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小说《在医院中》的历史考证

小说《在医院中》是丁玲中期创作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令她在政治上饱受磨难的一部作品。她一生中很少就这篇作品发表意见,甚至可以说是三缄其口、讳莫如深。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对小说《在医院中》如此敏感呢?通过对作品中的“XX医院”“人物事件”“创作动因”以及延安文艺整风与丁玲之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的详细考证,可以深入探讨丁玲在1940年的情绪低沉、思想困顿、情感纠葛和自我救赎。通过对相关史料文献的重新梳理,可以揭开丁玲创作《在医院中》的历史之谜。

丁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

借助海外图书馆及数据库资源,通过梳理丁玲作品政府机构译介和国际学者译介情况,以及各译本在Goodreads、Amazon、StoryGraph等网站上的读者综合评价情况,对英语世界丁玲作品的接受状况进行分析发现,丁玲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效果差强人意,存在不少进步空间。中国文学作品要真正走向世界,在翻译层面,应坚持“常译常新”。在传播层面,应注重“平靓正”,重视“粉丝翻译”的影响力,通过与其他传播形式跨界合作努力为自身“引流”;同时,还要重视译作的本土化。在接受层面,应思考如何实现接受效果从“Chinajoy”到“Globaljoy”,让中国文学作品凭借自身的魅力,赢得海外读者的衷心喜爱。

梁斌与丁玲的互动及其文学史价值

丁玲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其中丁玲与很多作家的关系也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如丁玲与沈从文、萧红、韦丛芜、施蛰存等,但丁玲与梁斌一直未曾涉及。本文主要围绕丁玲与梁斌的互动,从丁玲被捕、对丁玲逝世的悼念及丁玲对《红旗谱》的认可等内容入手,从梁斌与丁玲这些互动中能够看到作家之间的传承及带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对文学现象进行补充,并窥视其互动背后隐藏的文学史价值。

重读《入伍》:“有机知识分子”作为标尺

《入伍》是丁玲写知识分子生活道路上的深化和转折点,折射出作家20世纪40年代的政治倾向和文学追求。其中,对于延安时期“知识青年如何入伍”的探讨,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战时的社会职能问题,与葛兰西文化理论中“有机知识分子”的思想诉求存在契合之处。文章在葛兰西知识分子论的理论视域下,从“有机知识分子”的结构和文化特性入手,探究以徐清为代表的延安知识青年的局限性和改造方向,进而揭示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间的区别、联系和转化。事实上,丁玲自奔赴延安后,对于坚持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创作方向、投入民族革命战争事业产生了文化认同,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作家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和革命期望。

有限理性视域下的女性出走——以丁玲的《梦珂》为例

《梦珂》是丁玲初入文坛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代表了丁玲初期创作的总主题——五四落潮后女性追求独立的反叛精神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小说中梦珂经历了三次出走,非但没有看到希望,反而在一次次逃离中走向深渊。从有限理性视角出发,探究梦珂三次抉择所造成的憧憬和失落,可以为理解特定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和作家的创作转型提供新角度。

情感结构与时代症候:重审1920年代丁玲北京时期的情爱书写

对于像丁玲这样受新文化思潮感召来到北京的知识青年来说,其情感结构已然不同于“五四”初期激烈张扬的政治青年,飘零无依的孤独、理想抱负的落空、生存糊口的艰难、前途未可知的迷茫,集合成了丁玲这一代人的共同体验。丁玲早期在北京的创作既可以说是对时代情感结构的一种继承,也可以说是一种反拨,通过情爱书写,丁玲对其时流行的“感伤主义”与现代女性成长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徒有感伤情绪在现代社会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而作为女性恋爱的客体,男性群体也并不能满足新女性恋爱的要求,“男性气概”的失落,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要求女性变得更强大;在以经济地位决定男性气概的社会,对于经济上尚未完全独立的女性来说,无论是“浪漫爱”还是“灵肉一致”的爱情,其实都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

抗战语境下的“个体”与“共同体”——丁玲延安书写的战时情感体验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遭到了极大的挑战,在亡国的巨大威胁下,人们普遍会形成一种民族共同体的想象,这一共同体想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寄希望于具有崇高理想的个人,通过个人的无私献身贡献于抗战的最终胜利;二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全民利益一致、目标一致、国家主义价值观一致,整个民族联结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一致对外。然而,这种民族共同体想象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后来者的理想建构,抗战语境下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实际存在着很大隔膜且很难真正走向联合。从这一视角来看,丁玲延安时期所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正是对一种抗战语境下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真实还原,是战时情感体验的直接书写,间接表露的是当时大多数人对于艰难持久的抗战反殖民斗争如何取得胜利的企盼与忧思。

