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涉毒洗钱犯罪的法律适用--以刑事案件办理为视角

涉毒洗钱犯罪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但是,在刑事案件办理工作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存在不少争议点。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此类案件的司法现状与法律适用难点,明确案件中主观明知的证明要求、有无共同犯罪的“事前通谋”标志以及量刑标准,从而严厉惩治此类犯罪。

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法官运用经验法则的研究

在刑事诉讼中,毒品犯罪由于证明难度较大,法官往往需求助于经验法则,通过经验法则的运用以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经验法则在毒品犯罪案件证明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事实认定与证据评价两方面。在事实认定领域,经验法则主要作用于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推定;在证据评价领域,经验法则主要被运用于评价毒品犯罪中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的真伪。尽管经验法则在毒品犯罪中的运用具有重要价值,但因经验法则的运用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法官在毒品犯罪案件中运用经验法则还存在一些误区,如运用不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经验法则的运用范围不当、缺乏完善的程序保障经验法则的运用,以及封闭式运用经验法则等,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规制。因此,在运用经验法则时法官需要遵循一些原则,并规范经验法则的运用程序,以及规范裁判文书释理和赋予辩护方以经验法则为由上诉的救济权利等,以保障毒品犯罪案件中经验法则的合理运用,有效发挥经验法则在诉讼中的独特价值。

基于VR技术的公安院校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设计

随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改革与毒品犯罪样式的演化,我国毒品犯罪侦查取证工作遇到了更大的挑战,而公安院校作为公安人才的培养基地,其传统的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存在着教学场地局限化、教学过程偏重理论、实训不足、教学缺乏规范化反馈机制与教学训练对抗性不足的缺点。VR技术是近年新兴的虚拟仿真技术,具有仿真沉浸性、交互自主性与超越现实性特点,基于VR技术的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在构建真实训练环境、开放互动的实战演练场景与立体多维的评估反馈机制等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这一教学体系可通过法律法规教学模块、业务实战训练模块与个体反馈模块等对公安院校受训学员开展针对性训练,能够有效提高公安院校受训学员在相关业务方面的综合素质。

贩卖毒品犯罪人的基本样态与综合治理--基于我国西南某市300份一审判决书

对300份一审判决中的378名贩毒犯罪人进行研究发现其基本样态:男性和无业人员占比较大、以青壮年为主力、贩毒方式以传统小包零售和单人犯罪为主、“以贩养吸”占很大比例等。贩毒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和就业、“重刑治毒”的刑事政策及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等。综合治理应以普通民众和高危群体为目标进行不同的事前预防,逐步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构建以综合治理为蓝本、预防为主导、刑罚惩治为补充的综合治理体系。

《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若干重点问题的理解

《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此前会议纪要的规定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发展和完善,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突出打击重点,注重打击效果。代购毒品的认定要处理好其与贩卖毒品的关系,既要避免贩卖毒品罪的不当扩大化认定,又要防止犯罪分子以代购毒品逃避惩罚。要注意科学区分麻精药品、药品和毒品的界限,确保行为准确定性。毒品犯罪死刑适用要重视区别行为人特点、行为性质和情节等,严格审慎地决定适用。纪要否定犯意引诱的合法性,注意准确认定“本无犯意的人”的含义。未成年人不应构成毒品犯罪的再犯。要科学、全面地理解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含义,确保纪要的妥当适用。

毒品犯罪与次生犯罪共生关系:以华北沿海T市为例

毒品犯罪具有易诱发暴力犯罪的特点,毒品犯罪对其次生犯罪的引发作用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引入经济学领域基于距离测度的产业聚集度DO指数(DO index),以华北沿海T市2018—2019年的毒品犯罪和其次生犯罪作为研究对象,将两类犯罪共生关系数值化。研究表明:毒品犯罪与四类次生犯罪(抢劫罪、强奸罪、危险驾驶罪、故意杀人罪)在空间上呈现出小尺度共聚关系,共聚程度随距离变化在理性选择理论的作用下多为倒U形关系。毒品犯罪与故意伤害罪在空间上为随机分布关系,该关系受当地民风民俗与毒品特殊药理性影响。作为对日常活动理论空间视角的补充,警方可加强毒品犯罪发案0.48 km范围内相关人员的管控,以达到对与其具有共聚关系的次生犯罪的有效控制。

