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传统音乐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侗族传统音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富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和多样的价值功能。保护和传承好侗族传统音乐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两个结合”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助于深入挖掘侗族传统音乐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现代价值,而且还有助于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传承历史记忆与生活智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动力。

有意味的形式:侗族音乐美感的三重维度

侗族音乐是侗家人在日常劳作、生活及节庆中借以表达情感、传递信息、赓续史志的民间曲艺类型。作为流传于我国内地黔、湘、桂三省(区)交汇区域的民族民间音乐,它是一种混同性的文化形态。不仅以音乐形态的文本形式凸现了自身美感形式的族群标识,更是以原生态的文化文本形态传递了族群内部的情感纽带、族群认同与社会教化的美感意蕴,而其审美形态更是体现了地方性音乐的族群美感功能。

侗寨声音景观与文化旅游的和谐共生——以湖南通道侗族“三月三”大戊梁歌会为例

农历三月三大戊梁歌会是侗族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也是声音景观概念下的具有鲜明族性特征和地域特征的典型案例。侗寨声音景观与自然景观、文化景观融为一体,具有独特的民族性与民俗性。侗寨声音景观体现出音乐的传统性与表演的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制造的声音景观与文化旅游互为目的,在地方文化建设中构成和谐共生关系。

圣道的追寻与实践:《春秋繁露》论乐律与听觉

《春秋繁露》中的乐律学继承先秦又推陈出新,其背后的哲学意蕴尚待深入研究。“乐”和“律”有明确区分:乐根源于民心、民意,君主必须“反本作乐,与民同乐”;“六律”是定“五音”的严格数理依据,象征恒常客观的先王遗道。天人通过数(数目、数理)和类(属性、特质)两大范畴相合,声乐兼具有形之类与无形之数,贯通自然与人文,如“五声”重其秩序而“八音”重其和谐。声乐与宇宙的实然深切相关,通晓、体知、关照万物之声,就是在遵循客观实情。君主应“知声扶精”“内视反听”“志和音雅”,保持细密、精微的听觉修养和澄明、和平的本心。声音由无形之数进入可感世界,君主又要通过有形声乐返回无形之“神”,政治合法性就在于“贵神”。

论董仲舒对两汉乐教的礼法化建构

董仲舒是两汉时期影响最大的儒者,其乐教思想显现出明显的礼法化倾向。首先,他继承前人主张,认为天道是礼乐的形而上依据。接着,他突出了君主在天地自然及人世政治中的决定地位:一方面试图将皇权作为推行礼乐教化的依靠;另一方面强调君主按礼乐而行其实也是循天道而行,以礼乐治国远胜于刑法,是天道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治世的唯一途径。最后,他又从民众角度出发,认为礼乐教化可以满足百姓需求,所以他们应该自觉接受其影响,并在天下大治后,积极歌颂君主之德治。董仲舒的思想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兼顾了君主及百姓的需要,其部分建议得以推行,并最终实现了礼乐教化在两汉的礼法化转向。

从董仲舒的“官本主义”论他的音乐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重要的儒学思想家,他以自己的博学和智慧促成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完成先秦儒家思想转向的一个关键人物,其音乐思想主要涉及音乐的社会功用和文质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体现了"官本主义"的宗旨。

侗族音乐民间传承与学校教育谈

在民族音乐正逐步消失的今天,关注传统音乐的传承问题,探求其传承的途径是十分紧迫和重要的。对于侗族传统音乐的民间传承与学校教育的方式、意义和作用的研究,其目的就在于此。

黔东南侗族琵琶歌核腔及其文化阐释

作为民间歌曲的基础结构,核腔对于分析、研究民歌乃至民间音乐具有重要意义及价值。黔东南侗族琵琶歌核腔由角商宫羽(Mi Re Do La)四音列构成,并在核腔原形及其不断变形中建构、完成旋律。作为侗族社会自然、人文环境的产物,琵琶歌核腔与侗族社会款组织、民间歌师的即兴创作及其伴奏乐器——琵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依存于侗族社会文化体系之中。

论侗族大歌音乐传承

侗族大歌一方面以其美妙动人的艺术魅力赢得了世人的赞颂,另一方面也因其民间文化的特点而面临传承的困扰。如何把握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良好机遇,把侗族大歌及侗族音乐的引入基础教育课堂和高等院校殿堂,是我们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评侗族大歌音乐诗剧《行歌坐月》

