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道教仪式音乐之初步研究

入静、灵宝斋等道教仪式音乐史料及其研究结果表明,东晋在继承东汉请神祝愿仪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通神得道成仙取代了治病却灾的宗旨,斋戒内修和转经诵咏取代了符祝上书等方术,咏唱乐章首次出现并用于仪式关键位置,音乐成为通神娱神的重要手段,佛教功德回向与普度众生观念的大量借鉴。这些变革构成了东晋仪式音乐的转型,并奠定了未来正统道教仪式音乐的发展方向。

《孟子》“不动心”章发微

孟子的“不动心”相当于朱熹所谓的“气魄”,它是通过知言养气途径而达到的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养气就是不断扩充内心的善端,积蓄足够的力量去推行仁政;知言则是明察时势,确立自己的奋斗目标,无论穷达,皆不失义,这才是孟子强调“不动心”的用意所在。

《卜算子·咏梅》:毛泽东晚年对理想人格的探索

具体分析《卜算子·咏梅》意蕴,揭示晚年毛泽东的人格理想;结合时代背景,展示这种理想人格对党与人民的感召力;并从人格角度谈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失误。

上古韵部不必新立江部

陈振寰先生在王力先生三十部的基础上,从东部析出一个部,建立江部。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新立的江部依据不足,不必新立江部,仍然把它并入东部,维持王先生三十部中的东部。

论周恩来“和而不同”的哲学观

周恩来一生奉行着“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及方法论。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种哲学观与方法论与毛泽东在为人、处事上所奉行的方法与观念大为不同。考察周恩来的“和而不同”的哲学观 ,进而比较周、毛两人的思想观念 ,对于人们理解近现代以来的中国问题将有一定的帮助。

论明代地方明诗选本的文献价值——以《吴兴艺文补》为中心

明代编纂有大量的地方明诗选本,这些明诗文献含量丰富,涉及的内容包括社会政治、地方文化、传统礼仪等方方面面,因而具有重要的价值。吴兴是明代地域经济与文化繁盛的一个典型代表,《吴兴艺文补》则是明代地方诗歌选本的代表,它全面反映了吴兴地区的人情风貌,更能使研究者深入了解明代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特征。

简论晁补之《洞仙歌》词及其词史意义

晁补之是两宋创作《洞仙歌》词最多的词人,《洞仙歌》也是晁氏使用最多的词调之一,其缘由包括该词调本身的声情美、师友的创作引导和词人高风旷放的性格。他的创作独具特色,开拓了《洞仙歌》词咏物和游仙的传统,发展了词调的体制,在《洞仙歌》词填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理应获得更多重视与投入。

“动不动VP”的格式义及语用功能

在含有"动不动VP"的句式中,一般情况下句子表达较强烈的主观色彩,这一主观色彩主要源自于"动不动"本身含有的语义特征。我们分析"动不动"和"VP"语义上的关联,并指出在不同句类中,"动不动VP"出现的机率并不相同。

李东垣“阴火论”之理论内涵

在李东垣之前已有关于阴火的名词,阴火论是李东垣对脾胃内伤学说的延伸,故专论其阴火论理论之涵。阴火的病因与六淫外感以及饮食、起居、劳役、七情内伤有关,病机要点在于元气不足,气火失调,由此而致脾胃气虚,阴火以乘;谷气下流,肾之阴火上冲;营气虚少,心之阴火炽盛以及肝、肺阴火内生。阴火之证乃内伤热中证,其治法以"益气升阳,甘温除热"为主,兼以泻火、散火,代表方剂为补中益气汤、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和升阳散火汤。李东垣阴火论对后世有较大影响,至今仍有临床指导意义。

关于《画禅室随笔》编者的考订

《画禅室随笔》的作者究竟是谁,这始终是一个在画史上引得争议的话题。本文通过对《画禅室随笔》主要版本的考订,明确了此书为清初杨补在董其昌《容台集》遭禁毁后,辑录董其昌书画语录而成的史实。但杨补的辑录并不严谨,讹误颇多,对后世研究董其昌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为溯本清源,防止谬误继续流传,我们今天对这部书真正作者的考订及对其内容的校勘才显得尤为必要。