我国青少年毒品犯罪防控模式的变迁与困境——基于社会现代化理论的分析

我国青少年毒品犯罪治理模式遵循“司法预防模式—立法预防模式—社会综合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重刑主义思想在不同时期内对立法和司法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重刑治毒在短期内的成效无法掩盖长期毒品犯罪案件数量不减反增的事实。这三种模式都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集中体现为刑罚的预防功能失调和青少年罪犯再社会化不足。治理模式的更迭不仅昭示着治理理念的转变,而且表征着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由于涉毒青少年再社会化和防止再犯罪成为毒品刑事政策的新导向,我国青少年毒品犯罪治理理念逐渐转化为重预防和矫治,轻打击和惩处。

毒品案件刑事政策的理解与把握——以《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为切入点

《昆明会议纪要》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死刑政策的全面贯彻和具体落实。要贯彻执行好《昆明会议纪要》,办好毒品案件,应当科学把握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总体从严、宽以济严,突出重点、区别对待,罚当其罪、处刑均衡,正确理解和执行死刑政策。《昆明会议纪要》在死刑适用问题上,坚持从严惩处的基本方针、区别对待的政策要求、“数量+情节”的量刑标准、证据裁判的原则底线。《昆明会议纪要》对毒品共同犯罪、毒品上下家犯罪、运输毒品犯罪、制造毒品犯罪以及非传统毒品犯罪等的死刑适用进行了明确、规范、细化,为精准适用死刑、有力惩治毒品犯罪提供了规范指引。

德国近五十年刑事立法述评

自1969年德国刑法大改革至今的五十年间,德国的刑事立法活动非常频繁。在此期间,德国立法机关不但对《刑法典》总则犯罪论部分的规定进行了彻底的修订,而且针对犯罪的法律后果以及刑法分则乃至附属刑法中的诸多罪名进行了持续的改革,在恐怖主义犯罪、妨害公务犯罪、毒品犯罪以及保安监禁等领域尤其如此。整体而言,德国立法者在过往半个世纪中日趋侧重功能主义的积极刑事立法观,导致德国刑法逐步从传统法治国背景下的法益保护法和市民防御法转向以社会控制为主导的国家干预法和社会防卫法,造成了诸多难以与现有法律体系和学说理论相协调的象征性立法。我国应当从德国近五十年的刑事立法中吸收其先进经验,对其中的弊端也要引以为戒。

新疆毒品犯罪问题实证研究

近五年397件新疆毒品犯罪案件呈现如下特征:数量激增,大要案突出,涉外性显著;涉案人员处于社会底层;女性参与度逐步加大,年轻化趋势明显;毒品来源地广泛,新型毒品比重增大,共同犯罪问题较为突出等。其中,经济因素仍然是毒品犯罪的最大原因。为此,需要在司法上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社会政策层面上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健全禁毒综合治理体系,加大禁毒宣传教育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同时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重点突出区域警务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禁毒合作。

有组织犯罪与毒品犯罪的共生模式

毒品的泛滥与有组织犯罪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毒品问题的滋生和蔓延都使有组织犯罪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发展空间;而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又极大地增强了毒品犯罪的能量,加剧了毒品的泛滥。毒品犯罪与有组织犯罪的共生模式以有组织毒品犯罪为传动轴,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严重挑战。

毒品犯罪的社会诱因与心理动因分析

我国身处世界两大毒源地包围之中,近年来已经从毒品犯罪的"受害国"发展到"受害国与输出国兼具"的毒品犯罪重灾区。传统的制毒和贩毒犯罪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以化学方法提炼为主导的新型毒品犯罪接踵而至。文化变迁与亚文化传播诱发演艺圈涉毒违法和涉毒犯罪频发,并且在青少年群体中形成严重的负面"模仿"和"从众"心理效应。以犯罪学和心理学的视角透视毒品犯罪的社会诱因和心理动因,可以突破传统"堵源截流"的预防方法,为控制和减少毒品犯罪提供行之有效的对策:重视新型毒品犯罪理论研究和刑事立法工作,适时排除司法环节上的障碍;继续加强国际禁毒合作,有效遏制毒源向境内渗透;全面加强毒品犯罪的社会防控,将毒品犯罪扼杀在萌生状态。