《行歌坐月》是首个登上国家大剧院的侗族题材剧目。侗族大歌音乐诗剧《行歌坐月》在京首演成功,再一次证明了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可以焕发艺术新生。侗戏文化唯有扬弃和吐故纳新,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侗族大歌音乐诗剧《行歌坐月》作为探索传统与现代创作联手的范式,无疑是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新途径,更是探索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开路先锋。

侗族大歌与侗族习俗

文章介绍侗族大歌的历史,流传地域;大歌的演唱方式及演唱场合;大歌的种类及内容;大歌的演唱者歌班等。

从《儒院文稿》看早期成都儒坛的设置、仪礼与洞经音乐

文章根据民国年间地处成都的万殊楼归一儒院、蜀西培本孤儿教养院出版、印行的《儒院文稿》一书,结合笔者多年采访调查成都洞经音乐活动情况的相关资料,分析探讨早期成都儒坛的设置、仪礼与洞经音乐传承情况。

诸宫调与《董西厢》

诸宫调的说唱艺术形式主要从变文、教坊大曲、杂曲的基础上错综变化发展而来,《董西厢》则是现存最完整和艺术形式发展最为完美的诸宫调说唱文本。

东晋道教仪式音乐之初步研究

入静、灵宝斋等道教仪式音乐史料及其研究结果表明,东晋在继承东汉请神祝愿仪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通神得道成仙取代了治病却灾的宗旨,斋戒内修和转经诵咏取代了符祝上书等方术,咏唱乐章首次出现并用于仪式关键位置,音乐成为通神娱神的重要手段,佛教功德回向与普度众生观念的大量借鉴。这些变革构成了东晋仪式音乐的转型,并奠定了未来正统道教仪式音乐的发展方向。

“黎从榕”地区侗族音乐整体性保护探索

侗族音乐文化是统一整体,本文从"黎从榕"地区音乐文化的过去和现状进行分析,认为侗族音乐的整体性保护已刻不容缓,提出通过设立侗族音乐保护公益基金,建立侗族音乐保护与传承公约,成立侗族文化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同盟,建立侗族音乐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一条可以探索和发展之路。

试谈广西三江侗族婚俗歌曲

在我国,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风俗节日,举行不同的节日活动,有着不一样的独特风情。广西三江侗族婚俗自成一派,婚俗歌曲堪称百花园中盛开的一朵奇葩。它从最初的传统歌会,到行歌坐夜、出嫁、结婚,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出侗族丰富的民俗风情,其中婚俗歌曲格外动听。婚俗歌曲因活动环境、活动形式不同产生差异,曲调和唱法也有所区别。文章从三江侗族婚俗音乐的产生、类型与音乐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论《东皋琴谱》的琴律

《东皋琴谱》是东皋心越禅师于 16 76年东渡日本后所传之琴曲集 ,本文据此谱中所载的操缦曲《调弦入弄》和《操缦引》入手 ,对《东皋琴谱》所用的琴律试探讨。在以往的琴律研究中 ,一般均参用弦长比 (两律相加用乘法 ,两律相减用除法 )来计算琴律 ,但所得的弦长比值在直观上不易识别其所代表的相对音高。本文则先按各琴徽弦长比求得其音分数 ,在计算中则直接用加减法 ,故在直观上也较容易识各音分数所代表的相对音高。

广西侗族民间祭祀音乐之音乐学分析

广西侗族人民对自然神崇拜与人神崇拜的多神信仰,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多神崇拜的典型。自古以来,侗族是个"善歌"的民族,侗歌浩如烟海。民间祭祀音乐作为与侗族民间信仰共生共存的传统乐种,种类形式多种多样,具有其独特的音乐形态特征。

南、北侗族音乐形态及传承的比较研究

侗族聚居地分为南、北两大方言区,但其先民均来自古越地区,南、北侗族是同源同宗的一个少数民族。由于地域地貌、方言语调、生活习惯和受周边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影响程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音乐发展路径,导致了两地民歌形态和风格出现差异,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将对南、北侗族的音乐形态与传承两个方面进行展开论述。

通道青芜洲侗族多声民歌喉路歌登鼓的调式特征

位于湖南怀化南部的通道侗族自治县是一民族文化保持相对较为完整的侗族地区,这里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侗歌、侗舞、侗琵琶都是民族民间艺术的典型代表,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研究价值,其侗族喉路歌登鼓是侗族多声民歌的典型代表,歌唱形态,在歌唱表演、曲式结构、和声织体等多方面都有着鲜明的特色,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笔者通过实地田野调查,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侗族喉路歌登鼓的调式特点作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