半殖民体验与现代时期丁玲创作

丁玲的创作从一开始到抗战胜利这段时间里,都与她的半殖民体验密切相关,可以说,半殖民体验不仅贯穿了丁玲在现代时期的创作,也影响着其对文学、生活以及政治文化的认知。这种半殖民体验影响了她对“个人”与“群”之间关系的认知,以及“个人”“群”与抗战关系的认知。如果说左转之前,她的半殖民体验局限于殖民对个体出路的表达,那么,到了延安之后,她则将这种个体化的半殖民体验推向了整个抗战,试图将想象验之于现实,来解答中华民族在民族国家危亡的时刻应该如何处理“个人”与“群”之间的关系问题。

仇恨叙事与丁玲话剧作品中的情感政治

《重逢》《河内一郎》和《窑工》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话剧作品。这三部作品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兴亡连接,通过仇恨情感构建“敌—友”二元关系,确立理想中的革命共同体。仇恨这一激烈情感的产生、积累、转化与消解,构成了三部话剧共同的内在逻辑。作为一种情感动员的手段,仇恨叙事既有着深刻的在地性,又承载了话剧的政治功能。以“情感”为视角切入丁玲的戏剧创作,不仅有利于推进丁玲戏剧作品研究,还可窥见左翼文学传统与延安文艺融合创化的复杂历史进程。

丁玲延安书写的空间想象与话语重构

主体改造、精神转向是伴随丁玲创作始终的两个关键词,折射出她随地域空间的变化不断调整写作方式的倾向。在延安这一新的空间中,丁玲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转变以往的写作方式、审美习性和主体想象,她不断地调整视角,仍会受惯性书写经验支配想象乡村、构形延安,由此形成了一种混杂式的书写模式,“五四”国民性批判、浪漫理想化的革命想象不同程度地干预、掺杂进她的延安叙事,造成种种叙事困境和情感冲突。可以说,一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整风运动之前,丁玲都没能绕过“经验”的范式,直到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期,丁玲才找到书写延安的在场理想状态。从整体上追溯丁玲的延安书写,可以更加确切地理解丁玲在延安这一新的空间下精神转向和话语重构的复杂性。

“向左转”:主体的困境与突围——以丁玲1930年前后的创作谈为中心

192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作家为响应革命而左转。在这场变革中,作为早年注重自我表现的作家,丁玲的左转具有代表性的意义。丁玲首先困扰于如何书写革命的问题,她在多篇创作谈中记录了主体心态变化以及相应的写作困境。丁玲创作风格的养成与危机显示出立足个体自我表现的文学生命力衰退的过程,其赖以成功的内心叙事在此转变为传达自我与社会关系断裂的症候性问题,进而吁求一种更具能动性的写作伦理。丁玲左转中的复杂心态详尽体现在其创作谈以及以个人形象为原型的小说中,这些创作谈和小说创作从主体与文学形式的角度提供了考察“五四”文学向革命转型的个性案例。

在战争与革命中“生长”——论丁玲的主体性思考(1936—1942)

1936年至1942年是丁玲主体位置、写作方式和内在心境“转变”的关键时期,她结合自身的战地经验和“生长”体会,重新思考了政治实践情境中自我与革命的内在性关系。写于这一时期的《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小说既有共同的危机叙事结构,也展现了不同的自我“生长”方式。丁玲尝试在战争与革命的历史中生成具有“生命饱满”感的主体规划,其目的是为了应对现实政治结构中隐含的危机。以丁玲有关“生长”的感受与思考为入口,重新探讨这段时期她的经历和写作,也将为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主体性问题研究打开新的面向。

于“黄金时代”发问——论1940年前后丁玲小说中的农村女性的主体性难题

1940年前后,丁玲在《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夜》中书写了农村女性受到战争、革命、妇女解放、政治等多种经验冲击后的痛苦与挣扎,这些属于农村女性的主体性难题不仅是丁玲“问题”意识之下的产物,也是丁玲思想深刻性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正是延安妇女解放运动及丁玲文学创作走向巅峰的“黄金时代”,本该忘情于“自由天地”里的丁玲,却不合时宜地在其作品中,追求、表达着与主流意识形态大体相同,却又极具个人特色的艺术个性与独立思考。正是这种看似“唱反调”的行为,却预示着丁玲本人及农村女性参与革命的困难与特殊性。

丁玲的文学创作与延安道路的关系

在延安女性作家中,丁玲的创作成果是最为丰厚的。无论是在五四时期还是存在风格变换的延安时期,都有体现她个人创作思想的代表作品。1936年,丁玲奔赴延安,尤其是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洗礼,丁玲的文学道路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五四时期抒写自我到抒写革命大我转变,中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及复杂的转变,她最终以独特的话语策略形成了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融合的独特之作。丁玲的文学创造道路转变也体现了《讲话》对中国现代作家文学道路进程的重大影响。

