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甾体抗炎药在267例肺大手术后应用

目的了解苏州大学附属常熟医院胸外科非甾体抗炎药(NSAIDs)使用现状,为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从医院信息平台获取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胸外科行肺大手术出院患者病历,依据所用药品说明书、诊疗指南、专家共识等,对NSAIDs用药情况进行合理性评价,不合理使用NSAIDs的病例归为观察组,未出现不合理使用的设为对照组,比较两组NSAIDs相关性不良反应(ADR)的发生率以及住院时间之间是否有差异。结果总纳入病例267例,观察组148例,对照组119例,观察组出现59例NSAIDs相关性ADR,发生率39.86%,对照组出现31例NSAIDs相关性ADR,发生率为26.05%,观察组的NSAIDs相关性ADR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63,P=0.018);观察组平均住院天数多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肺大手术后不合理的NSAIDs使用会增加NSAIDs相关性ADR的发生风险,还会导致患者的住院时间延长。

紫杉类药物新辅助化疗治疗老年乳腺癌的临床效果

目的:分析紫杉类药物新辅助化疗治疗老年乳腺癌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选取2020年1月—2022年1月福建医科大学肿瘤临床医学院乳腺外科收治的71例老年乳腺癌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新辅助化疗药物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35例)和观察组(36例)。对照组给予紫杉醇注射液新辅助化疗,观察组给予紫杉醇脂质体新辅助化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不良反应,治疗依从性,治疗前后生活质量。结果:观察组总缓解率略高于对照组,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总依从性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活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紫杉醇脂质体新辅助化疗的应用,既满足临床疗效需求,同时也最大限度减少了副作用,对减轻患者化疗过程中的痛苦,提高治疗依从性,改善生存质量起到了积极影响。

再论药品不良反应救济的保险模式

目的:探索适合现状的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模式。方法:阐述药品不良反应相关理论依据及当前探索中的ADR救济模式,分析ADR责任险构建的可行性。结果:提出保险形式构建ADR救济机制的具体措施。结论:建立ADR保险救济机制有利于解决当前ADR补偿问题,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浅析我国台湾地区药害救济法及制度借鉴

目的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药害救济制度,探索我国大陆的药害救济制度。方法详细解析我国台湾地区的药害救济法的立法背景、目的以及药害救济法的具体内容。结果与结论这种制度对于我国大陆医药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照的价值。

论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的构建

药品不良反应是正常使用合格药品产生的有害或意外反应。药品不良反应责任不同于产品责任、国家赔偿责任、侵权责任和医疗事故责任。我国应及早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基金制度,对受害者进行补偿。

试析我国药源性损害救济的实现

目的:探讨我国药源性损害救济的途径和方法。方法:分析药源性损害因素,探讨我国药源性损害的法律依据及面临的困境。结果:药源性损害事件发生频率高,后果严重,但我国的药源性损害救济制度尚不完善。结论:在完善药品责任立法和责任保险的基础上,建立我国药源性损害救济系统。

建立我国ADR补偿救济制度的探讨与思考

到目前为止,我国药品不良反应(ADR)所致伤害责任主体缺失,无法可依,导致"索赔无门"。患者往往独自承担药品不良反应伤害后果,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亟待建立相应的风险分担机制。在参考了海外药品不良反应补偿救济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建立药品不良反应伤害补偿救济制度进行探讨和分析,并提出一些具体的思考和建议。

高值药品救助资金独立筹资测算及方案设计——以江苏省为例

经测算,2014年江苏省高值药品救助资金如果独立筹资,约需1.9亿元。基于此,分别从医保、个人及财政角度,设计由医保基金划拨、医保基金划拨与财政补助相结合、自保公助型及按报销比例分档次缴费四种筹资方案,为完善高值药品救助政策提供参考。

药品不良反应救济适用对象的国际比较

目的:分析各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的适用对象。方法:采用比较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方法。结果与结论: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对象分为三种代表性模式: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瑞典和美国。未来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的赔付对象应适当放宽,制度性质应当确定为侵权责任替代和社会补偿的混合。

MAH制度下日本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基金制度研究

目的: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基金制度,更好地推进我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制度试点工作。方法:对日本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基金制度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对其基金来源、支付标准、申请流程做了重点研究。结果:日本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基金制度主要通过对MAH征收合理的缴纳金,来平衡民众的合法权益以及保证医药产业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结论:结合具体国情,建议我国从法律层面明确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基金制度,制定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实施办法,从基金管理部门(行政主管部门、技术鉴定机构、基金管理运作机构)、筹资模式、救济范围、救济标准、运行程序、监督管理、制度宣传等各个方面做出详细规定,切实保证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制度的可操作性。

