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现状与未来——部长级会议决定解读

从2022年开始,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谈判陆续展开,并且在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前取得了一定成果,形成了谈判文本。谈判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谈判文本的核心是回应美国关注。然而,美国仍然不同意恢复上诉机构,以至于谈判文本中的上诉/审议部分出现空缺。由此可见,谈判是以争端解决其他方面改革换取美国对上诉机构的支持,但是这一目标没有实现。有鉴于此,加上成员意见分歧和美国大选在即,争端解决改革谈判的前景不容乐观,WTO成员应该考虑更多路径,包括使用上诉仲裁和新立上诉机构。

论WTO/DSB贸易与环境争端的新发展

随着国际环境法发展完善的外部推动,WTO/DSB(WTO争端解决机构)通过司法造法逐步确立了贸易与环境争端"环境优先"的裁决思路,促进了贸易与环境的平衡发展。然而,气候国际法进程的停滞和各国低碳转型的经济发展需求,造成以单边可再生能源产业措施为核心的气候与贸易争端频繁发生,DSB面临气候国际法与WTO法规则冲突的解决和协调,并将通过司法造法淡化"环境优先"的裁决思路,这一转型将对气候与环境争端确立可予遵循的新判例。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与规则构造:以RCEP为参照样本

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有效运作的核心支柱之一,但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因其上诉机构的停摆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RCEP作为全球覆盖面最广、体量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RTA),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极具创新与特色。鉴于WTO与RCEP的社会基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的兼容性,以及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基础的共同性,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特色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具有现实的参照意义。因此,WTO可以充分参照RCEP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取向和具体规则创新,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第一,将提高效率作为改革的首要价值;第二,将提高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透明度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第三,以专家组为核心重构DSU,既要发挥上诉机构的作用,又要规范和约束上诉机构的职权,完善上诉机构与专家组之间的关系;第四,务实改革特殊与差别待遇制度。

应当构建CEPA下的争端解决机制

该文从CEPA中没有争端解决机制这一情况入手,分析了建构争端解决机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通过对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剖析,提出CEPA应当对其中的一些适合我们需要的制度进行吸收和借鉴,同时也应针对我们自身的需要做出适当的变动和创新的意见和建议。

GATT/WTO下的环境——贸易争端评析

随着国际环境法的发展 ,GATT/WTO受理的环境———贸易争端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变化。发达国家扩展其国内环境法的域外效力而与致力于经济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产生贸易冲突 ,使这类争端日益增多 ;GATT/WTO争端解决机构适用法律时逐渐接受环保理念 ;争端解决机制通过一系列改革逐步提高了处理环境与贸易交叉问题的能力。但是 ,GATT/WTO的贸易法原则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解决环境———贸易争端的理想机制。

WTO争端解决机制危机:原因、进展及前景

争端解决机制是WTO的核心和基础,其有效确保多边贸易体系的正常运作。同时,21世纪以来,WTO成员提出各种改进争端解决机制的意见,但未能达成一致,导致改革滞后。本文深刻分析了美国近期反对上诉机构的原因,认为美国对上诉机构效率低下和离任法官的使用表示不满,对上诉机构越权做法和案件判决的先例价值表示担忧,这实质反映出美国单边主义、强权主义回归的思潮。进而梳理了近期围绕争端解决机制危机的各方反应和事态进展,包括欧盟、加拿大、中国等在内的绝大多数WTO成员均表示继续支持争端解决机制,并提出具体改革意见,但被美国否决。最后,对危机前景进行了分析和展望,指出由于美国的蓄意干涉,WTO争端解决机制有瘫痪的风险,给WTO前景蒙上阴影,我国宜及早做好准备。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多元模式与中国选择

在传统投资仲裁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有关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专家和学者正在积极推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目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实践和建议呈现出多元模式,主要包括投资仲裁完善模式、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常设投资法院模式、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东道国当地救济加国家间争端解决模式,并辅之以调解、争端预防等灵活方式。以实体维度的独立、问责、公正,程序维度的透明度、一致性以及裁判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效率等各项政策目标组合而形成的分析框架评估,这五种基本模式各有利弊得失。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立足中国作为资本输入输出双向投资大国的身份和利益,结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分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步骤,渐进务实地选择投资仲裁完善模式、“一带一路”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多边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

