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危险犯之规范构建

基于过失危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法的保护机能,我国刑法中出现了过失危险犯的立法例,但过失危险犯仍然有待在规范层面上予以进一步展开。在过失危险犯的规范构建中,应遵循刑法谦抑原则、比例原则、体系协调原则等,罪行构造上应注重保护法益限于重大公共安全、行为危险与行为客体危险并存、注意能力和注意义务限定、违法故意与结果过失共存等方面,且应注重法定刑配置的轻缓化。

新增特殊背信犯罪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二)》新增了三类关于民营企业人员的特殊背信犯罪,旨在从立法上进一步落实对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要求。要注意实质性地理解平等保护要求,从侵害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利益行为的实质特征出发,通过构成要件的“增减调整”,真正落实平等保护要求。在具体适用新增罪名时,要注意《刑法》与新修订的《公司法》中关于忠实义务等规定的有效衔接,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下确保刑事违法性的独立判断。根据刑法解释并参考指导性案例,《刑法》第165条、第166条、第169条新增第2款应对第1款法定刑“全部援引”。

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治理走向——基于254份裁判文书的实证考察

通过对我国254份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中,在收买者主体为在生理或经济上有劣势的大龄单身男青年,被收买妇女多为外籍妇女和国内患病妇女;本罪高发于中东部省份,且其实现高度依赖居中介绍者和拐卖者;在司法实践中,本罪呈现较高的轻刑化和非实刑化比例,存在法定刑普遍适用不足的问题。人口比例相对失衡、经济状况低下、婚姻观念保守是收买被拐卖妇女现象的三大影响因素。治理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需要的是严格司法而非提高法定刑,还应当在教育、经济、社会等层面协同发力。

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行为分类与法定刑配置

极端案件的出现将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法定刑配置是否过于轻缓的问题推至舆论顶点。《刑法修正案(九)》删除收买行为的出罪事由,表明打拐需从买方市场考量的态度。本罪行为并非能够简单地与拐卖妇女犯罪行为相等同。收买行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共同影响。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是有效回应立法不充分和社会舆论的手段,科学分析犯罪行为分类是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的前提。结合责任理论的基本原理,将本罪行为划分为婚姻型收买行为和非婚姻型收买行为两个基本类型,并在婚姻型收买行为中细分出良性发展型和恶性破坏型两个子类型。基于行为类型分类和责任原理对本罪法定刑重新配置,从不同行为类型角度对法定刑配置分别进行匹配,建立合理的法定刑配置体系,推动拐卖妇女犯罪的有效治理,恰当回应舆论情绪。

关于走私罚没问题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执法的最好效果就是让人心服口服”,对照这一标准检视缉私执法,我们发现在办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中,近年来出现了走私财产罚“行刑倒挂”、走私货物处置难、走私违法所得“空判”等现象,实务中关于“走私货物没收、走私违法所得认定与执行”的争议越来越大,已经严重影响了打私工作的效果。对此,笔者通过案例统计、比较研究等方法进行研究,力求找到问题症结,为走出当前困境提出可行的路径,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量刑情节影响追诉期限之问题与调适——法定限制肯定说的提倡

当犯罪人具有可以变更法定量刑幅度的量刑情节时,法定最高刑的可能改变是否可以影响追诉期限的计算,素来是中国学理和实务中有争议的问题。持否定说立场之通说,会得出合理性和合法性均存疑的结论;既有的各种肯定说方案,又会不当扩大或者限缩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应当提倡“法定限制肯定说”,即基于实质解释论立场,对《刑法》第61条进行扩大解释。解释结论为,只有幅度变更必然情节才能影响追诉期限,幅度变更或然情节则不应影响追诉期限。此说既能合理地确立量刑情节对追诉期限的影响,又能实现对司法裁量权的有效制约。

交通肇事罪法定刑设置失衡与解决路径

就社会危害性和法定刑配置比较而言,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法定刑配置相对偏低,且法定刑加重情节范围过窄,“无能力赔偿数额”不当缩小了交通肇事罪法定刑的适用范围。可考虑适度提高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法定刑,适度扩大交通肇事罪第三档法定刑的适用范围。通过司法解释合理设置交通肇事致人重伤的起刑点,调整对“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解释,适度扩大“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范围。

行政处罚委托明确性的理论证成与制度实现

由于原有的行政处罚委托条款内容不够明确,2021年修订实施的《行政处罚法》对其作出了相应的补充完善。从理论依据来看,行政处罚委托的内容应当明确,既是源自于行政行为明确性的内在要求,也是为了实现法律效果定型化的价值目标。虽然目前的行政处罚委托条款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明确性指引,但是仍然应当注意不同委托依据的效力位阶以及区分不同内容要素的明确性要求。据此,为了更好地贯彻和展开行政处罚委托明确性的运行逻辑,应当继续完善相关的程序制度,包括委托前的尽职调查与资格确认程序、委托后的定期评价与撤销收回机制以及正式确立委托行政机关对委托书内容的法定解释义务。

