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学派实学思想对清初及后世的意义

思想史与社会史密不可分,东林学派的实学思想是晚明“天崩地陷”时局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东林先贤主张“以实祛虚”,试图以“实学”平息学派纷争,回归儒学经世传统。清初的启蒙思想家们总结明亡的教训,无不以东林学派的实学思想为肇始。“清初学风,尽出东林”(钱穆语),明末清初的“经世之风”始于东林,其实学思想对当代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东林学派对心学狂禅的救弊及影响

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风非外来影响,而是源自东林学派的流风余韵。心学至明末阳明后学而有狂禅空谈心性、游谈无根之弊,尤其是黄宗羲所指的泰州、龙溪两派,其中又以泰州为最。泰州学派倡导率性、自然,人人自许为圣人,对于自然欲望进行了肯定,走向了极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使得这种观念风行天下,其极端者为李贽,他反对名教,喜好数术,甚至为盗贼、佞臣张目。此后受到了东林学风的扭转,东林学派强调下学上达,家国天下一体。东林学派通过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以清议而影响国政、时事,有扭转风气之功。其代表顾宪成、高攀龙等兼采朱陆,对于阳明四句教进行修正,提出良知为天道,强调格物致知工夫,主张经世致用,与世为体,为明清之际经世学风转变之先河。

高攀龙与刘宗周的交游以及思想异同论析

在晚明高攀龙与刘宗周并称大儒,二人之间有着十多年的交游。高攀龙也是刘宗周最为重要的友人,前者在人格与学术两方面深刻影响了后者。但是,二人的思想却是同中有异,其中主要关涉到朱王之辨与儒释之辨两大问题。具体讨论高、刘二人的交游经历与思想异同,可以更好地梳理东林与蕺山两大学派的关系,从而深化学术史的研究。

唐伯元与东林诸子交游考略

唐伯元一生相善于东林诸子,与岭南学人的学术交游反而不多。他选择在心学与实学之间自处。稽考唐伯元的交游个案,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唐伯元的人生历程以及深化对晚明社会的思想认识与文学研究。

黄宗羲论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基于对《明儒学案》文本的解读

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同为明末理学之显学,在明代理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最后五卷,设置《东林学案》和《蕺山学案》,分别对东林学派与刘宗周的学行及学术思想作出论述。这些论述主要围绕其为东林学派正名、论东林学派对阳明学的批判与调和,以及高度赞扬蕺山之学三个方面展开,其中既有黄宗羲对儒家士大夫学者胸怀家国、内外兼修等高尚人格的无比崇敬,也有黄宗羲对东林学派与蕺山之学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同时也体现了他扬"心学"、抑程朱理学的学术倾向。黄宗羲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客观地实现了对明代理学后期发展的总结。

晚明空疏学风与实学思潮

明朝封建专制统治进一步强化,采取八股取士制度来严加控制人们的思想,导致晚明学界空疏之风盛行。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王学末流"束书不观"、"空谈心性",成为当时学界主流。以顾宪成和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和以刘宗周为首的蕺山学派与此针锋相对,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与王学末流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开创了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东林讲学议政与明末经世致用之学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针对明末的政治黑暗和学术空疏,讲学议政、急当世之务,提倡学以致用。东林学派开创的经世致用学风,对整个十七世纪的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略论东林学派的实学思想体系

实学是儒家学说经世致用思想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形成的对促进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形态。东林学派是晚明时期实学思想的重要代表 ,他们在与王学末流和专权阉党的斗争中 ,先后在教育和学术、道德修养和认识论及治国济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和见解 ,形成了一个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 ,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 ,致力治国济民、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体系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发展和最终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实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

从东林会约谈企业家文化建设

现代企业家应秉承程朱理学的基本思想,以道德伦理文化建设为核心,在"礼"文化的约束下,塑造企业家的个体文化,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目标。

东林学派伦理思想简论

东林学派是明末颇有社会影响的一个学术团体,以经世致用的学风为特征。他们的伦理思想,既禀承传统儒家 的宗旨,又极富时代特色。在本体论上,他们抨击无善无恶说,复兴性善说;工夫论上,他们不讲虚悬,而倡导主敬与慎独的 道德修为工夫。他们的伦理观是求实务本、知行并重的新型伦理观,为明清之际的实学开启了方向。

