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M1·1460考

中国藏黑水城文献M1·1460版画图文并茂:上部是“金刚索菩萨尊像”,中间及左下方为“隋文策持诵《金刚经》还生记”,右下角为“隋文策持诵《金刚经》还生记”感应故事画。此画上部当为“阎王查审文策善恶图”,下部则是“二僧导引文策返生图”。中间“隋文策奉持《金刚经》还生记”的文本风格接近于晚唐卢求《金刚经报应记》。整体来看,M1·1460与傅增湘藏《宋刊〈金刚经〉》中的“八金刚四菩萨”系列尊像插图高度同源。这种套中套、字包文的版式插图深刻影响了后世图绘《〈金刚经〉灵验记》的风格。

北齐蒙山大佛北侧《金刚经》摩崖刻经碑综合研究

太原北齐蒙山大佛北侧原存一方摩崖刻经残碑,碑刻字体为楷书,年代大约为唐代。本文对此进行了详细比对,发现残存碑文内容和顺序均与什译《金刚经》高度吻合,这一刻经碑可基本判定为鸠摩罗什译《金刚经》之全本。文献之外,考察其物质形态、文本、媒材、空间与仪式,探求唐人如何看待书刻《金刚经》,以及他们在信仰中是如何体验这一实践的。综合相关佛典以及敦煌写本,可知此刻经碑的建造,首要目的在于营福;而结合位于此碑近侧的禅窟来考量,亦当有禅观之用。此外利用敦煌文献,推知嵌于寺壁的刻经碑这一媒材表现形式出现的原因。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艺术史上这一特定媒材与形式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发现《金刚宝忏》考

松潘黄龙民间抄本《金刚经》和《金刚宝忏》,是佛教、道教思想渗透融合并民间化、世俗化的产物,尤其是《金刚宝忏》,以民间教门或者民间道教的立场来接受并融合佛道二教思想,展现出具有浓厚民间色彩的宗教精神取向。二者以其特有的内容展现出松潘黄龙地区佛道教之间、藏汉文化之间明代以来的共存与融合,从而对认识当代松潘黄龙地区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现状有直接的启示意义。

苏轼与《金刚经》

苏轼是宋代的诗文巨擘,也是浸染佛禅很深的居士,他与佛教经典《金刚经》有极深的因缘。苏轼多次抄写《金刚经》,并且从精神层面深刻接受了《金刚经》的义理,这使他的人生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外,苏轼还从《金刚经》中汲取了许多词汇和写作手法,从而使他的诗文别开生面。

鸠摩罗什译《金刚经》版本述异与分期

鸠摩罗什译《金刚经》流传至今,版本繁多,历代学者对此做过很多勘误校正工作,但是无人对鸠译版本予以分期研究。本文通过对各时期鸠译版本的比对,分析其异同规律,提出了分期依据,并做出早、中、晚三期的合理划分。

从翻译规范的角度探讨鸠摩罗什的翻译——以《金刚经》为例

鸠摩罗什是我国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其译经以简洁流畅、注重文采和易于理解而出名,翻译的许多佛经至今仍然非常流行。本文以《金刚经》为例探讨鸠摩罗什的翻译特点,并尝试从翻译规范的角度解析译者采用这种翻译策略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及原因。

《金刚经》与唐朝民众崇经活动及其观念

崇经活动是唐时民众世俗佛教生活的中心内容,是当时民风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金刚经》在其中的突出地位值得关注。本文对唐朝民众崇敬《金刚经》活动的主体、形式、轨仪、目的与经书的关系、时代背景等方面作了初步分析,指出是禅宗的兴起促成《金刚经》在民众中的流行,并影响推动其他佛经的民众崇持活动,最终使崇经这种古老的佛教信仰形式成为唐时民众世俗佛教生活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因此,禅宗不是阻碍佛教世俗化的力量。

论唐代《金刚经》信仰之仪式化倾向——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相较敦煌遗书中唐前期《金刚经》写卷仅抄经文的情况,晚唐五代宋初时期的许多《金刚经》写卷在经文前后都抄有"启请文"和"真言"等内容,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诵经前仪"和"诵经后仪"。此种现象所反映出的是持诵仪轨在《金刚经》信仰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另外,敦煌遗书中所保存的《佛说金刚经纂》还体现出经典持诵与斋仪活动的融合,开启了后世《金刚经》科仪文献的某些端倪。通过对敦煌遗书等出土文献中《金刚经》及其相关的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金刚经》信仰中的仪式化倾向,而且此种倾向至少可以追溯至唐代中后期。

明正统刻本《篆书金刚经》研究

《篆书金刚经》又称《三十二体金刚经》是一部极具特色的古籍文献。文章从古今字体的演变,宋初僧人梦英18体篆书到道肯32体篆书的发展,论述了《篆书金刚经》的形成过程;着重从明正统二年刻本默庵后序、北京石景山区以壁画著名的法海寺碑文等,考证出刻书者李福善即明英宗时极有权势的太监李童;最后简述了该书的文字、艺术、历史价值。