美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满与改革诉求

在GATT/WTO争端机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美国一方面积极推动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化发展与完善,另一方面也利用大国强权破坏争端解决机制的多边约束。由于认为上诉机构在裁决案件过程中存在越权行为,不仅与美国国内法冲突,也不符合“美国优先”的执政思路,特朗普政府多次阻挠上诉机构成员任命,最终造成上诉机构停摆,以实现其破坏性推动WTO改革和谈判、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由特朗普政府对上诉机构的指责和其最新签署的贸易协定可以看出,美国需要一个更倾向于权力而非规则、更加宽松和自由、更加透明和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解析WTO协议下的中止减让措施

分析了发展中成员在选择《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22条规定的WTO成员方可以采取的中止减让措施时应考量的因素,并就现有的改革建议进行分析,认为现有的改革建议并不适用于所有的WTO案例,应由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具体案例中批准使用具体的中止减让措施,以确保中止减让措施的有效性。

WTO争端胜诉方“申请授权报复”的程序问题研究——“世贸组织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21.5条和第22.6条之间的顺序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个重要成果,而WTO争端解决机制比起GATT时代的争端解决程序的优越性主要在于它对执行裁决的监督上。体现在"WTO争端解决程序与规则的谅解"(DSU)中,就在于第21条"履行措施的合法性审查"和第22条"申请授权报复"的规定。这两条规定在WTO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WTO法执行的砥柱规则,使多边贸易体系解决纠纷的法律体系功能更为强大。但是,WTO的立法和任何立法一样,在具有前瞻性、预测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滞后性,甚至在立法的当时受各种利益因素的制约,在立法上留有一些空白。针对DSU第21条和第22条规定的内在冲突,从分析WTO以往发生的案例入手,综合WTO专家小组对此问题的解释,结合各国提出的建议,对此问题进行论述。

试论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律解释权

根据WTO的规定,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拥有对WTO协定和多边贸易协议进行解释的专有权力;而专家组与上诉机构也可以在解决具体争端过程对WTO涵盖协议进行解释。作为争端解决报告的一部分,专家组与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对争端当事方具有约束力。但由于WTO不存在严格的"遵循先例"原则,因此争端解决机构在特定案件中作出的法律解释在法律上也不具有先例效力;然而却具有事实上的先例效果。由于争端解决报告在事实上的先例效力,引发了关于争端解决机构"造法"的问题,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争端解决机构超越权限进行法律解释。

论WTO争端解决中的司法积极主义

WTO争端解决机构经过近10年的运行,业已成为最重要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然而,由于WTO立法行政机构较之其司法机构太弱,WTO规则本身模糊性强,加之其他原因,WTO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在具体争端解决中产生了以法官造法和对行政机构职能缺乏尊重为表现形式的司法积极主义。司法积极主义不仅与WTO的现有规定不一致,而且引发许多严重问题,并导致WTO危机加深。鉴于此,有必要改变WTO的现有体制,使其司法、立法与行政在机制上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与制约。

WTO《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研究

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滥用“协商一致”原则导致上诉机构停摆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受到重创。世界需要一个运行正常的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以阻止世界贸易环境重回GATT时期。《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是针对目前上诉机构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案,其除了在上诉机构瘫痪期间临时代替上诉机构职能的临时性外,还可在上诉机构恢复后作为上诉机构的补充制度,分担上诉机构的压力。现行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基础运行框架仅限于满足临时性需要,若将其作为上诉机构的长期补充程序,需要对争端解决机制、与上诉机构衔接、仲裁员机制、上诉机构报告与仲裁裁决适用机制进行构造。