“向左转”的内面“秀”场——论丁玲20世纪30年代上海时期的风景书写与主体建构

20世纪30年代上海时期(1930—1933)是丁玲“向左转”的创作阶段,缠绕着个人与时代的相互碰撞,游走在城市和乡村的两重空间,她的思想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最为复杂。然而“风景”是丁玲擅长的书写策略,以作品中的风景为媒介,“在场”与“不在场”的外在装置解码了城市知识分子的自我纠结,地理场域的视点转移也烛照出乡村革命的蓬勃生机。总的来说,“向左转”的风景书写自然带有左翼风景描写的整体特征,但丁玲“向左转”之路是一条渐进的思想轨迹,田园牧歌的诗意书写承载了她的审美个性,深挚的乡恋情结与大胆的色彩构图也让她步出左翼的合流,架设了偏向内面的风景“秀”场。再访丁玲的“向左转”之路,观照独具魅力的风景书写是深入其主体建构的有效途径。

“庄户人家”出身的“恶霸”——《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钱文贵再解读

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土改作为“事件”鼓荡着还没有“翻透身”的暖水屯村民。对村民而言,在斗争地主李子俊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拔除“恶霸”钱文贵。这涉及民国之后宗法社会的一大变化: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士绅阶层开始向“地方精英”转型。“庄户人家”出身的钱文贵的“势力”不在地方的宗法社会内部,而来自地方之上的国民党政权与日伪政权。革命兴起之后,为求自保,他又在乡土社会中着意经营起自身的宗法网络来。围绕着斗争钱文贵这一主线,地方与中共政权之间形成了新的互动关系。

莎菲女士:“摩登女郎”的特质及其西方缘起

20世纪20年代末,源于西方的“莎菲”式“摩登女郎”在中国文坛诞生。她们在爱情中大胆主动,放浪形骸,践行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亦肩负着时代的苦闷。在反叛的个性、爱情经历,以及被描绘得极其细致的心理活动上,她们都有如《包法利夫人》中女主人公爱玛的镜像。“莎菲”式“摩登女郎”的反叛特质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可谓极具先锋性与开创性,也正因此,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经发表便受到了文坛的广泛关注、讨论与模仿。

在严寒中毁灭自我——看莎菲女士的茫茫前路

《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日记体的文体和自述式的心理描写,表现了一个患有肺病但对生命和生活充满热情、个性坦白而有些特立独行的女孩,在遭遇了种种世俗的误解后,对真挚的情感灰心失落,直至走向死亡的悲剧。作品一经发表就给五四退潮后苦闷的小知识女性群体找到了抒发胸臆的窗口,莎菲也成为丁玲笔下在那个时代以毁灭自我来反抗茫茫未知前路的小知识女性的代表。本文以文本细读的方法,对这个在烦闷和纠结心理中前行、追逐坦白真挚的人际关系、敢于凝视男性的时代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探索她在等不到理想春天的严寒中毁灭自我的勇气。

爱与逃避:丁玲早期创作嬗变中的情感实践与主体性困境

长期以来,“左转”说将丁玲早期创作的嬗变解读为一种革命主体的自觉建构行为,忽视了丁玲创作动机中持续在场的情感元素具有的偶然性与情境性。在丁玲早期创作中,以偏为爱的创作风格内含着因怕而爱的情感原型,使人物在强烈的“唯爱”诉求中反而呈现出“失爱”的悖论体验。正是在“逃避-依恋”的意义上,丁玲的创作超越了一般的情感写作,呈现出所谓“左转”的文本表征,揭示了“爱”的悖论景观,也触及了“内曜不足”这个现代中国的主体性困境。

动态“磨合”:论丁玲“左转”时期的文学实验与文化纠葛

丁玲“左转”时期所进行的革命实践与文学实验在文化层面上呈现出复杂纠葛与动态“磨合”的历史症候性。以《一天》《田家冲》《水》等小说为代表,丁玲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显出一种“黏质的惰性”,这不仅与丁玲的文学个性有关,更关涉革命文学的写作伦理本身。对此,丁玲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自觉调配其话语方式与语言资源以试图匹配其文学追求,并实现对自身驳杂“文化底色”的“超克”,但却不可避免地烙上其多元的文化“印记”,甚至在不断“试错”中陷入了概念化与粗鄙化的“歧途”。“深入生活”的文艺理念不仅为丁玲在延安的创作困境寻找到了破局之道,也让其逐渐过渡到“正统”的创作模式,即更多地在广大群众中收集、汲取创作材料与语言资源,从而摆脱文化人“个体户”式的文化想象与文学生产,并创构出一个休戚相关且又异质磨折的“文化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