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ysis on the exchange rate of Australian dollar

Australian dollar （AUD） maintains a fluctuant increase for long period, but in recent two years, this currency represents an anomalistic change. In order to forecast the trend of AUD,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exchange rate of AUD in then years from March of 2000 to March of 2010, and argues the factors which create these trend changes. By means of secondary research and graphs analysis, the relevant evidence and argument was selected into four terms below： relative raw materials prices changes, relative domestic price level and Import-Expert changes, relative interest rate changes, and other factors. The examples based on the theoretics, graphs, statistics and experts＇ opinions.

贸易余额与贸易条件的S曲线特征——基于中国总体贸易和中美双边贸易的实证检验

长期以来,贸易余额与贸易条件之间的短期动态时间路径表现为典型的J曲线现象,即贬值之后贸易平衡状况会先恶化后改善。然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发现贸易余额与贸易条件之间的短期动态时间路径存在S曲线特征,即贸易余额与贸易条件的当前变化和未来变化呈现负相关,而与贸易条件的过去变化呈现正相关。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贸易数据表现出明显的S曲线特征,而中美双边贸易数据并未表现出明显的S曲线特征。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美元指数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在分析当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美元指数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借鉴Johansen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利用GARCH模型计算月度波动率,对2001年1月至2010年6月我国进出口总量月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其波动以及美元指数及其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的出口影响较大,而对进口影响较小;美元指数的波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幅度较大.同时,研究表明美元指数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是.研究证明,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的贸易失衡状况不仅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有关,也和美元本身汇率水平及其波动有关.研究结果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中国跨国逃避资本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美国QE政策的实证分析

利用美国QE政策期间的数据对中国跨国逃避资本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表明:预期价格指数、中美利差、人民币汇率与跨国逃避资本之间并不存在统计上的依赖关系;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对跨国逃避资本具有贡献度,但贡献度不明显;美元指数和房地产景气指数对跨国逃避资本有显著影响。因此,为了防范跨国逃避资本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冲击,目前应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以及加强对跨国逃避资本的监管。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新视角——基于NOEM模型的实证研究

论文基于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建立了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实际汇率决定模型,基于理论模型和国内外的现实进行扩展,实证检验了五类因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浮动弹性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贸易条件和国内外相对货币供应量次之,相对生产率由于巴萨效应在中国的传导渠道不畅通,因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解释力有限,净外部资产的解释力最弱,仅能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小幅波动。本文认为,目前人民币不适合过度自由的浮动弹性,应继续渐进放开弹性以保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货币政策和产业结构优化政策都可以成为调节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手段。

本币名义汇率低于真实汇率是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本文表达了如下想法:①名义汇率围绕真实汇率上下波动的调整,会促使一国国际收支恶化或者改善;②美元对人民币贬值并不一定能够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和解决中美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因为失衡问题主要是美国的国内因素以及限制对华技术出口与中国商品进口所引起的;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适度控制名义汇率,使其低于真实汇率,才能支持劳动力优势,保持国际收支顺差;④国际收支长期盈余,是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安全的保证。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

由中美巨额贸易顺差引起的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的争议,成为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而敏感的话题。通过建立中美双边进出口需求的存量调整模型,分别估算了中美贸易商品的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商品的进、出口需求的短期价格弹性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意味着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可以缓解中美贸易顺差。但同时发现,无论是在短期或长期内,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收入弹性均大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收入弹性,说明受中美两国收入水平的影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因此,仅仅依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中美实际利差幅度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中美实际利差幅度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中美实际利差对实际人民币汇率影响呈"J"形曲线分布,在利差幅度较小的情况下,中美实际利差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关系符合粘性价格货币理论,利差波动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显著;现阶段的利差幅度较大,中美实际利差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关系不符合粘性价格货币理论,中美之间较大的实际利差并不是人民币升值的来源。

文化壁垒、政府价值取向与实际汇率波动

通过博弈分析发现,在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通、两国市场规模相同、完全信息和产品同质假定下,两国居民对待进口产品的态度不同,或两国政府在经济增长速度和保障就业水平两个目标上的偏好不同,将导致两国产品具有不同的价格水平,进而导致实际汇率偏离购买力平价。消费文化和政府经济调控目标差异对实际汇率有一定影响。

汇改、流动性和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宏微观一致的分析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实际汇率的决定模型,基于理论模型和国内外的现实进行扩展,实证检验了不同因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作用。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因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贸易条件和相对流动性次之,相对生产率由于BS效应在中国的传导渠道不畅通,因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解释力有限,净外部资产的解释力最弱,仅能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小幅波动。结论认为,目前人民币不适合过度自由的浮动弹性,应继续渐进放开弹性以保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货币政策、产业结构优化政策都可以成为调节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手段。