世贸组织专家聘任机制之研究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聘请专家的法律依据是《争端解决谅解协议》第 13条之规定 ,即评审团有权就争议中涉及的科学技术问题咨询有关专家。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过程中 ,除了评审团有可能聘请个别专家或专家小组外 ,有关争议方也会聘请专家 ,以此来支持自己的诉讼观点。本文的重点是对评审团聘任专家这一机制进行研究 ,并对如何完善世贸组织专家 (组 )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法治驱动的三个进路

2013年以降,从顶层设计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实践中前进,在发展中完善,在合作中成长。然而,为了缓释沿线经贸高风险,降低文化法律差异导致的高制度成本,回应美国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需借鉴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治理的成功经验(缘于政治动议,成于条约治理),全面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从“政治驱动”向“法治驱动”升维,实现倡议的法治化与机制化。概而言之,进路有三:一是构建协同、完善的条约网络体系,为倡议的法治化奠定条约基础;二是形成多元、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为条约实施和区域治理装上“牙齿”;三是创建“一带一路”常设协调机构,为法治化进程提供平台依托。

贸易救济中的双重救济:中美特定产品双反案评析

2011年3月25日,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通过了"美国对来自中国的特定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案"的上诉机构报告和经上诉机构报告修订的专家组报告,认定"美国针对四种中国产品同时征收以非市场经济方法计算出来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做法,即所谓的双重救济构成对同一补贴的双重抵消,因此违反《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19条第3款的规定"。至此,历经两年之久的中美特定产品双反案告一段落。在本案审理中,中美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贸易救济中的双重救济问题,即美国针对来自中国的同一产品同时征收以非市场经济方法计算出来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做法,而本文将主要针对此项争议就争端双方的主张以及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定内容做一评析。

上诉机构停摆后的WTO争端解决

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的停摆虽然对WTO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其争端解决机制的终结。我们不应该扔掉整个皇冠,即使它上面的宝石出现了裂缝。通过对上诉机构停止运作后将主导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若干方案及其利弊的考察分析可见,WTO上诉机构的停摆对于目前及未来发生的贸易争端将意味着,WTO争端解决尤其是如何处理专家组报告将从一揽子、统一适用的模式进入到多元化、碎片化的模式。当前,在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时隐时现,多边贸易体制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如何继续保证WTO规则的一致性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将是摆在WTO成员面前的迫切课题。中国需要与其他成员一起,通过必要的革新和改进,致力于为上诉机构重新恢复运转寻求永久且迅速的解决方案。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法庭之友”问题

WTO诸协定,特别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简称DSU)中没有关于法庭之友的规定,但是法庭之友主动向专家组、上诉机构提交意见,介入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争端解决机构对法庭之友意见采取一案一议、非连贯性的做法,引发了成员国之间激烈的争论。为了提高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定能力,建立一个更加具有预测性和透明度的体制,争端解决机构有必要对此问题予以解释和澄清,允许法庭之友在专家组阶段提交意见。

中国稀土出口案败诉的启示和产业政策调整

中国政府对稀土出口采取征收出口关税、出口配额措施、限制稀土出口企业资质三项管制措施被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裁定违规,中国援引GA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中的(b)、(g)两项的抗辩失之勉强。面对稀土出口争讼案败诉的倒逼,中国政府应该停止被裁定为违反义务的出口管制措施,深度调整稀土产业政策,通过加强环保执法促使稀土开采和生产的环境成本内部化,提升稀土行业自治水平,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在此基础上大胆面对和利用国际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中国稀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对司法节制原则的适用

尽管对《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17条第12款进行严格解读可能得出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无权适用司法节制原则的结论,但这一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实践中,上诉机构在很多案件中都适用了司法节制原则。当上诉机构认为解决一个实体问题对于解决争端并非必要时,往往出于司法节制的考虑不对相关实体问题予以审查。此外,无论上诉机构对于实体性请求予以支持,还是反对,抑或不予审查,其常常不会审理与之捆绑的程序请求。除了司法节制本身的考虑,上诉机构还会运用司法节制原则规避对某些疑难体系性问题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