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明国采用运脾扶阳、祛湿止泻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经验

介绍董明国教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经验。董明国教授认为,溃疡性结肠炎的病位在肠,与脾、胃、肝、肾等脏腑亦密切相关,其发病多涉及肝气郁结、脾虚湿盛、肾虚火衰这3个环节。脾虚湿困为溃疡性结肠炎的根本病机,治法以运脾扶阳、祛湿止泻为主,自拟溃结方加减以治疗本病。溃结方的药物组成为白术、熟附子、煨葛根、干姜、砂仁、枳壳、白扁豆、车前子、乌梅、秦皮、马齿苋、石榴皮、炙甘草、焦山楂、炒麦芽。对于溃疡性结肠炎活动期单纯服用中药效果不佳的患者,可配合中药灌肠治疗。中药灌肠方由青黛、败酱草、救必应、蚕砂、地榆炭、黄芪、毛冬青组成。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病程长,症状反复,多虚中夹实,亦有兼寒兼热,用药需根据实际情况,分清标本虚实,侧重用之,抓住病因,以取显效。

明清董仲舒古像及图赞考述

流传于世的董仲舒像多为明清时期的作品。目前存世最早的董仲舒像是明中期朱天然辑录前代董子像摹本的雕版印刷品,此后各种类型的董子像基本都是由该像演化而来;唯有河北省枣强县的石雕董子坐像是单独一个风格。各董子像的图赞基本取材于《史记》《汉书》,并无新意。

张载“六有”的历史传响与诠释理路

张载的“六有”是与其“四为”同等重要且相辅相成的经典名句。两宋至明清时期,中国、朝鲜理学学人或取“六有”以名斋,或将“六有”题之于壁,给“六有”以高度的评价,将“六有”作为修身的座右铭。在传述的诠释过程中,“六有”的内涵不断得以丰富深化,形成了以朱熹、吕柟、李颙、李德馨、李惟泰等人为代表的总说式,以叶采、韩邦奇、林象德等人为代表的分疏式,以王植、李玄逸、金谨行等人为代表的结构式三种诠释模式;并与“四为”“二铭”等文本相互贯通,构成了张载思想体系中实修工夫的经典文本和修身规范。考察“六有”在历史上的传述影响、诠释理路和丰富内涵,能为进一步发掘其思想内涵奠定基础。

“暗香浮动月黄昏”——从《影梅庵忆语》董氏形象透视清初士人的遗民心态

“忆语体”散文《影梅庵忆语》在深切缅怀董小宛的表象背后,更暗含士人冒襄对朝代更替的不适与矛盾。通过对董氏形象进行“错位性”构建,冒襄达成了自我价值的“镜像式”反观。董氏知书礼、明大义、守忠贞的品格,消弭了原生身份与后天声望之间的价值失衡,是清初士人群体遗民心态的时代缩影。董氏一类形象也成了寄托士人理想品格与家国精神的一抹浮动的暗香。

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法和液体培养法检测新生儿解脲支原体的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FQ-PCR)法和液体培养法检测新生儿解脲支原体(Uu)的临床意义。方法采用FQ-PCR法和液体培养法检测新生儿痰中Uu,比较两者阳性检出率,及治疗后Uu含量的变化。结果FQ-PCR法、液体培养法Uu阳性检出率分别为32.87%、22.69%,FQ-PCR法明显高于液体培养法(χ2=5.58,P<0.05)。治疗后Uu阳性检出率为8.33%,且拷贝数明显下降。Uu对大环内酯类克拉霉素敏感率最高,为93.88%;对喹诺酮类环丙沙星耐药率最高,为89.80%。结论FQ-PCR联合液体培养法检测Uu对诊治新生儿Uu感染有临床指导意义。

明代辽东都司与山东行省关系论析

历史上,由于特殊的地缘因素,辽东与山东一直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明代更是如此,以致于某些著述得出山东与辽东本为一省的结论。通过对辽东与山东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行政结构的分析,可得出明代辽东和山东之间根本没有行政隶属关系,辽东都司是个独立的行政实体的结论。

明代东厂新证三说

督东厂官校缉事,是明代宦官掌握的一项重要权力。一般认为,宦官刺事始于永乐朝。事实上,太祖朱元璋已开始用宦官刺察外事。成祖朱棣夺位后,营建北京,始正式建立东厂。正统以前,东厂"行事权"尚有限。景泰帝代位后,大大强化了这一权力。而复辟的天顺朝,却是锦衣卫权势大张的时期。成化初年,再命内臣领校尉缉事,东厂始为定制。

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对幂级数理论的研究

中国传统数学虽未进入微积分的全面发展时代,但在幂级数理论研究上却一枝独秀。清代数学家明安图、董诚、项名达等运用具有传统数学特色的方法对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等初等函数幂级数展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包含了某些微积分思想,因而推动了中国数学从初等数学向高等数学的过渡。这些数学思想对今日的数学创造仍有着启发意义。

教育地理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出路

教育地理学自20世纪30—40年代产生以来,只有少数人对它进行过断断续续的研究,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少数人对其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研究任务与内容、方法与意义等进行了探讨。而对于实践方面,教育规划、学校布局、区域教育发展、地区教育比较等方面的研究则很多。可见教育地理学的研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研究者数量极少,兼具地理学与教育学专业背景的人微乎其微,理论研究有待深入。论文对教育地理学的现状进行了研究,提出应当把教育地理学的研究明确划分为研究"是什么"认识问题的教育地理学和"怎么做"操作、实践问题的教育布局学两方面,并对教育地理学的出路进行探索。

