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意识觉醒的历史进程

准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的角色、地位转换,以及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之所在,深入探索执政党的执政规律,强化执政党意识,发展执政党理论,正确判断党的历史方位,是决定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关键。综观建国后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理论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党的执政党意识逐步觉醒、执政党理论不断发展的历史轨迹。毛泽东曾未雨绸缪地萌发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执政党意识,但未能真正启动向现代执政党转型的进程;邓小平则力挽狂澜开始了执政党思想转型;而江泽民更是与时俱进地全面推动了执政党的理论转型。

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中国西部开发的战略构想及其比较

为了使西部地区走向富强之路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依据不同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 ,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同的战略构想 ,实施了不同的西部开发实践。开国领袖毛泽东 ,以其“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的思想为主线 ,奠定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以其“部分先富”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依据 ,以“两个大局”的思想为出发点 ,加速了东部地区的发展 ,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改革开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在世纪之交全面审视了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 。

以现代文化为引领 彰显医院视觉文化影响力

在医院的各类文化中,视觉文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切适应时代的现代医院,越来越依赖于视觉文化树其形象,扬其大名,扩其影响。本文结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视觉文化建设成果及其所受之启发,提出现代医院视觉文化应从何处着手并发挥其作用的四点想法,从思想内容、表现形式、空间利用、多层展示等方面加以阐释,以对视觉文化的应用者有所启发。

戴震与江永关系的再探讨

关于戴震与江永间之究竟关系,学界多从钱穆及其高足余英时之说。然钱说在两个重要方面有误一、谓戴震的朴学出自江永;二、谓江、戴二人初晤时间为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年)。其后,余英时虽对其师之前说进行了修正,即江、戴二人为师友关系,然仍坚持其师之后说。本文参校有关史料指出不仅江、戴二人初晤时间实为庚午之二年后的壬申(1752年),且其二人之关系最多亦仅能处于师友之间,故所谓的戴氏背师之说实乃无中生有。

论中央历代领导集体的效率公平观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思想史上的难题之一,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对此进行过深刻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重视公平,不放松效率;邓小平重视效率并以此来推动公平;江泽民明确提出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胡锦涛总书记倡导通过构建和谐社会来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他们都契合了当时民众对公平和效率的基本诉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步伐。

东江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建设和财政经济研究

东江苏区结合自身地方实际情况,在与上级的互动中深入开展苏维埃政权建设和财政经济建设,其进程与全国各苏区基本同步,且带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东江苏区在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努力克服党包办苏维埃事务的错误倾向,树立苏维埃的独立权威,并坚决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体现农村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东江苏区始终追求正规化的财政工作方向,并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恢复农业生产,促进商业贸易。

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发展思想一脉相承

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毛泽东的“革命发展观”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做了理论上的铺垫,邓小平的“建设发展观”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江泽民的“创新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直接思想来源。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我党三代领导人的人才思想和人才观探析

文章从人才的本质、价值、识别、培养、选拔、使用和人才政策等方面系统阐述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人才思想和人才观。进一步分析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人才思想和人才观形成的社会经济背景及三代领导人人才观的传承、发展和创新以及人才问题的内在规律性。

论“党的建设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原理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国化的历史表明 ,毛泽东是“党的建设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这一原理的首倡者和奠基人 ,邓小平是其最杰出的继承者和开拓者。江泽民继续推进着邓小平的未竟事业 。

论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怎样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与中国党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思想建党的理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课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从而使党始终保持着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着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毛泽东、刘少奇对资本主义认识的若干比较研究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和正确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大问题。对毛泽东、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成功探索及出现的偏差进行比较研究,对深刻理解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如何认识”,对于加强和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与信念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创新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的自身建设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其创新活动和理论成果，前后相继，逐步丰富，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体现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勇于和善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与时俱进的精神境界。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论“为人民服务”

“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以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来建构和发展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毛泽东倡导为人民服务 ,并把它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人民至上是毛泽东的人生价值观 ;做人民公仆 ,是毛泽东的人生准则。邓小平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原则 ,把人民利益引入社会主义范畴 ,是为人民服务道德观的最高体现 ;把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共产党员的最高准绳 ,提倡大力弘扬奉献精神 ,力求达到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江泽民指出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立党之本 ,执政之本 ;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讲政治、讲正气的根本要求。

正统之路:渐江与董其昌语境中的师古与师造化

渐江在明亡之前主要师法古人,自武夷归歙以后,巧妙地将倪瓒的皴法与黄山一带的实景风貌相结合,从而形成其独有的画面面貌。因为时代的契机,渐江的绘事经历无意中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董其昌的一些论述,由此渐江似乎走上了一条师古人而后师造化的“绝近画中山”的“正统”之路。

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长期艰辛探索的必然结果。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道路。

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国民素质思想比较研究论纲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国民素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历来十分重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他们不断丰富和升华了国民素质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新领域。毛泽东提出"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国民素质思想。邓小平提出国民素质是提高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四有"是国民素质的基本内容。江泽民把国民素质定位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根本大计,提出以"四有"为核心的思想道德、科技、健康及创新能力的素质教育内容;认为国民素质教育要区分不同层次;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经济文化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

毛泽东论明末农民战争——兼与蒋介石作对比

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审视历史的角度不同,20世纪上半叶,毛泽东、蒋介石在研究、反思明末农民战争的过程中,联系其所处的背景,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毛泽东站在农民的立场,肯定了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并从其失败中找出现代中国革命应吸取的一些经验教训。而蒋介石则站在明王朝的立场,指斥农民战争,并从明灭亡中得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刻,要“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

从沅阳书院到桃冈精舍——常德地方精英教育的先声

常德古城东门外沿江绵延的高地,古代名叫万桃冈或桃冈。宋末元初的丁易东在此创办沅阳书院,明代中期的蒋信在此创办桃冈精舍,这里文脉不断,成为常德地方精英教育的先声。蒋信留下的许多教育美文,是研究古代教育史的珍贵资料。

论清代嘉道之际的汉宋之争与汉宋兼采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汉、宋两学关系问题是一重要问题,到清代嘉庆、道光之时尤为引人注目。围绕这一问题,时人聚讼纷纭,其中以江藩、方东树在各自著作中所表达的针锋相对的理念及其所引发的学术风波最具影响力。这固然标志着所谓“汉宋之争”已达高潮,同时它也说明这一时期学术格局有所变化,即汉学虽仍居主导,但宋学的空间已越来越大。宋学空间的得以扩大,与当时学界存在的汉宋调和、汉宋兼采之风密不可分,汉学家与宋学家之间既相互贬抑,又彼此调和,兼采对方之长为己所用。这一切,预示着学术嬗变的契机已显现,学术演进将有新趋势。

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探索历程

社会主义动力论不仅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也是关系到执政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政策的重大理论问题。中共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都特别重视这个方面的理论建设。三代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动力论的论述 ,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充分体现了科学理论发展历程中的逻辑演进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