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立法完善研究

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法定刑设置存在很大争议。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件大规模适用从宽处罚情节且大量案件适用缓刑,打击力度过低,反映出立法存在问题。对本罪所侵犯的法益进行重新定位后可知,本罪不仅侵害了儿童的人身不可买卖的权利,更侵害了儿童的人格权、父母的亲权。本罪法定刑的设置,难以准确评价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从对向犯理论、刑法对于买卖动植物案件刑罚的设置、结果正义的要求来看,提高本罪的法定刑有其必要性。就以立法修改的方式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而言,“预备犯理论”“提高刑罚可能适得其反”“刑罚无用论”等理论障碍完全能够克服。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立法完善,可从提高本罪的基本法定刑、设置法定加重情节以应对特殊情况两方面进行。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激情的民主和理性的法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二者之间有相互促进的地方,但并不如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天然统一。本文首先从理论及实践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然后以足球"黑哨"问题为例证,从法律的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思考,认为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是民主的法治要求,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是法治的民主要求。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统一。

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配置研究

近几年来,各类重大责任事故频发使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是对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配置进行的专题研究,着重研究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量、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种、重大责任过失危险犯的法定刑配置等三个问题。我国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刑配置的立法缺陷表现为,在刑量上配刑偏轻,在刑种设置方面过于简单。应调整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刑幅度,增加罚金刑、资格刑等刑种;增设重大责任事故过失危险犯,其法定刑设置应轻于实害犯的法定刑,更多地适用罚金刑或资格刑。

人身危险性理论评析

人身危险性源于犯罪学对犯罪原因的研究 ,后进入刑法学领域 ,在刑法学领域对人身危险性涵义的理解应该立足于定罪量刑。同时在评价人身危险性时 ,也要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价相区别 ,既要避免把人身危险性归于社会危害性 ,又要避免重复评价。

继承制度的立法完善——以《民法典继承编草案》为分析对象

《民法典继承编草案》的规定存在一些不足,应当加以改进和完善。删除调整对象、继承权男女平等、夫妻再婚遗产处理的规定等重复性和无实质意义的规定。修正放弃继承、继承权丧失、代位继承、遗嘱形式、遗产债务清偿、无人继承又无受遗赠的遗产之处理等存在缺陷的规定。增设继承回复请求权、遗产共有的形态、遗产分割的效力等必备继承规则。

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

期待可能性理论作为一种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源于对个别正义实现的强调和关注。这种价值取向与罪刑法定原则所坚持的法律安定性优先的价值取向存在冲突,这种冲突是无法调适和折中的。因此,有必要摒弃期待可能性理论,以维护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性地位。

组织卖淫罪法定刑设置失衡与解决路径

组织卖淫罪基本犯法定刑设置过重,存在刑罚处罚严重程度与犯罪危害程度不协调的情况,有违罪刑相当原则,与刑法中其他基本犯法定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的社会危害性无法匹配。组织卖淫罪的司法适用面临困境,现有的司法解释不足以解决罪刑失衡问题。为解决该罪法定刑设置过重的问题,应坚持罪刑相当原则,重新制定组织卖淫罪的司法解释。新的司法解释应提高该罪主客观方面的构罪标准并提高入罪门槛,对某些行为作出罪处理;新的司法解释应明确组织卖淫罪的组织属性和管理控制属性,将不具备该两种属性的组织卖淫行为依法以相关犯罪论处。

刑罚倒挂现象的反思与拷问——以财产犯罪与经济犯罪为研究视角

法律中立的不彻底性、刑事可罚性的错误认识与公共法益的不当轻视是刑罚倒挂现象存在的原因。这种法律现象不但背离了罪刑均衡原则,偏离了法治轨道,而且还危及了法律信仰,因此需从各层面寻求刑罚倒挂的解决措施:立法上调整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的构成标准与刑罚幅度,司法上减少财产犯罪与经济犯罪犯的刑罚适用差距,理论上深化对财产犯罪与经济犯罪的认识。

罪刑法定原则确立、贯彻的基本评价及调整取向

笔者提出，我国应当通过采取“对犯罪构成特征详尽描述、对条文术语严谨准确适用和使犯罪情节、量刑情节具有可操作性”的方式，使罪刑法定原则真正得到贯彻。

论增设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

《反腐败公约》第18条分别从行贿和受贿的角度规定"影响力交易"犯罪。受制于"重受贿、轻行贿"的不对称立法思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第388条之一仅完成第18条第2款的国内法转化任务。基于条约必须履行的国际法准则、贿赂犯罪的对向性与贿赂犯罪罪名完善等理由,应根据《反腐败公约》增设"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并明确相应的罪名、条文、罪状和法定刑。

群体性事件的刑法立场与处置对策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群体性事件呈现多发、频发态势,极大地冲击了政府管理的基本秩序,同时对于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也造成了多维的负面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妥善处置已经成为法学理论所面临的新课题。从当下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发展趋势与特点来看,群体性事件的处置立场应当是在保护具有合理诉求的民众利益的同时,积极体现与发挥"刑罚刚性",有力惩治群体性事件中的恶性犯罪行为。此外,我们还应当反思与完善现有的经济政策、分配制度与法律保障措施,重塑政府公信力,进而催生一个和谐稳定的法治环境,以从根本上消弭群体性事件所隐含的社会风险。

论我国单位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

单位犯罪中个人的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争议。从单位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这一角度着手,希望为追究单位犯罪中个人的刑事责任提供合理途径。首先界定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范围;其次,对责任人员的刑罚适用从主刑和附加刑的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提出非刑罚处置措施作为刑罚的必要补充,并指出其适用的依据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