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体系建立的探讨

目的提出构建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体系的若干设想,建立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方法从药品不良反应的归属判别、救济范围与形式、基金管理、法律依据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构建我国的药品不良反应救济体系。结果与结论药源性危害不可避免,造成损害理应给予受害人适当的救济,依据我国国情,构建我国的药品不良反应救济体系是可行的。

台湾药害救济实践及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随着我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深入开展,如何给药品不良反应的受害者提供救济已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问题。通过介绍台湾药害救济实践,对其有关定义、可获救济与不得救济的条件、法定鉴定机构等方面进行探讨,结合我国药品不良应监测工作的现状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制度提供借鉴。

药品不良反应救济法律制度比较

文章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瑞典四国的药品不良反应救济措施进行分析,研究他们的合理之处,希望对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法律制度的研究提供借鉴,推动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的立法与实践。

关于建立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的思考

文章在产品责任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应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 ,这样既可以保护药品消费者的权益 ,又可以促进医药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同时分析了我国建立药品不良反应制度的意义 ,并从救济形式、救济给付条件、补偿范围、基金来源。

德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的分析

目的为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提供参考。方法对德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的相关法规、机构、救济程序、救济内容及特点进行具体分析。结果德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为保障当地公众用药安全、平衡社会各方权益提供了有效措施。结论德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对建立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武警部队专家医疗队抗洪抢险药品模块设计

目的设计适合武警部队专家医疗队抗洪抢险药品模块。方法结合抗洪抢险的任务特点及专家医疗队医疗巡诊的特点，分析此次药品保障模块的需求特征及医疗巡诊中药品使用数据。结合武警部队专家医疗队的任务目标，联系救援任务中药品的真实应用情况，重新构建药品保障模块的种类、数量。依据专家平均个人负载能力，优化制定武警部队专家医疗队抗洪抢险药品模块。为紧急医学救援队不同人员抽组模式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结果在2016年7月安徽抗洪抢险医疗巡诊任务中，第三批专家轮换过程中使用了优化后的抗洪抢险药品模块，保证药品品种和数量的同时还减轻专家医疗队不必要的重量负荷。结论优化后的药品模块更加高效的保障了以专家为主的医疗巡诊任务。

我院麻醉药品的使用及合理用药分析

目的了解我院麻醉药品的使用情况和用药趋势,为麻醉药品临床合理应用提供依据。方法利用麻醉药品账册及电脑提取数据,统计2011年1月至11月麻醉药品处方,记录药品名称,用药用量等列表汇总。结果因手术芬太尼类用量过大外,无论在金额及用药量上吗啡缓释(控释)片均最大,符合麻醉药品用药原则。但盐酸哌替啶注射液大于盐酸吗啡注射液的用药总量,属于不合理用药现象,应引起重视。结论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为临床提供合理用药。

从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制度浅谈《药品管理法》的完善

目的建立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使《药品管理法》更加完善。方法从药品不良反应、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以及现行《药品管理法》的法律缺失造成的社会问题出发,探讨如何从完善法律这一层面解决药品不良反应损害引发的问题。结果建议《药品管理法》应增加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相关内容,并提出了修订方案。结论《药品管理法》中增加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尽快修订完善,更好地保障公众权益。

药品不良反应补偿救济制度运行机制探讨

药品不良反应可能会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严重的伤害,受害者理应得到补偿救济,但我国尚未建立此项制度。本文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不良反应救济制度运行机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不同运作模式的利弊,探讨基金模式的可行性及其运作方式。

论完善戒毒人员社会救助制度的法律对策

随着毒品问题的蔓延,戒毒人员的物质困境、治疗困境与社会融入困境日益突出,戒毒人员已经成为新型的社会救助需求对象。"基本人权"理念与"关怀救助"原则提供了我国开展戒毒救助的法理基础,但在救助实践中,依然存在立法衔接不畅、给付方式单一、分类救助标准不明、执法规范性较差的问题。为此,在救助立法领域,应当增强戒毒法与救助法的法制统一性,丰富戒毒法律体系的救助手段,拓展社会救助法律体系的覆盖范围。在救助实践方面,应当完善分类救助与专项救助制度,引入"券证救助"与"服务救助"措施,理顺戒毒人员办理低保与医保渠道,扩大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戒毒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