基于ECM模型的房价波动与主要经济因素关系的实证分析

房地产价格的大部分成本是在房子的开发和建造过程中产生的,而房价的波动还受很多因素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GDP总量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以及城市人口迅速膨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迅猛,房价一路高涨.本文研究了房价和各种经济因素间的关系.根据2000-2014年中国房地产平均售价和主要经济因素国内生产总值、全国城镇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元)、5年以上贷款利率、货币供应量M1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年度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进行修正,根据修正后的ECM模型和稳健性分析得出结论:长期看来,房价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ROE)具有反作用的经济后果,短期的美国次贷危机可能造成房价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影响的正向作用.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评述及拓展

本文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提出的制度背景以及巴拉萨和萨缪尔森提出该理论的出发点等视角,对该理论展开较为新颖的评述。另外,通过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中的贸易品分成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拓展了该理论,使之更加符合现实,增强了解释力。拓展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的"人民币实际汇率之谜"。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宏微观一致模型的分析

在宏微观一致的分析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实际汇率的决定模型,基于理论模型和国内外的现实进行扩展,实证检验了不同因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作用。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变量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贸易条件和相对流动性次之;相对生产率因巴萨效应在中国的传导渠道不畅通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解释力有限;净外部资产的解释力最弱,仅能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小幅波动。因此,目前人民币汇率不适合过度自由的浮动弹性,应继续渐进放开弹性以保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货币政策、产业结构优化政策都可以成为调节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手段。

汇改、流动性和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

在宏微观一致的分析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实际汇率的决定模型,基于理论模型和国内外的现实进行扩展,实证检验了五类因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贸易条件和相对流动性次之,相对生产率由于BS效应在中国的传导渠道不畅因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解释力有限,净外部资产的解释力最弱,仅能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小幅波动。结论认为,目前人民币不适合施行过度自由的浮动弹性,应继续渐进放开弹性以保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货币政策、产业结构优化政策都可以成为调节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手段。

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介绍了当前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利弊,指出人民币升值利大于弊,应进行小幅的升值,同时提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应采取的措施,即提高贸易部门的工资,取消出口退税制度,减少外汇储备。

美元价格与原油价格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选取2002年2月11日至2014年3月27日的每日数据样本,采用DCC-GARCH模型和溢出指数模型,研究三大原油价格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及美元价格与原油价格间的波动溢出效应。DCC-GARCH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原油价格收益率均受前期的随机扰动影响和波动影响,但前期的随机扰动影响起主导作用。三大原油价格收益率动态相关系数主要受持续性影响,受随机扰动影响微弱。美元与各原油价格的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危机发生时美元价格和原油价格的相互影响由负向关系转变为正向关系。溢出指数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危机发生前后三大原油价格之间总溢出指数未发生大的变动,但WTI价格的影响程度减弱,DUBAI价格的自我影响程度增大。美元价格对原油价格的波动溢出效应显著增加。

强势经济造就强势货币?(上)——兼析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

本文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是否存在及其作用程度的有效性分析,来探讨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期介绍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主要理论依据,检验了该效应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的有效性,最后对该效应在现实经济中的适用范围进行了归纳。

强势经济造就强势货币?(下)——兼析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

本文主要探讨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是否符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先呈现反向关系,在1994年后呈现正向关系。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假设条件目前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满足。长期来看,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未来在中国可能会存在。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实际汇率偏离:一个经验研究

均衡实际汇率的测算对探究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重要。“巴拉-萨缪尔森效应”(巴萨效应)通过采用相对生产率测算均衡实际汇率,本文将ICP数据支出项目进行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划分并构建内部实际汇率,通过“巴萨效应”测算出均衡内部实际汇率并探究内部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宾大效应”替代“巴萨效应”会放大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经“宾大效应”调整的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具有解释力。进一步研究表明,内部实际汇率升值能够促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贬值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人工智能与实际汇率

本文将人工智能变量以生产任务方式引入Balassa-Samuelson模型(巴萨模型),理论分析人工智能发展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将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不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将导致实际汇率贬值。本文以工业机器人安装存量表示智能化程度,利用国际机器人联盟、Peen World Table 10.0和世界发展指标等数据库构建1993—2019年72个国家和地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且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不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贬值的结论在统计上不稳健。拓展分析发现:第一,人工智能发展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第二,分行业而言,制造业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建筑业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贬值;第三,OECD成员国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不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贬值;而非OECD成员国智能化程度改变对实际汇率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