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目的论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

康德从历史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角度提出了“人是目的”的思想 ,对“人是最终目的”的命题进行了论述 ,并阐述了大自然以人为目的的含义 :按照最节省原则赋予人理性并以对抗促进人的发展。康德目的论的启示意义是多方面的 ,对理解当前正在讨论的“人类中心主义”

草原生态刑法保护下的企业刑事责任论

当前,我国草原生态系统正处于严重恶化之中。综观各种原因,以草原为主要生产基础的企业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理念驱使下,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对草原生态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是草原生态环境遭遇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我国草原立法保护现状来看,单靠行政、民事及其他社会保障手段已不足以遏制企业对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更于草原生态的恢复效果甚微。刑法的介入对草原生态的保护而言意义重大。针对企业行为对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刑法介入最合理的方式就是在提升草原生态法益保护理念的基础上完善企业相关刑事责任的规定,进而有效遏制企业破坏草原生态的犯罪行为。具体而言,我国企业在此方面刑事责任的完善应体现在归责原则的重置、刑罚种类的增加与量刑幅度的提升等几方面。

人与自然密不可分——推动环境保护从浅生态学走向深生态学境界

分析了深生态学诞生的必然性,阐述了深生态学的观点和宗旨,指出人与自然是融而为一的,而人类中心主义是完全违背自然和人类生活的,人类遭受的洪水、SARS和禽流感等惨痛“天灾”,说明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自然观是人类和谐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论自创生的环境法律系统

法律是自我关联的自创生系统熏并且法律的发展也是法律与外界系统以及社会及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共同进化。自创生法律系统为环境法律体系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理论支持,现实中,环境法律系统对自己的现实建构来源于他自身的基本循环法律理念的法律学说、体现在保留、克服、增益、前进的自创生法律过程与循环型的法律秩序、完成于法律行为与法律规范构建。

人类生态观演变初探

原始人类社会的一个共同点是基于对生命的崇拜。进入文明社会后,大多数古老文明抛弃了这种原始崇拜,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引发了局部的生态恶化,并最终导致许多古代文明的衰落。发端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这就迫使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反思中,吸收和借鉴中国富有生命力的传统的生态观,是形成现代人类生态观的有效方法。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伦理价值观的发展

对于如何研究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西方的“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围绕着走出人类中心论还是走入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的价值问题展开争论,这些争论有利于人类反思其实践活动的后果,但两者都脱离了制度维护,抽象谈论生态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则将生态伦理价值观的形成与改变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予以探讨,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价值主体:关于环境伦理的再探索

人类中心主义和生命中心主义的对立 ,是当前环境伦理研究的焦点 ,也是环境伦理发展的一个障碍。实际上 ,这两种观点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 ,其矛盾的根源在于它们的理论体系所确立的价值主体存在片面性。所以 ,超越二者的对立 ,解决它们各自的矛盾 ,切入点就是要确立起一个摆脱片面性的、科学的环境伦理的价值主体 。

中国台湾地区动物保护规定对大陆地区的启示

对台湾地区的动物保护规定的概况、背景及发展历程进行梳理,通过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可以分析台湾地区动物保护相关规定的特点,为构建和完善祖国大陆动物保护立法提供启示。即确立保护动物利益为主的立法目的,扩大动物保护范围并加强保护力度,设立监督举报制度,构建政府与民间的合作机制,设立专门负责机构并设置罚则。

人类尊严的来源——西方哲学对人的认识思想梳理

西方哲学中一直都包含着对人的认识这一内容。从人生哲学、宗教人学、到理性主义人学及现代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反思 ,西方哲学对人的认识逐渐深刻。而这种认识最后必然得出结论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人与自然共存 。

非人存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之否定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法学界有些学者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提出法律要赋予一些非人存在物法律主体的地位。本文从法律主体的概念出发,在法律实证操作的层面分析非人存在物无法成为法律主体的原因。

来自大自然的控诉——生态批评视角下的《人与鼠》(英文)

《人与鼠》一直被读者和批评家们公认为"反映美国二十世纪初流动农业工人受剥削的悲惨境地,以及他们兄弟般的团结友爱"的经典之作,而小说作者斯坦贝克也被视为"无产阶级代言人"。该文抛开社会学角度的阶级立场,从小说人物的象征化、主人公莱尼与乔治对回归土地的渴盼和作者对自然溢于言表的赞美之词三个角度,发掘作者隐藏在表层背后的更深刻的生态主义自然观:对"人类中心论"下被征服和掠夺的、处于弱势的自然的同情和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