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言学到地理语言学——谈广东近四十年的地理语言学

与方言学相比,地理语言学是一门基于语言数据的、凸显空间性质的学科,强调点、线、面等概念。广东地理语言学面临如何拓展广度与深度的历史课题。本文通过对广东地理语言学近四十年来的实践概述,展示广东地理语言学理论发展的优秀成果,反思迈向解释性原则的地图解说等研究方法,展望以数字人文推动发展广东地理语言学的未来。

香港地区粤语“文白异读”现象的社会调查

本研究采用社会语言学调查和变项规则分析等方法,考察了香港地区粤语中的文白异读情况,描述了粤语的文白异读的音韵学特征,分析了在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等变量影响下,不同言语社团在文白异读方面呈现的变异规律。研究发现香港地区粤语的白话音在文白异读中更常用,表明了白话音取代文读音的趋势,词汇扩散理论更适合解释香港地区粤语中文白异读语音动态变化过程。本文结合当前香港地区粤语的文白异读现实状况,为未来文白异读字词的教育发展方向提出了从俗从理的改进建议。

河南平顶山方言程度副词“恁”研究

平顶山方言的程度副词范畴具有特殊性,“恁”经常出现在口语表达中。该文认为,平顶山方言中的“恁[n■n^(41)]”为程度副词,并尝试从语法、语用和量级程度3个方面来探讨“恁”的用法及特点。研究发现:从语法功能来看,程度副词“恁”主要用来修饰具有隐喻性或感情色彩浓厚的名词,修饰部分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能愿动词,或者修饰短语等;从语用角度来看,“恁”受其搭配成分感情色彩的影响,主要表示肯定、劝阻、疑问的感情色彩,“恁”一般通过重音、倒装,个别情况下通过重叠形式“恁X恁X/Y”来凸显焦点;从量级程度来看,“恁”属于绝对高量级程度副词,并且平顶山方言中的程度副词“恁”“镇”的语法功能基本相同,常替换使用。该文旨在丰富平顶山地方方言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三题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是学术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墨子·备城门》以下十一篇的著作,其书体例谨严,分级编目之思想,显然受到西方植物学和数学之影响。岑氏广采前修,详加校勘,证以新近之考古学、方言学成果,凡十一篇文字讹、脱、衍、倒之处,皆一一厘清,成就远超前人。而在具体的注释过程中,岑氏广引古代兵书及古今战例,还原《墨子》时代之守城实际,着力发扬《墨子》的备御思想。其注文弃文言而用白话,虽是文言也力求浅显,以期让一般读者也能理解,这体现了岑仲勉经世致用的注书理念。岑仲勉的家学渊源和其早年的仕宦经历影响其书的创作。自岑氏之后,十一篇才称可读。

古闽、客方言的来源以及历史层次问题

本义从Swadesh提出的核心词的角度出发,认为古闽方言并非完全来源于“六朝江东方言”,古闽、客方言亦非完全来源于古北方汉语。闽、客方言的形成是北方移民语言与土著居民语言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闽、客方言的音韵系统层面为不同时期北来汉语的层叠;但词汇则受南方土著语言影响深刻。客方言保存江东方言层次。就谱系亲缘关系来说,闽、客关系接近,而客、赣方言关系则较远。

中西学术的融合与创新——论20世纪的汉语音韵学与汉语方言学

本文回顾了整个20世纪内,汉语音韵学与汉语方言学的发展,提出这个发展是中西学术的融合而升华出的成果。中国语言学,尤其是音韵学和方言学得到西方的学术元素注入,不再受困于过去的小圈子,开始发挥自己的光芒而开始走向国际。汉语音韵学得到音标的帮助,加上比较方言学的支持,转型为汉语的历史语言学。汉语方言学也渐渐摆脱了只是做方言纪录的历史,转而配合汉语史的研究探索汉语历史发展的规律、寻求汉语的结构规律。并且通过和其他学科加深联系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证明了中学、西学兼收并用,在应用中相互检验、互相比较,取长补短、相互为用。经过竞争和融合,提取各自的合理部分加以综合运用,才能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的新学科。

汉语方言学的现状和愿景

主要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讨论最近5年(2000年至2004年)汉语方言学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地理、历史、方言学史、方言课本、方言比较等方面。二、根据方言学的现状,对汉语方言学研究提出几点建议,并对汉语方言学的发展前途,以及今后五年的发展方向作出预测。

理塘县及其周边藏族语言现状调查与分析

本文以1996年版《理塘县志》中的语言描述为出发点,根据笔者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语言资料,更详细地介绍分布在理塘县内以及其周围的藏族语言。理塘县内有三种语言:却域语、康巴藏语、安多藏语。其中,康巴藏语属于至少两个方言群(南路方言群、木里稻城方言群),一共有六个小组(县北、呷柯、勒通、热柯、县南、拉波)。安多藏语不设方言群差别,但在毛垭草原上生活的牧民中,达拥玛部落(曲登乡)和永支部落(毛垭草原中部)之间语音上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藏语方言学研究与语言地图:如何看待“康方言”