不同中医证型肺鳞癌患者的化疗疗效及其中医干预疗效

目的观察不同中医证型晚期肺鳞癌化疗疗效及其中医干预临床疗效。方法入选经确诊的初治晚期肺鳞癌患者,设单纯化疗组(A组):气阴两虚型化疗组(A1组)、瘀阻肺络型化疗组(A2组);化疗联合中医干预组(B组):化疗联合补中益气汤合沙参麦冬汤治疗组(B1组);化疗联合血府逐瘀汤治疗(B2组);给予GP方案化疗。从治疗肿瘤效果、生存质量、药物毒性反应、中医症状评分4个方面评价临床疗效。结果单纯化疗组比较:A2组较A1组有效率明显更高、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中医临床评分明显更低(P<0.05)。化疗联合中医干预组与单纯化疗组比较:与A组相比,B组生存质量提高率及提高稳定率明显高更高,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中医症状评分明显更低(P<0.05)。结论瘀阻肺络型肺鳞癌患者对GP化疗方案的疗效明显好于气阴两虚型。中医经辨证论治干预,能显著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减少不良反应,改善症状。

董康与中日法制交流

董康,清末曾四渡东瀛日本考察法制,聘请法律顾问和法律学堂教习,参观裁判所与监狱,并编撰成《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在他具体主持及在法律顾问指导下,翻译日本法典八种,拟定《大清新刑律》等七部法律草案。董康在北洋政府初期曾到日本留学、访友、进修;回国后,刑律方面对日本顾问"签注"进行整理,讼诉法方面对日本"博士案"加以修正。后来,又从日本找回我国失落的法律、礼仪,获得日本丧仪、《和汉合律疏》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邀赴日讲中国法学史,如《周礼》《春秋刑制考》等;参观日本刑具博物馆、控诉院、大审院等,并参加东京儒道大会,重获失传的祭孔仪式。总之,董康是清末向日本学习近代先进法制,形成最初"六法";而民国时期向日本介绍中国古代法律文明与近代法制改革情况的第一人。因而是中日法制交流的"巨擘"。

吴理真——糅合多种人物元素之南宋虚构神僧

本文通过梳理宋代印度不动上师(甘露祖师)、孙渐即兴所咏孤证“汉道人”、普惠禅师、吴僧樊川、明代川籍大家杨慎著《杨慎记》等史料,提出“汉道人”为当地最早佛教伪话题;另一孤证《甘露祖师行状》所记吴理真之生卒、事迹均为神话,与“汉道人”没有任何关联,进一步厘清吴理真系南宋以后出现的、糅合多种元素之虚构神僧。

惠栋情结与惠学接续——江藩《周易述补》论略

惠栋作《周易述》未竟而卒,江藩则继承惠栋《周易述》经解体例,疏释《鼎》至《未济》等十五卦与《序卦》《杂卦》二传,作《周易述补》。江藩《周易述补》一方面接续惠栋汉易学脉,强调易学象数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顺应惠栋身后汉易学研究演进潮流,会通汉易诸家,更为突出虞翻义的地位。较之于惠栋,江藩建筑起更为森严的汉易体系,给予吴派汉、宋分离的明确学术宗旨。江藩《周易述补》的刊行,标志着吴派汉学进入又一个阶段。

贵州侗布工艺的困境及发展路径

贵州侗布工艺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一种传统的手工技艺,也是侗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凝聚了侗族人民的智慧、思想和习俗,是侗族人民劳动智慧的结晶。侗布工艺历史悠久,制作流程复杂,极具典型的民族特色,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其传承保护与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本文以贵州侗布工艺为研究对象,从贵州侗布的特征出发,分析贵州侗布工艺如何进行传承保护,并探讨其发展路径。

论吕布

吕布叛丁原投董卓,事出有因,应置于汉魏之际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吕布为人豪爽,性格直率,并无自立为王之野心。至于他后来“下降”,乃是他相信曹操会需要他这样的豪杰来平定天下。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混战,他们之间只有利益,没有诚信。见利忘义,反覆无常者多矣,岂独吕布哉!刘备、张绣、马超等那一个不是朝三暮四,反覆无常。与他们相比,吕布缺乏的仅是权术和战略眼光,所以才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论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施宝度母图像源流及相关问题

本文讨论了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中心柱南北侧两铺对称的壁画。首先,依据印藏佛教艺术的脉络,将具有波罗(Pāla)风格、过去被判定为男尊的主尊重订为《纳塘百法》(sNar thang brgya rtsa)与《宝源百法》(Rin‘byung brgya rtsa)中所收的施宝度母。在此基础上,作者"重新发现"西夏文化圈共有4件施宝度母或观音作品,但几无西藏本土所作。在梳理施宝观音与度母在印度、尼泊尔的脉络后,提出成对出现的两铺度母"甘露施饿鬼"和"七宝施贫儿"的情节,乃是唐代密教千手观音信仰在8-13世纪的产物,作者由此考证了此组像所据经典及宗教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