明代董汝瀚、董李父子墓志考析

董汝瀚、董李父子墓志为探讨明代青州望族董氏家族历史及葬地提供了珍贵金石文献资料。两篇志文不仅可补董应举《崇相集》和钟羽正《崇雅堂集》的缺佚,而且关涉到多位《明史》有传或名见《明史》的历史人物,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

农村三人行——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思想对于当前农村问题的借鉴意义

农村问题引人关注 ,这是因为它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关系到广大农民的生活。而当今农村不论行政管理、经济建设 ,还是文化教育都存在令人堪忧的问题 ,其思想根源是多方面的 ;当年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从不同侧重点对其进行了探索 。

从明代民间文书探索苗侗地区的土地制度——明代清水江文书研究之三

分析遗存的明代清水江文书发现,苗、侗民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明代地土占有形态由原来主要的土司占有领地转化成苗田、屯田和民田三种类型构成,分别对应着国家、土司和自耕农占有,是国家在少数民族内地边疆地区推行屯田所促成的一种特别的土地分配制度。同时,屯田不断地瓦解着原有土司占有形态,土地买卖又消解着屯田制度与土司领地,形成屯田、土司领地的民田化趋势。伴随民田化趋势促成了该流域内的地权变化,转变而来的世俗地主与自耕农阶层最后成为向国家承担赋役的编户。屯民来源、缴纳赋税方式也是苗侗社会经济生活主要内容。

晚明书画艺术的情感本性观念考论——以徐渭和董其昌为主要考察对象

晚明人文思潮推动了美术领域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意识的标榜,致使以画寄情的文人画相当繁盛,直抒性情的书法异军突起,书画理论成果显著,艺术的情感本性在晚明文人书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出现了徐渭、董其昌等一大批著名的书画家、书画家兼理论家。他们在书画艺术中强调艺术家自然性情的抒发和主体精神的彰显,突出对笔墨情趣的倡导、形式美的追求和诗书画的融合,确立了文人画的主流地位,而文人书画所特具的自娱性和抒情性特征,则进一步彰显了书画艺术的情感本性,影响了晚明以后山水画的发展与演进。

董其昌的书画社交与其“业缘网络”:仕宦、文友、商业网

明代中后期,伴随商品经济发展,文化商品化程度提高,书画渐至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文化产品,书画的社交功能逐渐凸显。董其昌基于仕宦发展,逐步建立广泛的社交网络,并将书画广泛地运用于社交之中,书画成为其维系、处理仕宦、文友、商业圈中人际关系的重要媒介。董其昌兼具文人艺术家、官僚士绅的双重身份,在政治声望与文化声望相互作用下,凭借掌握重要的文化资本而掌控社会话语权,逐步成为社会多方力量所公认的文人领袖之一。

明代辽东“东昌堡”考

关于明代东昌堡的位置,民国以来有很多错误的认定。本文结合中外史料,重新加以考证,确定明代辽东东昌堡与牛庄驿原为一地。

论明代山东海防与山东沿海社会的发展

明代,海防是影响海疆开发的重要因素。作为国家整体海防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山东海防促进了山东海滨城镇的兴起和发展,改善了山东沿海农业垦殖的落后局面,影响了山东海疆地域文化的构建和传承,保护了山东海运的顺利开展。当然,山东海防中的某些错误政策的实行,也制约了山东向海洋空间发展的步伐。明代山东海防的这种"双刃剑"作用启示我们,海防除御敌外,还应该着眼于促进国家海洋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谋求沿海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进步。这为我们今天的海防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方东树的陶诗研究

方东树的陶诗研究在陶渊明诗歌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前人旧说,指出陶诗兼综儒道的特点,却认为失之于庄老;结合情、景、理对陶诗创作手法的分析,也丰富了前人对陶诗创作特点的认识。他把陶诗风格的自然平淡改为自然清深,是对前人见解的进一步发展。对陶诗用意和用笔特点也作了细致的分析,较前人研究更为具体翔实。体现了其诗学思想中的儒学道统观念及以"义理"为本位的诗学旨趣。

明清南浔诗派探析——以董氏家族为中心

明清时期湖州地区诗派繁盛,其中以南浔诗派影响较大、历史也最为悠久。南浔诗派以董斯张、董说、董樵和董耒祖孙三代为代表人物,其他重要成员还包括董份、董嗣成、董汉策等人。在明末董氏家族民变和明清鼎革的家国剧变过程中,董氏家族的主要支系依然保持着诗文创作的内在动力和自身特色。

明清时期汉文化影响下的侗族南北文化差异

源于百越族群的侗族,在唐宋以前主要分布在诚、徽、沅、靖州等地,并没有开始南北侗族的分化。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对侗族地区的经营形成了侗族南北两个区域在语言、民歌、建筑、风俗等方面的不同风格特征。侗族南北文化的差异,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以及多元文化交流中的变迁和融合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儒学独尊的历史真相与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

以《史记》、《汉书》相关记载为据,分析儒学由边缘走向汉王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真相可以看出,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已确认“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前提背景下,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建言,是附议而非创议。董仲舒所以被推为“一代儒宗”,是因为他始以阴阳推《春秋》灾异之变,属辞比事,古为今用,为汉代儒家学者随时变通转化角色意识建立了典范。董仲舒倡“王道三纲”,不惜违背先秦儒家的学术立场,而以黄老刑名学说修正儒家学理,昭示了汉代大一统专制政治下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