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研究述评

东方朔是汉代重要作家,对东方朔及其作品的研究是汉代文学研究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论文从两个方面对自汉代以来有关东方朔及其作品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指出了以往的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和今后研究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

“太史公曰”式论赞探源

太史公是司马迁对父亲司马谈的称呼,是其职务加父称,不是官职名,也不是尊称。冠有"太史公曰"的108篇评赞中,部分"太史公曰"的论赞,是司马迁在开头引用了其父的话,这些就成了最早的"太史公曰"形式的论赞。对这些,读者一看"太史公曰"就知道是论赞,而那些没有"太史公曰"的论赞则需认真读过后才明白。所以,"太史公曰"有了标明是论赞的作用。因此,东方朔"平定"《史记》时,在大部分论赞前加上了"太史公曰"。东方朔加的"太史公"是指司马迁。"太史公曰"这一形式便于读者区分本传和司马迁的论赞。

论《汉书·艺文志》中“赋”的分类与排序——兼辨《楚辞》非选自“屈原赋之属”

《汉书.艺文志》中的赋类作品的分类与排序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的。其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如此分类与排序,既与其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又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楚辞》一书断非选自《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屈原赋之属"。另外,研究《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序,尤其是前者,对了解《楚辞》中的作品如东方朔《七谏》的来源与著录等方面的情况有所帮助。

《东方朔传》考论

《东方朔传》是中国古代杂传中较早出现的一部散传作品 ,其成书年代当在西汉末至东汉初的一段时间里 ,当是汇集民间流传的有关东方朔的传说撰写而成 ,从散见于古文献神征引的《东方朔传》佚文看 ,其人物形象与叙事建构的虚构性说明该书具有了一定的小说品格。据此 ,我们认为 ,以《东方朔传》为代表的汉魏六朝杂传孕育了小说的胚胎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生史上 。

滑稽家及东方朔与屈原

滑稽家是先秦至汉代文人集团中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团体。这些人虽然行为狂放,但是,他们却有着非常明确的正义感和讽谏智慧,东方朔就是其中的一个。东方朔在日常生活中,既有嬉戏人生的一面,又有直言切谏的经历,其作品具有深刻的内容,而《七谏》一诗对屈原的评价,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屈原的有关问题。

还原一个完整的东方朔——《史记》《汉书》之《东方朔传》合读

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东方朔都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但《史记》和《汉书》对他的记载却有较大不同,或侧重性情,或侧重政绩,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东方朔:一个外委随而内方正,看上去狂怪荒诞而内心忧国忧民,表面上谈笑婉媚而实际上与统治者保持心理距离的朝隐者的形象。

从滑稽之雄到偷桃大仙:古代小说戏曲中的东方朔

古典小说戏曲中的东方朔形象,经历了从人到神的演变,其演变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东方朔别传》阶段。这是东方朔形象的初步虚化时期,以《东方朔别传》的形成与流传为标志。《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阶段。这一时期的东方朔已由人臣一变而为神仙,成为仙话中的人物,其故事也变得荒诞离奇起来。《偷桃捉住东方朔》阶段。这一时期东方朔的形象出现了较大突破,充满了叛逆精神,故事生动丰富,情节曲折。

东方朔行事与汉武帝用人

奇才怪杰东方朔的宦海生涯与武帝当国几相始终,他一生的宠辱沉浮是衡量汉武帝用人及西汉武帝朝政治生态的重要镜鉴。迹其一生行事,东方朔始终扮演着谏臣、顾问、言语侍从三种角色,而最重要的角色是谏臣。相比同朝之臣,东方朔的政治才干略为逊色,汉武帝对其才华颇为赏识,但武帝用人是量材而授,并不因颇为赏识而特意拔擢。东方朔既有儒者的追求和情怀,又有着狂士的放浪和不羁,决定了他一生不可能在政治上有太大建树,但却成为了儒者文士追慕的对象;也正因如此,才使得东方朔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被衍化、美化乃至神化。

东方朔“跛猫”“捕鼠”说的意义

我们探讨猫的驯宠史,注意到《东方朔传》所见东方朔对"骠骑"难,曾言"跛猫""捕鼠"事。相关信息对于了解猫作为鼠的天敌怎样进入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意义相当重要。"东方朔说"如果可信,则能够推进对畜猫捕鼠的生活史的认识。汉武帝时代正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热季的历史阶段,"东方朔说"结合河西出土木雕猫模型,可以深化中国猫是西方传入抑或本土驯化的讨论。

从《答客难》看战国与汉武帝时期君王的求贤与士人的不遇

东方朔写的《答客难》一文,对比了战国与汉武帝时期君士关系的变化,揭示了大一统条件下士人不遇的必然性。从历史发展、社会变迁、政治体制的不同去分析解说了战国时期士人的纵横张扬与大一统时代士人的悲摧压抑状况形成的原因。与董仲舒、司马迁相比,东方朔对士不遇现象的认识更深刻,更接近本质,《答客难》一文的思想价值更高。

