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回答中大夫壶遂的那一段话,也被班固撰写《汉书·司马迁传》时全部转抄,两史连载,影响深远。但它应该是“太史公”所谓“余闻董生曰”的内容,整个都是援引董仲舒的,并非太史公本人的观点阐发。《春秋》“新王”受命而改正朔,制正月,不再奉周之正朔,重新建构出一个道统。《春秋》经虽非历史却能够创设历史,足以成一代之法统。历史的最高点不在现实的王朝更替中呈现,在《春秋》的经义之中历史才能达到境界升华。公羊学话语系统中的《春秋》绝不只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阐发王道、揭橥正义的伟大经典,因而它超越了具体史实和繁琐事务,指向事情背后的意义、价值,具有形上高度和超越能力,却不“空言”,注重在“行事”中展开理性分析和思辨阐发,而成为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学教科书。

试论刘宋东宫武官制度

刘宋的东宫武官在南北朝军事逞胜的外环境和刘宋皇权不断加强的总趋势下得到了较大发展。刘宋四帝对于东宫武官制度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宋武帝恢复晋末罢废的太子二率 ,增设太子三校、三将等职官 ;文帝时二率、三校成为东宫主要武官职 ;孝武帝大力罢省东宫武官 ,削抑东宫势力 ;明帝则再度恢复东宫三校 ,并新增东宫直阁等武职。总而言之 ,宋之东宫武职呈现出明显的强弱跌宕、阶段性变化 ,这既是刘宋诸任皇帝权力强弱异势的现实表现 ,也是刘宋皇权重振之路的曲折反映。

蜀石经拓本所钤“东宫书府”印非宋内府印辨

"东宫书府"印是近人判定蜀石经拓本为宋拓的主要证据,而本文经过考证,证明"东宫书府"印并非宋内府印,而是明仁宗朱高炽青宫之物。要确定蜀石经拓本为宋拓,还需要寻找新的客观证据作为支撑。

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的思想与朱陈“王霸义利之辨”

宋学到南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 ,即理学 (道学 )兴盛 ,成为显学。与之相对的浙东事功派 ,亦兴盛起来 ,形成了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朱熹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之间的对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具有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 ,与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就历史观而言 ,陈亮坚持历史进化论 ,以效果论来辨析“王霸义利” 。

论董、何的“三世异辞”说

三世异辞(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三统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外说),合称三科九旨,是董、何《公羊》说之总纲。惟三统与内外说重义不重辞,易为凭虚蹈空之弊;三世说则义、辞并重,是理解其余二科六旨的重要线索。董、何的三世说,含恩情、王化义;董、何的异辞说,含微辞、托辞例。由微辞、托辞,知恩情、王化之分;由恩情、王化之分,知三统与内外说之所指,则三科九旨可以相互贯通。

广东省外贸出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广东外贸面临即将“入世”和周边国家、地区及国内外贸强省 (市 )外贸增幅迅猛而自身增幅下滑两方面的挑战。加快政府工作职能的转变 ,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重点从紧紧抓住“入世”带来的机遇 ,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 ,进一步强化实施外贸市场多元化战略着手 ,并相应进行多方位的变革 。

略论汉、宋铜镜纹饰中的西王母故事

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汉代铜镜和石画像中经常出现。宋代铜镜纹饰之中也曾有过这一形象,然而其形象塑造、故事情节均有所不同。西王母故事并非自宋代流传而来,所以人们一般都不熟悉宋镜中的西王母形象。本文试图指出这一故事的思想背景。

龚贤与董其昌“复古”思想之比较

无论是董其昌代表的正统派,以心学来解释画学,还是龚贤等大批遗民画家,选择"复古",从儒学内部寻找传统之源,其实都是对此际传统绘画出现的问题作出的回应。本文结合龚贤的画学思想,提出认为"复古"即是回避自我的传统看法,恰恰是没有领悟"心源"的内涵,才没有抓住传统的实质,而这个根源不在别处,就蕴含在传统思想内部。所以,龚董二人所做的,是回到生命境界的本源上,找寻思想的灵魂,从而为此际绘画寻求新的发展契机。

中国古代书画作伪揭秘——宋代书画作伪研究之三

中国古代书画发展到宋代,进入一个全新时期。书风由晋尚韵、唐尚法变为宋尚意,产生了以苏黄米蔡为代表的书法大家,影响深远。绘画全面成熟,以题材论,人物、山水、花鸟、畜兽全面繁荣;以技法论,工笔、写意、傅色、水墨样样纯熟;以队伍论,出现了皇家画院、文人画家、民间画工三足鼎立局面。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壮大,带来了书画市场的活跃,供销两旺。随之而起的是造假成风。作伪与防伪交相发展,促进了宋代书画艺术创作的进步。

观视与制作,以及时间——对“直向建筑”的一种观察

"直向建筑"创立以来的短短7年中,创作了一批极具观察意义的作品。本文从对其主持建筑师董功的个人认知开始,选取了对于其实践有着突出意义的观视、制作、时间三条线索展开,分辨它们在"直向建筑"不同阶段作品中的表现,以及三者之间的互相促动与交融并进。作为一个认真甚至是内省的事务所,其作品中的单纯与丰厚,实践中的努力与妥协,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代中国某种实践方向的缩影。从这一意义说,本文是对"直向建筑"以及更为广泛的实践现象的一种观察,而非对于"直向建筑"的一个总结。

