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运动:参与式发展理论的本土来源与贡献

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一种微观的区域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宏大叙事"不同,它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当地社区成员的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其可持续的、成果共享的、有效益的发展。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参与式发展理论被"引入"中国,但它并非完全是舶来品,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者们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尤其是作为其两大流派的定县实验和邹平实验更是如此。这是参与式理论的中国本土来源与贡献。

论丁绍仪对谭献词学阐释论的影响

清代词学家谭献在《复堂词录叙》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这一观点强调了读者的地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可以超越作者所赋予的意义。由于这一观点与西方的读者接受理论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因此被中外学者广泛引用,并在词学界和文学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上,谭献的这一观点是从清代另一位词学家丁绍仪的词学理论中发展而来的。丁绍仪的观点是:“作者不宜如此,读者不可不如此体会。”理由有二:其一,丁绍仪提出这一观点的著作是《听秋声馆词话》,该书刊行的时间为1869年,要比谭献《复堂词录》的成书时间(1882)早13年;其二,谭献的《复堂日记》多次记录了他阅读并借鉴《听秋声馆词话》的事实。以往的研究忽略了这一情况,从而妨碍了对词学理论史的正确认识。

张之洞、康有为的初识与上海强学会、《强学报》

光绪二十一年秋,张之洞与康有为最初交往于南京,张因甲午战争而署理两江总督,反对李鸿章等人的议和,康因发动"公车上书"及上书光绪帝而名声初震,此中的牵线人是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黄绍箕也参与了此后的活动。两人相会后,张之洞支持康有为办理上海强学会,并开办《强学报》。康有为的学术主张与政治见解与张之洞有很大的差别,而康在办理《强学报》时,坚守其见,与张之洞一派决裂。此是张、康关系的转折点,也说明了两人因学术分歧导致政治反目的起因。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张之洞档案",有一批新的史料可以细化此中的过程。

由清代笔记看西方地圆说在中国传播困难之原因

明代传教士来华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西方地圆说.清代知识分子刘献廷与丁柔克的笔记,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地圆说的认识水平,其间不乏对西方天文学概念的误解与中西方不同观念的碰撞.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地圆说的困难,在于中西天文学观念的巨大差异,以及知识体系移植的困难与缓慢.

简论赵用贤学术文献价值

赵用贤,江苏常熟人,明隆庆、万历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学者和藏书家,他博藏精校图书,编著《赵定宇书目》,对虞山藏书刻书之风有开启之功,保留了一些罕见文献,文章对其学术文献思想做了概述并分析了形成原因。

北宋真仁之际皇权交接与章献皇后的政治考量——兼论儒家理念对宋代女主预政的双面影响

北宋真宗晚年,朝局复杂,权力交接成为真宗晚期政治运行的核心。章献皇后刘氏在走向政治前台的过程中,受到宋代祖宗家法的限制,为取得预政的正当性,刘氏将合作对象选择范围确定为士大夫群体,并最终选择与丁谓结成利益联盟展开合作,驱逐了支持太子直接掌权的寇准一派,最终形成刘氏称制、丁谓掌权的“双赢”局面。然而,仁宗初年,随着丁谓权力欲的日益膨胀,朝政逐渐被丁谓一派把持,威胁到了手握皇权的刘氏。在“异论相搅”理念的浸润下,刘氏运用王曾等人对丁谓一派进行制约打击。最终,丁谓等被逐,掌握皇权的刘氏成为这场博弈的最终胜利者,并开始构建起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宋代的儒家文化理念,在对女主参政发挥限制作用的同时,也构成了女主走向政治前台的潜在文化基础。一方面,士大夫群体对于“家国同构”政治观念的总体性接受以及儒家文化对于“孝道”的推崇,为女主以妻子或母亲身份代理皇权提供了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女主在这一政治系统中对于自我身份的定位与角色认同,也深刻影响着其行政决策和政治行为,并赋予其维护父系正统的基本自觉。因此,宋代女主称制往往呈现出鲜明的过渡性特征。

说北白鹅墓地“太保”——兼谈宪鼎铭文

西周时期,“太保”是召公的生称,也用作召公家族的族名。山西北白鹅墓地出土铜器铭文中的“太保”是族名。与之类似,梁山七器之一的宪鼎铭文中的“太保”也应该是族名,不可与正文连读。

明代状元丁显生卒年辨正

关于明代状元丁显的生卒年《明史》等早期史料均未载,近年出现的一些纸质及网络文献却提供了不同说法,但都不是很可靠,文章结合古今各种说法进行辨析后,认为丁显生卒年应分别为公元1358年和公元1398年。