金马门与“朝隐”象征--兼论东方朔形象的演变

"狂",是东方朔留给后人的显著印象。东方朔的狂语狂行,是他因得不到汉武帝重用和找不到志同道合者而内心苦闷的极端表现。当人生抱负得不到实现,又不愿远离庙堂之上时,"朝隐"就成为平衡入仕与归隐之间的最佳选择。对于东方朔"避世金马门"的行为,后人有不同的评判。褚少孙、班固、扬雄眼中的东方朔还不是以一位"朝隐"者的形象出现的。魏晋以降,士人对东方朔"朝隐"行为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避世朝堂的金马之客的处世方式似乎比隐迹山林的岩穴之士显得更加高明。"避世从容金马门"渐渐成为许多知识人追求的生活状态。

《汉书·艺文志》“东方朔二十篇”考论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的“《东方朔》二十篇”,学术界认识不一。本文认为这20篇不是东方朔“陈农战强国之计”的上书,而是东方朔的作品集,但这20篇并不是东方朔全部作品的结集；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东方朔作品的选集。

东方朔形象的多重寓义——《西游记》“镇元子故事”再解读

《西游记》"镇元子故事"中的东方朔形象,具四重隐语功能。他以"华阳洞主"为号,除可借以暗示舒的辈份、隐示"华阳洞天主人"真实身份外,还隐示《西》书最终定稿者名号居处;因为他是隐语大师,故又暗示最终定稿者署名采用了隐语。

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士人出处观念的演变

出处矛盾是古代士人面临的基本问题。从先秦到南北朝,出处矛盾日益尖锐,士人对出处问题的思考也日趋深入。随着大隐思想的出现,出处矛盾得到初步缓解。出处问题对士人的生活方式、精神思想具有深刻影响,由此又对中国美学产生深远影响。

韩愈《读东方朔杂事》寓意略探

韩愈许多诗篇从不同角度对中唐社会的黑暗政治和上层统治阶级给予了一定揭露 ,但由于政治局势复杂 ,故其部分诗作比较委婉含蓄 ,如《读东方朔杂诗》,“东方朔”之寓意就至今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在考查历代学者各种观点的基础上 ,吸收了陈沆及钱仲联先生“吐突承璀说”的合理因素 ,补充其不足之处 ,并结合对中唐宦官吐突承璀生平经历的历史考证得出了“东方朔”

从“失意”赋看西汉武帝时士人的复杂心态

西汉武帝时,士人们积极参与盛世建设,但也出现了一大批表达士人内心不平衡的"失意"赋,愤懑地控诉对时代的不满。从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的"失意"赋中可以窥见西汉武帝时士人的复杂心态。而产生"失意"之感的原因在于士人对自我才华的自信,使他们对社会情形的复杂性与当政者的个性存在理想化认识。另一方面,士人所具有的儒家进取型人格在现实中遭受挫折,失意赋中表现出入世与归隐的矛盾。

东方朔故事与文人诗词——透视文人的“东方朔”情结

东方朔,西汉汉武帝时期的大臣,其人滑稽聪明,博识多文。他不同于传统的文人,其人有战国策士的遗风,又有类俳优的嬉笑怒骂,其故事传播甚广,影响深远,因此后世小说多附会其事进行创作,形成了独特的东方朔故事。其中东方朔激侏儒故事,金马门典故以及东方朔偷桃故事是最典型的三个,历代文人多喜引此为典故。东方朔故事在文人诗词中作为典故屡次呈现,可以说与文人对东方朔的崇敬是有很大的关系,对这一点进行探析可以更好的完成对东方朔故事的文化解读。

东方朔的星占谏政及其阴阳图纬之学探微——以《泰阶六符》和三台星占话语为中心

东方朔运用《泰阶六符》谏政之事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它不仅反映了三台星占话语对汉代政治生活的干预功能,而且将具有浓厚星占色彩的早期谶纬形态的出现时间提前至西汉中期。东方朔的星占图纬素养受益于齐地流行的社会思潮,其“泰阶之谏”的名人效应,促进了后世对三台六符星象的持续解读。该话语个案折射出星占与谶纬思潮之间复杂的离合消长关系,“泰阶平”所寄托的社会理想也积淀为中古时期的文化传统。

《史记·滑稽列传》选录标准及司马迁不载东方朔之原因

《史记·滑稽列传》是一篇为滑稽人物立名的类传。司马迁从特定的选录标准出发,舍弃了与他同时期的著名滑稽人物东方朔的事迹材料,而别出心裁地选录三位春秋战国时期的滑稽人物——淳于髡、优孟、优旃,记叙他们形式多样而旨意深刻的讽谏言行,以此表达对正直、善良的讽谏之士的认可。

黎东方与民国时期的“细说体”

在抗战时期,时任大学用书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的黎东方,由于生活拮据,公开作历史故事演讲,因而被后人称作“卖票讲史第一人”。20世纪60年代,黎东方结合当年在重庆讲史的经验和风格,创作了《细说清朝》《细说三国》《细说明朝》等系列作品,黎东方称其为“细说体”。“细说体”实质上并非是全新的历史体裁,而是历朝断代史的一种通俗写法。“细说”系列作品以其辩证翔实的内容,深入浅出的表述,为后世通俗史学读物的写作提供了借鉴,推动了史学通俗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