儒家修齐治平思想溯源——论周公对孔、孟及其他儒家的影响

周公是中华文化的奠基者。他的思想言论主要记录在《周书》诸诰中。他对儒家、道家都产生影响。他被尊为“元圣”,对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儒家宗师产生重大的影响。周公一生平乱、封建、制礼作乐,他在政治论(修身说、君臣关系说、理想政治说、革命说、民本说)、礼意比礼仪重要说、家庭伦理说、天命观、人性观等方面对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大学》及《中庸》等在不同面向、不同层次产生影响,对塑造儒家学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

元伯与东坡——启功先生追思随笔

启功与东坡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他们都是诗人,诗作特立独行、幽默诙谐,都是各自时代背景里的诗词改革家;他们都是大学者,精通相关学科的学问,将杂家之学推向极致;他们都是大书画家,在书画造诣上都雄踞不同历史阶段的顶峰,都是书法史上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是集写家与理论家于一身的全才;他们都是教育家,教育理念、态度和方法有孔子之遗风;他们都具有高尚的品格,仁者爱人、热爱生活。他们是悠久的文化传统中的星座,我们在仰视他们的时候感到的是格外的明亮和永恒。

透过“他者”之镜穿越“自我”成长的迷宫——刘东新作《镜宫》解读

《镜宫》以"镜子"和"迷宫"的双重隐喻,讲述了主人公在青春成长过程中透过"他者"之镜,成就"自我"认同的故事。小说为主人公设置了四组镜像,分别是勇气、信任、爱情和死亡。主人公在每组镜像中经历的人生,都是成长中的一次蜕变,在看似虚幻的故事背后,却抵达现实深处,最终帮助其建构了新的自我,走出成长的迷宫。

论董仲舒的散文艺术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散文家之一,他的《春秋繁露》,运用"比物联类"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以《春秋》为依托,构筑了关于哲学、政治、道德、人性的庞大思想体系,并据之对当时社会进行全面观照。他的散文,运用多种技巧,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思想观念,显示了他的精神风貌,在风格上代表了汉代散文众多风格中的一格。

《东坡外集·蔡使君传》即《南史·蔡道恭传》辨

传世的苏轼"诗文",颇杂赝作。《蔡使君传》最早见于《东坡外集》,李寅生先生已证其非出东坡手;然《蔡使君传》并非节自《梁书》卷十的《蔡道恭传》,而是原原本本地抄自《南史·蔡道恭传》。

略论金元时期诸宫调音乐作品

诸宫调是说唱故事的一种形式,兴起于北宋中期,相传为孔三传所创。靖康之变后,诸宫调分为南北两派共流传了二百多年,经北宋、南宋、金元、衰落于元代的中后期。诸宫调对我国古代音乐史和宋元时期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目前发现的诸宫调只有三部,流行于金朝的《刘知远诸宫调》和《董西厢诸宫调》,流行于元初的《天宝遗事诸宫调》。由于流传下来的资料太少,故这三部诸宫调显得弥足珍贵,许多专家和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和整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解码与对话董功创作历程的再发现

文章选取第五代中国建筑师中突出的代表人物董功为分析对象,以"解码"与"对话"两条路径解析董功的创作历程。"解码"是以建筑师执业多年所积累的项目、出版物、展览、教学、演讲、奖项等作为数据样本,结合感性解读与理性的"数据分析"展开多维度的分析,并以量化与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其创作路径与思想特征的变化。"对话"是以微访谈展开的第二条路径,是对第一条路径的分析结果进行校验,同时从建筑师个人的视角对其自身经历和思想变化做出进一步的阐释。

试论陈亮教育思想及对当前教育的启迪

南宋爱国学者陈亮的教育思想如同其经济思想、哲学思想,同样带有浓厚的事功主义倾向,对当代教育也有一定启迪。

张载《东铭》与明清儒学的转向

与《西铭》相比,张载《东铭》在宋明理学史上曾长期被人忽略,这主要与程朱对《西铭》的高度推崇和《西铭》自身所体现出的价值意蕴有关。然而,自明中期始,学者对《东铭》的价值越来越重视,认为要达到《西铭》的理想境界,就必须从《东铭》所示之工夫入手,下学上达不可偏废。在明清儒者的诠释下,张载《东铭》的意义和与《西铭》的关系才重新被彰显出来。这种关注重心的转移,与中晚明以来思想界对工夫实践的强调是一致的。

《豳风》“周公之东”解——周公“用夏变夷”与《豳风》东传入鲁

《豳风》与《秦风》同源豳地,本为“周之旧”。周公东征将自尊为“夏声”的“周之旧”东传,故谓“周公之东”。《豳风》及其东传,体现了周公与鲁国“纳上下于道德”“用夏变夷”的文化政策与统治方略。其中,《七月》东传是周公在殷遗地区推行“大聚”政策与劝农授时之礼的表现;《伐柯》之用反映了周公对周殷婚俗的调和敦饬。鲁国贯彻“法则周公”之命,曾是周公所制之礼最有力的执行者。鲁僖公时模仿周公“制礼作乐”,鲁国所行周公之礼与鲁僖公所行周礼日渐混同,春秋后期鲁国礼乐废驰,周公之礼日益消亡,《豳》也逐渐丧失礼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