精编细分的“账簿式”书目:《赵定宇书目》发覆

明赵用贤《赵定宇书目》以经世致用与修性养心等思想为主导,佐以书籍的版刻价值,作为编排部类与著录作品的三种标准。是书强调经世致用系基于维护统治而言,强调修性养心系为纠正彼时趋利避责的士风,二者均有直接的现实针对性。所列"天字号·史书"、"经类"、"理乐书"、"子书"、"总文集"、"小说书"等部类,是以经世致用与修性养心作用大小依次排列的。可见,《赵定宇书目》并非如学界所言部类繁琐、体系不严、若流水账,而是赵用贤据自身对书籍的见解进行精编细分的"账簿式"书目,具有严谨的思想与体系。

新见贤鼎器铭与西周大射礼

吴镇烽新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中收录了一件贤鼎,据形制、纹饰等因素考量,当为西周早期后段康昭时器。铭文涉及西周大射之事,虽记载与其他器铭不合,但并非伪铭。其所记当是由周王亲自主持并参与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彼时军事战争频仍的现实反映,也是早期射礼起源于军事训练的鲜明例证。而透过贤鼎大射之事来简拔军事将领,也与射礼具备"择士"的政治目的相吻合。

“丁村”和“古丁村”二词考

论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粤西的历史,运用对比归纳的研究方法,分析粤西三丁村、三古丁村、一古丁岭一类地名相同的文化信息,指出粤西三丁村原名"冯家丁寨村",三古丁村原名"冼家古丁村",均为隋唐间冯冼家奴的村寨,侧面证明了隋唐间粤西的社会制度等问题。

丁丽仙教授治疗排卵期出血验案举隅

排卵期出血属于排卵性异常子宫出血的范畴,有研究表明其发病率约17%。排卵期出血不仅导致生殖系统疾病,还影响身心健康。文中主要介绍丁氏妇科第十代传人,名中医丁丽仙教授对排卵期出血病因病机的认识和灵活运用丁氏妇科滋阴清热止血方治疗排卵期出血取得显著疗效的经验。

重庆市部分农村居民高血压患病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重庆市农村居民高血压患病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为开展当地农村地区高血压等慢性病防控工作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农村居民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与体格检查，采用x：检验比较不同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吸烟、是否饮酒等高血压患病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高血压患病率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共调查1528人，高血压粗患病率为39．8％，标化患病率为28．4％，现在吸烟率为22．51％，过去12个月内17．54％的居民有饮酒史，每天摄人新鲜水果不足1次的比例高达82．98％，食用奶制品的比例为21．47％，食用咸菜的比例为69．63％，9．23％的居民有休闲性的高中强度活动，肥胖检出率为9．29％。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年龄（OR=1．99，95％CI：1．70～2．32）、是否食用豆制品（OR=I．31，95％CI：1．03～1．68）、父母是否患高血压（OR=I．00，95％CI：1．00～1．01）、体重（OR=1．96，95％C1：1．65—2．34）是高血压患病率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当地农村居民高血压患病率较高，超重肥胖检出率较高，吸烟、饮酒、膳食不合理、运动不足等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普遍存在，应加强农村地区高血压等慢性病的防治工作。

故宫博物院藏西晋石尠、石定墓志的出土时地与流传

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西晋永嘉二年(308年)石尠、石定墓志在民国八年(1919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城北郊。因为系盗掘出土,所以早期研究论著对这两方墓志出土时地的记载歧说纷纭,这一情况直接影响到学界对石氏墓志真伪和学术价值的判定。本文在梳理、辨析相关文献后,认为洛阳古董商郭玉堂的《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中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石尠、石定墓志的出土时地信息最为可信。通过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相释证,本文在考察建国前洛阳一带出土石刻的流散情况后,认为河南洛阳古代艺术馆收藏的所谓《石尠墓志》当系重刻本。石尠、石定墓志在出土后不久就被当时北平金石家周进收藏,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周进去世,这两方墓志连同其它汉晋石刻一并由其家属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一直收藏至今。

丁丽仙教授治疗不孕症经验介绍

本文主要从不孕症病因病机、辨证分型、诊疗思路、方药应用特点等方面介绍导师丁丽仙教授治疗不孕症的经验。重点介绍辨病与辨证结合治疗卵巢因素和输卵管因素不孕的基本方法;提出不孕治疗应结合心理疏导和相关的性生活指导以提高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