青少年犯罪的高危因素及其防控措施——以青少年吸毒为视角

当前毒品及其衍生品、替代品的种类不断更新、名目繁多,并呈向不同社会阶层扩散、泛滥之势。青少年作为新型毒品的最大消费群体,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甚至毒害。帮助青少年远离和防范新型毒品带来的巨大危害,控制因涉毒而导致的犯罪行为,是犯罪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毒品犯罪死刑的概况及其控制

解放初期我国大规模的禁毒运动成效显著,长期是"无毒国",无需对毒品犯罪规定死刑。改革开放后,鉴于毒品泛滥、社会危害加剧的新形势,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毒品犯罪始规定死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并受国际社会废除死刑潮流的影响,我国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立场演变为既保留死刑又限制其适用。从毒品犯罪市场化、准组织化的现实来看,刑罚轻重应与毒品犯罪的利益、风险相适应。还应通过医疗技术、替代药物、帮助吸毒者回归正当的社会生活、加强国际合作等举措,更好地发挥社会措施对刑罚的替代作用,尽可能切断毒品犯罪的经济根源,从而限制和减少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

女性毒品犯罪的实证分析

毒品犯罪已成为全球性的难题,世界各国都对其作了艰苦而持久的斗争,而毒品犯罪并未就此消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此,女性也参与了毒品犯罪,这里通过设计一系列指标,对女性毒品犯罪人员抽样调查得到的207份有效问卷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女性毒品犯罪人员的基本状况、经济条件、个人心理、社会影响、犯罪的组织形式等,总结出了女性毒品犯罪的成因、特点,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诱惑侦查在毒品犯罪侦查中的合法性判断

诱惑侦查手段在犯罪侦查中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在实践中的运行处于封闭状态,不符合侦查法治化原则。学界对诱惑侦查合法性界定的"两分法"标准存在缺陷,不能合理地解决诱惑侦查手段在毒品犯罪侦查中的合法性及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对诱惑侦查合法性标准实行"三分法",可以较好弥补"两分法"标准的不足。最后以"数量引诱"和"打预谋"侦查方法为例,分析其合法性及其刑事责任。

论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限制

在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审判中,过度适用死刑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时,应当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突出毒品犯罪的打击重点,并严格限制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适用。对于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的,不能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径行以单独犯罪判处犯罪人死刑。同时,对于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对于从犯,一律不能适用死刑;如果一案件中存在多个主犯,一般只能对核心角色的主犯适用死刑。

论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及其防控

大数据时代,受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互联网涉毒违法犯罪案件不断增加,网络正逐渐成为毒品交流、交易、流通的集散地。面对日益严峻的互联网涉毒违法犯罪形势,公安禁毒部门普遍存在案件发现难、证据收集难、落地侦查难、区域协作难等问题。对此,相关部门需切实转变作战模式,利用大数据技术指导禁毒情报工作,提高情报获取、收集、分析、研判能力,加强证据认定,增强联合协作,以期及时、准确地预防和打击互联网涉毒违法犯罪活动。

从供需法则看“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

毒品犯罪的泛滥成灾,标志着“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局限性。毒品犯罪问题的解决需要跳出传统法学分析方法的桎梏,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去探寻毒品犯罪产生的原因和运行机理。经济学中的供需法则理论为探寻毒品犯罪这一极具市场性特征的犯罪背后的成因提供了可借鉴的途径。根据供需法则中的价格机制、需求弹性理论分析毒品犯罪市场的运行机制,应当从控制毒品市场与以控代禁两个层面来达到抑制毒品犯罪市场的效果。

“互联网+”物流寄递涉毒犯罪治理对策

利用互联网+物流寄递进行毒品犯罪具有隐蔽性、犯罪活动跨区域性、犯罪要素相互分离性、犯罪呈智能性和反侦查能力强等特点,给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全链条打击都带来困难,受暴利刺激形成的毒品犯罪供求关系影响,互联网+物流寄递涉毒犯罪将持续发展蔓延。有关部门应建立网络与物流寄递涉毒防控机制,建立互联网+物流寄递涉毒犯罪金融调查机制,结合网络涉毒情报信息进行侦查等方面予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