至专意聚敛的为政特点,都在这时期的旱灾背景下有生动反映。

关于元人桑哥所属“噶玛洛”部的两点考证

关于元丞相桑哥的族属问题,学界多有讨论,藏学家毕达克、仁庆扎西皆认为其是来自于"噶玛洛"部的藏族人,但并未对"噶玛洛"出现时间及活动区域进行详细说明。本文即以两位学者文章中所引资料为线索展开论述,进而推测"噶玛洛"人应出现在唐德宗时期,他们最初因吐蕃与回鹘的北庭之争而被赞普派去驻守于北庭,之后部分人可能逐步迁移至古"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一带,蒙元史料中的"波黎吐蕃"、"不里吐蕃"、"波斯离"可能正是这批人因居住在"蒲类海"附近而获得的另一名称。

唐德宗君臣与关羽崇拜

唐德宗在建中三年接受礼仪使颜真卿的建议以关羽配享姜尚;建中年间郢州刺史郎士元游关羽祠,表达了对关羽的钦敬。贞元元年平叛元戎李晟夜梦关羽请求助战;而贞元二年曾任宰相的刑部尚书关播奏请罢祀关羽等诸将;贞元十八年荆南节度使裴均令地方重修玉泉山关羽庙并命董侹撰文。这些事件的汇合使得唐德宗君臣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关羽崇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帝王崇拜关羽的系列中,唐德宗无疑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

唐德宗“奉天之难”探析

"奉天之难"是德宗朝发生的一场重大政治变乱。这场变乱不是带有偶然性的突发事件,而是唐廷与京西北藩镇长久以来矛盾与冲突的产物。"奉天之难"造成唐京西北地区的军力空虚,引发贞元年间严重的边疆危机,产生了宦官掌军的消极影响。但是唐德宗通过平息"奉天之难",基本解决了京西北藩镇对唐廷的军事威胁,为神策军的壮大创造了条件,进而实现了唐廷军事权威的重建。

从般若三藏的译经活动看唐德宗时期的佛教与政治

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入手,以般若三藏的译经活动为中心,探讨唐德宗前后期对佛教态度转变的内在动机。起初唐德宗锐意于励精图治,对佛教表露出抑制态度,后因藩镇叛乱带来的政治挫折,使他对佛教的态度出现转折,并逐步信仰、支持佛教,尤其表现在他对般若翻译《理趣经》《华严经》等佛典事业的支持上。究其内在动机,乃在于《理趣经》《华严经》所蕴涵的南天竺金刚顶密法之佛王传统,作为佛教治世的意识形态,吸引着德宗为其皇权权威的重新竖立寻求新的思想依据。

德宗朝唐蕃关陇战争与京都防御体系的构建

唐德宗即位初期,唐朝依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德宗为腾出手来处理国内战乱创伤和对付骄横不臣的藩镇,对吐蕃采取了以和为贵的政策,主动修好唐蕃关系。然而,在唐朝平定泾原兵变过程中,吐蕃借口唐廷没有兑现诺言,于贞元二年重新挑起战争。贞元三年,吐蕃在平凉会盟中又截杀唐朝与盟人员,这标志着德宗和蕃政策的彻底破产,吐蕃开始大举进攻唐之腹地关陇地区。在此背景下,唐廷采纳宰相李泌的策略,不仅采取正确的抵抗方式和与御边措施,而且还利用西南战场来牵制吐蕃力量。经多年惨淡经营,京都防御体系进一步完善,致使吐蕃不能像先前一样动辄长驱直入,直接威胁长安了。

唐德宗朝河朔政策之变——以王武俊谥号用字之争为视角

王武俊谥"忠烈",其三次叛唐的行迹显然不符合此谥号之本意,唐德宗赐谥王武俊"忠烈"乃是出于宣传教化的考虑,希望将身为成德军节度使的王武俊为所有藩镇树立忠君爱国的典型,以期藩镇将领的归化,重建唐朝的统治秩序。另外,也反映出唐德宗对河朔藩镇政策的调整,唐朝西北形势趋于严峻,唐廷没有足够的力量再对河朔藩镇进行新一轮的讨伐,只能采取相对缓和的手段,由武力削藩转为招抚、怀柔,甚至是姑息,赐谥王武俊"忠烈"便是朝廷缓和与河朔藩镇关系、维持相对和平现状的措施之一。