吉藏《金刚般若疏》释经方法研究

吉藏是汉传佛教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他的作品中有一类是对于经论的解释,而解释《金刚经》的《金刚般若疏》,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此疏的解释方法采用"十重法",即从十个方面展开释说,是极有特色的方法。在对吉藏诸种释经方法反省的基础上,通过对此十重疏释的考察,可以辨明吉藏这一方法的具体内容和特色,并且以第十重的观点为依据,也能够概要性地梳理出吉藏对于此经的重要观点。

唐玄宗御注“三经”述评

唐玄宗在开元天宝年间(713—756)秉承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力图化解宗教冲突,营造多元、和谐的文化氛围,发挥儒、释、道"三教"的社会功能。为此,他先后对"儒教"的《孝经》、道教的《道德经》和佛教的《金刚经》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注释,并将注本颁行天下。这种做法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英藏西夏文《金刚经》残片考辨

西夏时期,《金刚经》作为重要的佛典广为流传,在传世的西夏佛经中不仅保存有完整的《金刚经》汉文本和西夏文本,而且有相当数量的《金刚经》残页。目前西夏文佛经主要集中在俄藏、英藏和中藏黑水城文献中,其中又以俄藏最善。利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金刚经》汉文本和西夏文本,对英藏黑水城中的几则《金刚经》佛经残页进行定名与考释,并对三则编者讹定的《金刚经》残片进行考辨,为继续深入整理与研究黑水城文献提供借鉴和参考,进一步丰富西夏语料库。

《金刚经十七家释义》之编纂者杨圭考——从朱棣《金刚经集注》之仙游翁说起

朱棣《金刚经集注》开篇经题下首个注为"仙游翁集英曰"。这一"仙游翁"就是《金刚经十七家释义》的编纂者南宋浦城人杨圭;"集英"二字,并非人名,而是"集群英之言"。通过爬梳相关史料,杨圭的名号、生卒年、科考、宦迹等生平事迹基本得以理清。杨圭以儒家为根基,同时又崇奉释、道两家,这种思想格局体现了宋代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时代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编纂的《金刚经十七家释义》。

《金刚经》之“四句偈”释义

鸠摩罗什译本《金刚经》中"四句偈"一词千年来引起大量文人高僧的阐释,目前均无定论,通过对照《金刚经》其他五种译本,发现"四句偈"一词有不同的翻译,如"四句偈等"、"四句等偈"、"四句伽陀"、"四句伽他"等。综合历代各家关于"四句偈"之解说,并参照五种译本的不同翻译,挖掘该词的多义性,从文字和般若思想两个层面对"四句偈"

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写本《报思金刚经文》考辨

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第051号乃一位唐代名叫杨仙鹤的居士以韵语敷陈《金刚经》经义而作,其正确名称当为《报思金刚经文》,内容包括卷首题记、序文、正文和无明五言诗4个部分。本文对学界在此件写本定各方面的错误予以纠正,并对此件写本与《金刚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曾子文章的中外比较阅读

曾子文章不但是中华民族的,而且是世界人类的。从文章比较阅读学的视角,看《曾子》与《金刚经》的士道,看《曾子立事》与《心经》的修心,看《孝经》与《圣经》的孝道,看《主言》与《君王论》的王道。通过这种跨越时空的中外文章的比较,在东方和西方文章文化源流的见同见异中,深刻感受中国先秦儒学第一传人曾子思想的世界意义。

论唐代文人禅诗对《金刚经》的接受和升华

唐代文人禅诗对《金刚经》的接受,既有表层的,如在禅诗中直接吟咏"金刚";又有深层的,如对《金刚经》空幻、无住思想的书写,显示出独特的金刚审美特色,呈现出悟的审美境界和无功利、非目的性的审美生存方式,增强了唐诗的艺术感染力,提升了唐诗的境界,成为唐代诗歌史上绚烂瑰丽的美妙篇章。

《泰山金刚经》书法艺术特征

从南北朝至明、清各朝代刻写、书写《金刚经》蔚然成风,佛经促使书法的发展,书法弘扬了佛法,特别是《泰山金刚经》刻石书法,结构疏朗空灵,笔势奇古雄秀,体在隶楷之间,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佛学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

《花非花》之诗、乐体现的佛教思想

《金刚金》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经》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花非花》的音乐,则完全以素雅的笔调,刻画出优美、深情、细腻的如梦般的意境。《金刚金》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正是《花非花》这首歌中所描述的短暂无常的浮生梦所切合的境界。

日本佛教说话文学中的《金刚经》灵异记

日本佛教说话集《日本灵异记》和《今昔物语集》中收录了多篇有关《金刚经》灵异的故事。此类故事与中国的佛教文学、志怪小说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这些故事的祖源均可上溯至印度佛典《金刚经》。佛典《金刚经》所演绎出的灵异记在中日两国文学中保留了情节相近、主题相似的类型化特征,但也在诸多细节上体现出某种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根源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