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遗忘:基于演化论视域下古滇青铜器物造型中的文化融合现象阐释

以古滇青铜器物为研究对象,基于演化论的视域来探讨其造型中所蕴含的文化融合特征。文化是群体共识所应具备的复杂性特质,“开放性环境”和“非平衡性地域发展”是文化传播的基本前提。青铜器物中的造型手法、工艺技术、观念形态,体现了“精神文化”自觉对于“文化基因”构建的重要意义。古滇的原生文化“主体”和从外界涌入的异域文化“客体”之间,对青铜器物的创作空间展开了长时间的“种间竞争”经由“生态位分化”,并最终趋于“协同”的过程,实则也代表了“主体”的决策与取舍。在此过程中,“物质文化”部分遭到了选择性的遗忘,而“精神文化”部分却得以记忆和传续,新一轮的基因融合就此实现,而这也正是“协同创新”的意义所在。

生态与历史——从滇国青铜器动物图像看“滇人”对动物的认知与利用

战国初年至西汉末年,云南滇池地区的滇国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以大量动物图像为装饰,是滇国青铜文化的突出特征。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将动物图像作为"滇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媒介",并对其进行分类,按分类考察滇人对动物的认知,并从生计、娱乐、宗教及艺术四个方面考察滇人对动物的利用情况,以深化对古滇人生活环境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认识,为历史地考察滇池区域生态环境的变迁提供可信的历史参照。

滇国法制初探

滇国为春秋至汉代我国西南古代民族建立的古王国,由于文献资料的阙如,滇国的法制状况鲜为人知,但从不断发现的丰富考古资料来对应文献记载研究,仍可以从阶级结构、民族关系、行政建置、刑事、民事、习惯法等方面对滇国的法制状况进行探讨,大致勾勒出滇国法制的概貌和其特点。

古滇国主体民族及与周边民族关系考述

古滇国及滇文化的研究历来争议颇多。文章在梳理汉文史料、考古材料及彝文资料的基础上,对"滇"、滇国史事、古滇国族属及文化习俗等作了考证研究,认为古滇国民族来源复杂具有多种民族成分,其主体民族"滇人""劳浸""靡莫""昆明""叟"等与彝族先民的文化渊源关系更为明显。

略论蜀与滇的文化关系

我国西南地区部族众多,是典型的多民族地区。蜀与滇因为地域相邻,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古蜀可能是西南地区最早创建的一个联盟之国,或称为宗主国。春秋战国时期,古蜀国的东方有巴国与楚国,北方有秦,这些都是当时势力比较强盛的列国。而在同时期的西南夷区域,夜郎与滇等依然是小邦,或者是"邑聚"之类的部族。古蜀国通过商贾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以获取资源,此类商贸活动既有短程也有远程,产自于古蜀国的丝绸、青铜器、巴蜀的盐巴,以及其他很多物品,便通过商贸输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有些物品甚至经过远程贸易辗转贩卖到了南亚和中亚。与此同时,古蜀国成熟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也在商周之后随着商贸传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汉武帝大力经略西南夷,到东汉时期西南丝路已成为重要国际通道;后诸葛亮平定南中,有效地促进了汉族和西南各族的团结与融合,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先秦时期以白族为主体建立的滇国

本文依据史料记载及大量出土文物资料,论证了先秦时期以白族为主体建立的滇国之历史渊源、民族群体分布和文化类型特点,提出了滇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是族的观点。

记忆和传承:古滇国体育舞蹈文化与广场文化建设

古滇国体育舞蹈文化适应当下人们锻炼身体、休闲、娱乐等需求,因此,它可以成为现在广场文化迅速发展的新鲜元素。通过筛选具有健康性、安全性、特色性和可操作性的体育舞蹈项目,以多种形式融入到区域广场文化建设之中,实现当代广场多元文化建设的目标,从而推动广场文化建设的效益,为区域全民健身活动、美丽乡村以及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做出贡献。

古代滇国主体民族族属再考

古代滇国境内生活着许多民族,既有属于百越族群的居民,也有濮人、僰人等族。至于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史学界意见分歧非常大,有的主张属于氐羌族群,有的主张为濮人,有的主张属百越族群。具体到某一类主张中,又有不同的看法,如主张属氐羌族群的学者中,有的主张滇国主体民族为僰人,而有的则主张为叟人。本文结合各种史籍所反映的两汉时期云南民族构成演变态势,在细考各种观点及其主要依据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滇国主体民族属氐羌族群说的依据经不起推敲,属濮人说的依据不充分,而属百越族群说的依据充分而有说服力。

钟文典与太平天国史研究

太平天国史研究在钟文典教授的学术研究体系和学术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对太平天国史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太平天国开国史研究、太平天国人物研究、罗尔纲先生研究、组织出版《太平天国史丛书》和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方法的探索等五个方面。他的成长历程决定了他治史的人民立场,而治史的人民立场成就了他作为广西史学一代宗师、中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