阳明后学邹元标思想与学行研究综述

邹元标不仅是阳明后学著名代表,而且也是东林党的重要领袖。目前关于邹元标的研究成果,对以下三个方面待探讨较为不足:其一,邹元标在贵州的著述情况;其二,如何看待邹元标晚年首先倡导为张居正恢复应有名誉;其三,黔中王门对邹元标思想的定型产生了何种影响。

东林党与东林学派辨析——关于东林是否为党的另外一种思路

东林党与东林学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虽然在外延(人员构成)上有很大程度的重叠性,但从其内涵来看,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东林党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指的是晚明政坛上以顾宪成、李三才、叶向高等人为代表的一派政治势力;而东林学派则是一个学术概念,指的是晚明一个以东林书院为基地的学术团体,他们以程朱理学为归趋,对王学末流进行批判和纠弹。东林党和东林学派都是实存的,这是由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特性所决定的。

钟、谭与东林党议

作为竟陵派的两大旗手,钟惺和谭元春在党争中的态度迥然有异,性格上的反差导致交往原则的不同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促成了竟陵派幽深孤峭的文风。然而,随着政治危机的加剧,竟陵派无法避免重蹈公安派的覆辙,体现了东林党议对晚明文学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

东林学派的新型伦理观要论

东林学派是明代末期一个颇有社会影响的学术团体,其学风以经世致用为鲜明特征。他们的伦理思想,既禀承传统儒家的宗旨,又富于时代特色。就本体而论,他们抨击无善无恶说,复兴性善说;在道德实践方面,而倡导主敬与慎独的道德修为工夫,反对虚玄。这种求实务本、知行并重的新型伦理观,为明清之际的实学开启了方向。

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

东林学风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从明清苏南望族文化中汲取了养分,又影响了苏南望族教育和文化,进而辐射到更多苏南家族和整个苏南社会。东林学风的核心是务实经世,在东林后人表达手段“灰色”化、逐渐放弃在野抗争的情况下,务实经世的特色却保持着,成为苏南社会近代变迁的一大特征。这一切可以从东林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之间的关系上得到解释。

高攀龙对儒家学脉流派之划分及其意义

六百年宋明儒学结穴时,儒家思想的总结和学脉流派的划分提上日程,晚明大儒高攀龙在继承先秦和宋明儒学的基础上创建了性学体系,第一次对从先秦至宋明儒家的学脉流派提出了全面、透彻、周密的五脉说,勾勒出了一幅儒家学脉流派历史发展的全景图。他的五脉说与现当代学者的各种宋明儒学分系说在划分的理论、范围、角度、原则、方法、内容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对我们探讨儒家的学脉流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东林学派对“吾与点也”与“鸢飞鱼跃”的美学接受与创作实践

自先秦以来,源于儒家经典的“吾与点也”和“鸢飞鱼跃”就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二者不仅是重要的学术概念,还因对人与宇宙和谐关系的生动描述而具有了美学属性。在宋明理学家看来,“吾与点也”与“鸢飞鱼跃”是对抽象宇宙本体,即“道体”的最恰当描述,因此愈发受到推崇;而其中蕴含的审美属性则成为指导理学家诗歌创作的重要理念。晚明东林学派在诗歌创作中积极贯彻了这一理念,通过多种方式将“吾与点也”与“鸢飞鱼跃”蕴含的美学价值呈现在诗歌中,体现了对先秦儒家审美传统与宋明理学美学思想的继承。

恽日初蕺山学诠释中的朱王折衷色彩——兼谈来自黄宗羲的批评声音

恽日初虽是刘宗周的重要弟子,然因其出身东林学派,故所编《刘子节要》的体例,及其附录的《行状》、《高刘两先生正学说》等文章的学术主张,都体现出朱子学与阳明学折衷的色彩.黄宗羲则在《明儒学案》中指出,恽日初排斥刘宗周意为心所主的观点,其实并不懂蕺山学.恽日初与黄宗羲的学术纷争,其实并不止于所谓蕺山学的诠释权之争,背后还有从东林学派开始的朱王折衷的学术倾向等问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