本文介绍藏语方言学研究中的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利用此方法对所谓的藏语'康方言'进行分析,探讨其具体语言现象,并提出在以往藏语研究中常见的'康方言'并不成立,应将其理解为'语言复合体'之见解。由于方言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除了语言本身之外,还需要考虑地理关系及历史关系,其研究不同于普通的方言研究。本文主要讨论有关'康方言'的三个问题,通过实际问题的讨论了解到,方言学研究中绘制语言地图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过程,通过地图能了解到各个方言群的分布地域,并加上地理、历史等人文信息探讨方言的形成,才能得到可信的方言分类。

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

原始汉语最迟形成于夏禹时代 ,原始汉语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原始汉语方言 ;分化和同化是汉语方言最初形成的两种基本方式。方言概念形成于先秦 ,表达方言概念的词语产生于西汉 ,“方言”一词出现于东汉。古代的方言研究按照它本身所形成的阶段性特点可以分为周秦汉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至民初四个时期。汉语方言学史的研究开始于 2 0世纪上半叶 ,罗常培的《汉语方音研究小史》是该学科草创的标志。汉语方言学史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还很薄弱 ,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汉语言文字学各分支学科的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汉语方言学在语言学上的意义

汉语方言学在过去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是因为汉语方言的研究,跟对语音学、音系学、语法、语义、历史语言学、文字学、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化等范畴都重视不够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过去缺乏全面的调查,以及对方言学认识不足,汉语研究的其他环节便也无法受惠。我们要抓紧机会,多收集材料并进行分析,否则在不久的将来,当许多弱势方言消失以后,很多宝贵的资料也会因此无法寻回。

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从“老碗”和“海碗”说起

方言是表现民俗文化特征的最重要手段。本文以"老碗"和"海碗"为例,说明民俗和方言有很密切的关系,民俗学和方言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从民俗学与方言学来说,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研究方法是完全一致的,都十分强调田野的调查研究;民俗学和方言学的研究,都共同面对研究对象的文化和历史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往往是十分的一致;从研究内容上来说,民俗学和方言学也有明显重叠的部分。

唐宋方言学史研究述评

清人《续方言》系列著作开始关注唐宋方言学史料;民国至上世纪80年代,部分语言学家简述或引用过唐宋方言学史料;上世纪80年代至2010年,学者探讨唐宋方言学史较之以前更多、更自觉;近两年,出现了全面系统论述唐宋方言学或方言学史料的成果,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日趋成熟。

解释性:当代方言学的目标

现在国内的方言调查与研究工作业已取得可喜的阶段性的系列成果,今后理应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加强解释性。解释性是当代语言学的特征,也是当代方言学的目标。

试谈《菽园杂记》的方言学价值

《菽园杂记》是明代的一部笔记杂说,其内容丰富,无所不包。它记载了明朝中期各地方言,如吴方言"鱼虞不分"、"王黄不分"、"张浆不分";北方方言"前后鼻韵不分";山西方言"同屯不分"、"妻青同音"等以及各地的部分方言词,这些语料对汉语语音史、汉语词汇史和方言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李新魁教授对汉语方言研究的贡献

李新魁教授对汉语方言研究的贡献：一是对广东闽、粤、客方言的描写研究；二是对上述方言与汉语语音史关系的研究；三是对汉语方言史的研究。李教授治方言学有三个方面的经验：一为点面结合，既博且精；二为“死”“活”结合，相互印证；三为动静结合，着眼发展；四为长短结合，换而不舍。

试谈《老学庵笔记》的方言学价值

《老学庵笔记》是陆游写的一部笔记,其内容丰富,涉猎广泛。其中也有不少内容涉及各地方言,记载了大量的方音现象和方言词汇,这些语料对研究方言学史和汉语史都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福建晋江闽南话的被动句

晋江话有五个被动标记"乞、度、传、与、献"。与其他闽南方言不同的是,"乞"既能用于长被动句,也能用于短被动句。"乞"被动句的VP在体标记、补语、动宾、否定等方面与普通话有一些差异,而语义与普通话的"被"相似。其他四个被动标记只能用于短被动句。"度"、"与"是方言变体,时间层次早于"乞"。"与"没有漳州、厦门的双宾用法。"献"能用于双宾和被动。

《通雅》在汉语方言学史上的地位

方以智在《通雅》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方言学理论,这些理论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也基本上是正确的,其中一些观点还富有借鉴意义。《通雅》一书记载的明末的许多方言现象,是我们了解明末汉语方言差异的珍贵文献。方以智及其《通雅》在汉语方言学史上理应有一席之地。

社会语言学和方言学在日语吴音研究中的应用

将传统的方言学与当代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调查和研究我国的吴方言,乃是佐证日语中的吴音起源于今天的浙江话、江苏话、上海话这一学说是否正确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