滇国青铜文化中被遮蔽的猛兽纹饰与符号——兼论昆明羊甫头“鹰爪形木祖”的定名问题

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造型精美的动物脚形器被定名为"鹰爪形木祖",然而从椭圆状圈纹和脚趾数量来看,云南青铜器上常见的猛兽图像与符号中也有相似的特征。在滇文化中最早出现的虎与豹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仅有纹饰上的差异,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很难将它们分清。随着西汉王朝的势力在滇池周围地区的迅速推进,这种虎豹混同的情况已得到彻底改观。同时,在滇国青铜器上广泛出现的猛兽纹饰与符号成为某种特权的象征,而所谓的"鹰爪形木祖"可能就是这种族群记忆在漆器上的遗留。

太平天国“着佃交粮”制考辨

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太平天国在苏南浙江地区推行的所谓“着佃交粮”制是太平天国的创举。但实际上,太平天国苏福省、浙江省当局普遍实行的是着佃交粮与招业收租并举的政策,而且着佃交粮因为没有在产权问题上做出明确确认,不仅带有临时应急的特点,而且在理论上有诸多模糊不清之处。首先,“着佃交粮”并未改变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现状。其次,“着佃交粮”并未减轻佃农的社会负担。

关于《滇国史》的几个问题的考察

黄懿陆先生的《滇国史》是滇国史研究的一部力作,但其中若干问题的提法也有不够严密处。结合史料以及一些古代文化常识,对《滇国史》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从《西南夷列传》和考古资料看两汉时期的滇国社会

汉西南夷 ,为今四川省、贵州西南及云南全省地 ,西南夷有两层意义 ,一为地域 ,二为民族。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滇人与其它民族的关系 ,滇池地区是以百越民族为主体 ,含濮越、氐羌民族的社会。“滇人”贵族与濮夷。

近四十年来国内庄蹻研究评述

庄蹻是西南少数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庄蹻研究亦是先秦史、秦汉史、西南古代民族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庄蹻其人其事,首见于《史记》,其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均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本文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庄蹻研究的主要文献,总结了近四十年来国内庄蹻研究的特点,并对庄蹻研究略作展望。

古滇国青铜器的美学特征

1957年在晋宁石寨山出土了"滇王印",证实了古代"滇国"的存在,古滇国的青铜器种类十分繁杂,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滇"本身就是一个神秘的古国,其艺术的生动真实常常唤起一种经历的记忆与想象。给予我们美的享受。古滇青铜雕刻与图饰的题材内容非常广泛,充满了生活气息。生活实践,是古滇国青铜器艺术生动大胆的表现力、强悍灵动风格的基础。在古滇国青铜器中,雕刻图饰与器物是融为一体的,是古滇青铜艺术特有的构成形式。古滇国青铜器的艺术风格是非常写实的,布局上,疏密节奏的安排赋予韵律感与装饰美。

古滇人社会文化景观:滇青铜图像的艺术人类学解读

战国时期,滇青铜文化于云南滇池水域滥觞,原始艺术的创作者在青铜冰冷坚硬的材质上,传递出了一个古代民族社群的生命意识,在没有文字的古代滇国,数量巨大的青铜器物像成为对其社会文化景观的一种民族志式的深描。本文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通过社会心理学及精神分析的方法来阐释滇青铜图像艺术以及创造这些特殊象征符号的社会行为,以艺术的形式来诠释古代滇国社会文化景观。

滇国青铜器的镀锡工艺

镀锡是滇国青铜器上常用的一种加工技术,滇国青器上的镀锡极为普遍。镀锡青铜器不仅美观、富有光泽,更重要的是具有很强的防腐蚀性能。围绕滇国青铜器的富锡现象,向来存在镀锡说与反偏析说之争。从近年来国内有关科研机构研究检测结果来看,滇国青铜器上的富锡现象非反偏析所致,器物表面可以检测出清晰而界限分明的镀锡层。滇国工匠掌握了多种镀锡技术,镀锡形式多样化,镀锡技术相当成熟。

从楚国历史发展看滇楚关系

楚国与云南的关系十分密切 ,庄入滇是滇楚关系的源头 ,文章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若干学术争论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具有创见性的意义。

《三国典略》考

《三国典略》,唐初时人丘悦著,现已亡佚。本文广泛查考有关唐代的各种历史文献,对此书作者的生平、撰写的历史背景、流传情况等作出比较详细的考证;并以书目记载为基础,通过全面分析佚文的内容,对此书的体例、特点、史料来源、史料价值等作一综合研究。

从考古材料看滇国祭祀

随着古滇国遗址考古进程的不断加快,独具云南原始文化、民族文化的滇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探索与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滇巫文化研究的内容、方法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