满蒙在藏汉之间——《清史稿·德宗本纪》涉藏史事之编纂

《清史稿·德宗本纪》的"瑞洵初稿""终订底稿"和正式刊本对涉藏史事的记载,经历了较为审慎的删改过程。这些删改大体妥当,也偶有失误。清史馆同人中,满、蒙、汉各族文士均有,《德宗本纪》涉藏史事之编纂,堪称满、蒙、藏、汉四族之间的一场"史学合奏",其中体现的多元民族一统史观并非汉族文人的一厢情愿,而是清史馆内各族文士的自觉和共识。

唐德宗曲江赐宴及君臣唱和诗系年考

曲江赐宴是唐代重要的官方文化活动。德宗是赐宴曲江最多的唐代皇帝,据史书记录共计13次,可用诗歌证实史书缺载1次。唐德宗开创了长安曲江园林第二个繁荣时代。伴随赐宴活动有较多君臣唱和诗,今保存下来的有20余首,其中德宗皇帝诗9首,其中8首可准确系年,德宗与崔元翰重出诗1首可推测系年。

唐德宗与贞元诗风

唐德宗是位独特的爱好诗歌的帝王,对其执政时期贞元诗坛诗风的影响是显著的,他通过宫廷诗风、科场诗风再到主流诗坛诗风的传递途径,推行"精雅"诗风,贞元诗坛主流诗风是大历诗风的延续。

《兴元赦书》对唐德宗施政的影响

唐德宗于兴元元年(784)正月,在奉天(今陕西乾县)颁布《奉天改元大赦制》(又称《兴元赦书》)。该赦书主要包括帝王“罪己”、赦的内容以及相关行政性处分,它是“罪己”与大赦的典范结合。《兴元赦书》中有关官僚队伍调整、财政和藩镇政策的行政性处分对唐德宗施行政务产生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唐德宗在兴元至贞元年间所实施的某些政策便是对《兴元赦书》的遵循和贯彻。

唐德宗与元和诗人

唐德宗李适,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又是位"好为诗"的帝王,晚年"尤工诗句"。德宗朝前期战乱,客观上培养了元和诗人坚韧不拔的品质。而德宗对文学的热爱和对科举的重视又激励着他们努力学文,科举求仕。在贞元年间科举仕进中的波折,入幕的经历,磨练了元和诗人,为即将到来的"元和诗变"做好了人才上的准备。德宗对刚刚登上贞元诗坛的元和诗人的忽视,使得他们没有迎合当时的主流诗风,而是突破"规范",逐步把唐诗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唐代中期两税法“定额支用”下的国库与内库

在唐德宗建中时期的削藩战争中,面对庞大的供军费用,国库财政备感压力。宦官因两税改革限制了内库收益而不满,拒绝将内库中的财物用于供军。泾原兵变后,尽管内库财物尽落入叛军之手,但在收复京城后依然"库藏不竭"。"奉天之难"充分暴露了度支在两税定额后无力独自应付额外的军费支出,这促使唐德宗不得不做出应对,采取姑息政策,接纳进奉,扶持内库,重用宦官。此后唐宪宗为实现削藩,延续德宗之政,接纳进奉,大量支出内库财物供军,有效地弥补了两税定额的弊端,最终赢得了削藩战争的胜利。

论唐德宗时期对公主政策的整顿

唐德宗统治之际 ,公主制度由于公主们的特殊身份而受到严重破坏 ,德宗对此进行了各方面的整顿 ,内容包括整改婚姻礼仪、经济制度 ,惩诫违背礼法的行为 ,并辅之以教育。唐德宗以改革公主制度为契机 ,希望重新建立因战争业以破坏的礼法制度 ,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对形成晚唐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论刘晏之死

