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Crime Prevention Initiatives,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While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are usually conducted after the crime has been committed, these investigations can benefit from community crime prevention initiatives. The use of citizen volunteers, citizen awareness campaigns, community-driven research, and programs that facilitate effective police-community relations can aid the investigator in collecting testimony that might otherwise go unreported. Specific examples of how cases have been cleared due to the beneficial inclusion of citizen satisfaction research, crime prevention resources, and volunteer personnel demonstrate how community, crime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criminal behavior can be interlinked. The theme of this paper rests on the notion that the community＇s sense of collective efficacy, crime prevention efforts, and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rocesses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but instead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related aspects of the crime-fighting spectrum.

职务犯罪治理视域下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研究

在职务犯罪治理视域下,监察监督和检察监督有着各自的规范意蕴,二者之间存在着共性与差异性。从宏观层面来看,监察监督和检察监督均能对公权力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在监督目标上具有一定的同向性。但从微观层面来看,二者的监督对象、监督阶段、监督范围和监督方式均有所不同。当前,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在配合关系上,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沟通协调机制仍不够完善。在制约关系上,集中体现为检察监督对监察监督的制约不足。应当重塑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通过进一步完善二者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检察监督对监察监督的制约,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职务犯罪的有效治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纵深发展。

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的修正理路与理解适用——兼评《刑法修正案(十二)》中的背信罪条文

我国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的修正历程,揭示出背后的立法逻辑从渎职到背信、从差异保护到平等保护的转变。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侵害的法益具有多元性,主要包括公司、企业的财产利益和特殊身份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前者是主要法益,后者是次要法益,经济秩序则属于附随法益。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都属于修正后“其他公司、企业”范畴,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主体范围的认定不能脱离前置法,但也不局限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于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侵害的主要法益,“公司、企业遭受重大损失”的判断标准只能是直接经济损失,但考虑到法益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就加重法定刑而言,对比国有公司、企业,适度提高其他公司、企业背信犯罪的损失数额更具有正当性。

民营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涉职务犯罪预防机制研究

近年来,民营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涉职务犯罪问题已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不良因素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民营企业行稳致远,应将治理涉企犯罪的端口前移,综合运用犯罪预防手段,注重民营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涉罪风险的预防与治理,发挥“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的作用,从源头上遏制民营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涉职务犯罪行为,减少因民营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犯罪行为对企业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

自动驾驶汽车犯罪的归责与归因

自动驾驶汽车犯罪的归责与归因,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助力驾驶自动化技术开发与运用的重要保障。对自动驾驶汽车犯罪进行刑事归责的理论依据,主要有风险分配理论、共享理论和道德理性论。自动驾驶汽车犯罪的刑事责任可分为工具责任、辅助驾驶责任和代理责任,其归责模式主要包括严格责任模式和过失责任模式。自动驾驶汽车犯罪的特殊主体包括制造商、用户、车主、智能网络及大数据信息提供者以及辅助驾驶人等,不同责任主体的注意义务的内容和来源有所不同,因而对其归责亦有所不同。

余罪自首中“密切关联型”同种罪行的认定标准探析

余罪自首的认定是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余罪自首的认定明确排除了“同种罪行”的供述,但“同种罪行”的认定标准事关余罪自首的成立范围。从与“自动投案”型自首相平衡,体现行为人认罪悔罪态度及节约司法资源等角度考量,“同种罪行”包括三种类型,各自的认定标准有所不同。其中“同罪名型”“选择性罪名型”属于法律拟制型同种罪行,包括同质不同宗罪行;“密切关联型”同种罪行则需具备基于同一罪行在事实上的密切关联,以及由罪行各要素关系所决定的罪名之间法律上的密切关联两个条件才能构成。

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监检衔接路径研究

开展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有助于消除企业职务犯罪风险,优化营商环境。但实践中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程序运行不畅,多数涉企业职务犯罪案件止步于监察阶段,无法进入检察机关视野,从而无法进行合规整改。即使已经移送检察机关的涉职务犯罪企业,仍然面临着不起诉门槛过高,合规主导权不明以及合规程序不畅等问题。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二)》对惩治行贿犯罪的相关规定,通过对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过程中的启动主导权、合规范围和启动时间等程序关口的梳理,可以构建以监检衔接为核心、以提前介入监察为抓手的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路径。

公安机关涉铁路线路类案件侦查治理研究

涉铁路线路类案件具有复杂性、规律性、特定性、团伙性、多样性等特征,当前该类案件在侦查资源、侦查对象以及侦查机制层面存在诸多困境。为进一步提升涉铁路线路类案件侦查治理水平,增强主动侦查的战斗力,铁路公安机关应在完善智慧警务、推动路地融合、深化警民共建、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优化部署,切实提升案件侦破率,保障线路安全稳定,为“平安铁路”现代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侦办机制研究

自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赋予检察机关,各级检察机关在制度层面以及实践层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尝试。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结合H市办案实践,从数据分析以及办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入手,梳理全国各地的有益探索,从理念转变、多层级侦查组织体系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完善、强化侦查保障、大数据赋能等多维度,提出提升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办质效的建议。

基于知识图谱的涉环境类犯罪侦查培训体系建构

知识图谱作为一种新兴的结构化数据模型,为涉环境类案件侦查培训提供了新的构建体系和方法。根据侦查工作实际需要,以知识图谱为基础框架,针对专项涉环境类犯罪案件侦查业务进行课程开发,可以有效提升培训质量和效果。在设计涉环境类犯罪案件侦查培训体系和方案时,应考虑架设侦查工作涉及的人工智能AI工具,以有效提高培训系统的未来适应性。