刘晏之死并不能简单归于杨炎挟私报复,而是由各种复杂原因促成的。唐德宗即位后,朝中便出现了刘晏权势过重、参与谋立独孤贵妃为皇后的不利舆论。虽然杨炎以这两点作为攻击刘晏的借口,但应看到两人矛盾的起源还是权力之争。刘晏死后,杨炎派遣心腹赴诸道宣慰之事是不能成立的。有关刘晏之死的各种信息都指向了幕后真凶唐德宗。

论光绪《滁州志》的史料价值

光绪《滁州志》是滁州现存记载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通志。这部方志,为人们提供了珍贵的历代滁州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地理、文化、教育、人物、风俗等方面的史料,内容极其丰富,既有为其它文献载之不详的内容,也有为其它文献所未载的内容。深入了解这些史料的价值,对于促进当前相关学科研究以及滁州地方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唐贞元《八卦舞》研究

贞元《八卦舞》是在中和节表演的一种舞蹈。贞元十二年(796年),为庆祝唐德宗诞辰,王虔休献《继天诞圣乐》乐曲,唐德宗在该乐曲基础上,依据八卦原理创制了舞蹈。《八卦舞》由六十四位舞者共同表演,舞者有男有女,穿着青、黑、白、红、黄五种颜色的衣服。该舞蹈一共分为九幕,前八幕每幕展现一卦,依照乾、坤、离、巽、震、坎、艮、兑的顺序,结合八卦意象呈现出不同的动作、风格、特点。八幕表演完之后,最后一幕是对前八幕的总结,象征一年的吉庆。《八卦舞》是为唐德宗诞辰而创作,因此,在唐德宗去世后,即成为宫廷中尘封的雅乐。唐朝灭亡后,《八卦舞》也随之失传。

唐德宗时期的灾荒及社会救济

德宗朝是唐代自然灾害频发的四个时期之一,几乎无年不灾、无处不灾。本文通过对德宗时期灾荒发生的频次、时空分布进行整理分析,多方面展现这一时期灾荒的多发性、群发性等特点。灾害频发,给百姓带来人口伤亡、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等诸多危害,扰乱国家正常秩序。朝廷在灾后的救济中发挥主导作用,采取赈济、蠲免等方式赈灾救民,而民间救济在此时也有发展,作为辅助,弥补官赈的不足之处。

复旧与延新:唐德宗年间的两次罢免财政使职探析

唐代前期的财政系统是尚书省领导下的部寺体制,玄宗之后由于统治形势的变化等问题,财政系统逐渐使职化.德宗年间发生过两次罢使和还职尚书的财政改革,两次罢使都是出于收纳使职权力,加强中央权力和回归旧制的政治考虑,但在复旧心态和政治保守主义等因素影响下改革止步于回归旧制.两次罢使在旧制已废、使职新制优势明显的因素下都以复使告终,此后唐代财政系统继续发展成了三司理财格局.制度变迁是势之必然,制度改革要有高远的政治眼光和敏锐的创新意识.

重新评估《上清传》的思想价值

《上清传》是政治小说,但并非党争政治小说,其用意不在攻击陆贽,而在批判皇帝。德宗是真正的核心人物。小说向人们揭示,封建官场各色人物的升降、荣辱和生死皆为皇帝所掌握,只要皇帝不信任、不满意、不高兴,厄运就会随时降临。小说在批判皇帝的深度和力度上超过《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等著名传奇小说,在小说史上理应给予应有的地位。其思想价值是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皇帝的道德和人格,敢于直白表达对皇帝的不敬和否定,充分体现了唐传奇作家的政治勇气;反映了封建帝王信重臣子有始无终,封建官员难有善终的现实,揭示了当时当官从政的巨大风险;反映出皇帝是官场斗争的总根源,揭示了祸自君出,乱自上作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