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法官运用经验法则的研究

在刑事诉讼中,毒品犯罪由于证明难度较大,法官往往需求助于经验法则,通过经验法则的运用以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经验法则在毒品犯罪案件证明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事实认定与证据评价两方面。在事实认定领域,经验法则主要作用于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推定;在证据评价领域,经验法则主要被运用于评价毒品犯罪中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的真伪。尽管经验法则在毒品犯罪中的运用具有重要价值,但因经验法则的运用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法官在毒品犯罪案件中运用经验法则还存在一些误区,如运用不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经验法则的运用范围不当、缺乏完善的程序保障经验法则的运用,以及封闭式运用经验法则等,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规制。因此,在运用经验法则时法官需要遵循一些原则,并规范经验法则的运用程序,以及规范裁判文书释理和赋予辩护方以经验法则为由上诉的救济权利等,以保障毒品犯罪案件中经验法则的合理运用,有效发挥经验法则在诉讼中的独特价值。

微罪扩张背景下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微罪案件主要涉及道德谴责性低、人身危险性小的法定犯。随着轻微犯罪案件增多,现行司法资源被大量占用,前科标签化和连诛化问题凸显,影响了犯罪人员及其家属的社会融入。因此,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尤为紧迫。建议参照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借鉴国外法律制度,设立一年考验期前科消灭制度。对于轻微犯罪人群,在考验期内需参加心理咨询与测试,考验合格后可申请前科注销。前科消灭制度还需考虑不同职业的从业禁止期限,对于损害他人身心健康的犯罪不应纳入前科消除范围。前科消灭制度应以恢复性司法为导向,避免“一刀切”的方式,针对不同类型的犯罪分别处理,以促进轻微犯罪分子的社会再融入,降低再犯罪率。

支付结算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实践检视及一体化治理

支付结算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实践中存在适用主体扩张、责任判断模糊以及量刑结果失衡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轻罪立法不断扩张以及配套金融监管乏力等原因密切相关。需立足于多维一体的治理理念,在刑法之内严格限缩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主客观要件,完善刑法的具体适用;在刑法之外优化各法域间的协同治理,形成有序衔接的规范体系;在刑法之上发挥数字赋能技术优势,共筑多元联动的防治共同体,由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一体化治理策略。

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之否定

随着体育腐败和操纵比赛丑闻的不断曝光,如何通过刑法规制操纵体育比赛行为,已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引发广泛讨论。操纵体育比赛是指对体育比赛施加不正当影响,可分为直接操纵和间接操纵。直接操纵包括运动员踢“假球”或裁判员吹“黑哨”等,依据现行刑法不构成诈骗罪,也不构成其他犯罪。间接操纵指通过给予财物等手段影响直接操纵者从而间接影响比赛,收受财物的裁判员、运动员和教练员等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相关行为可以构成《刑法》第163条与第164条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立法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以处罚直接操纵行为,既缺乏应罚性维度上的入罪正当性,也不符合需罚性维度上的入罪必要性。现有的“体育法—刑法”双层规制框架已足以有效规制直接与间接操纵体育比赛行为。根据我国发展现状,体育领域应致力于构建和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刑法应通过间接调整的方式,推动体育领域实现健康、可持续的自治发展。

基于粗糙集理论的数据情报侦查决策研究

鉴于在传统数据情报侦查决策中存在数据决策生命周期性短、运算挖掘实时性适应难、决策冗余性和离群性较多等突出问题,引入基于粗糙集理论的数据情报侦查决策研究范式。以粗糙集理论数据情报侦查决策的内涵与属性为研究逻辑起点,提出粗糙集理论数据情报侦查决策的评价指标,构建粗糙集理论数据情报侦查决策的挖掘流程,探讨粗糙集理论数据情报侦查决策的应用方法。这不仅能够提升数据情报侦查决策关联规则的精确性,还能够强化数据情报侦查决策运算挖掘的鲁棒性和容错性,增强数据情报侦查决策运用的正向同配属性关系,从而实现粗糙集理论数据情报侦查决策的应然价值效果。

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犯罪行为生成解析——以经济过度金融化为视角

近年来,涉案上市公司中制造业上市公司占比持续在行业中居首,且涉及证券犯罪居多,已成为中国证监会、公安部、最高检和最高法联合打击的重点。证券犯罪行为与经济金融化趋势密切相关,深入分析经济金融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是精准把握诱发证券犯罪行为根源的前提。随着金融功能逐步趋向“脱实向虚”,企业在资本市场创新推动下,不仅生产经营转变为金融化运营模式,而且管理目标也由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股东价值最大化”,诱发企业为获取垄断利润投机逐利,甚至违背契约精神。从经济过度金融化的视角揭示证券犯罪行为生成的社会原因,既有助于发现制造业上市公司自身治理结构问题,又能揭示经济金融化发展的本质。净化证券市场经营环境,铲除证券犯罪生存土壤,是打击证券犯罪的有效途径。

清代“收留迷失子女律”研究

收留迷失子女律源于汉唐时期的略人略卖人律,明朝时单独设立,并延续至清。该律条主要惩治收留迷失或在逃之人、冒认良人或他人奴婢为自家奴婢、私自收养四岁以上遗弃儿童、故意遗弃子女且待其成年又试图将其认回,以及出征官员兵丁携带逃失良民子女等犯罪行为。与略人略卖人律相比,收留迷失子女律惩治的人群更加多样,且多激情犯罪,两者在实际的司法案件中存在一定转换的可能。此外,清政府还建立了一整套详细的政务流程和奖惩机制用于解决收留迷失子女此类案件。研究收留迷失子女律,有利于深化对我国古代有关惩治人口犯罪法律体系的认识,可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借鉴。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限缩适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罪名,体现了立法者对网络犯罪进行全链条打击的决心,其目的是为了明确当正犯达不到定罪标准时,帮助者的责任该如何认定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时不需要正犯的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并且违法,只要现有证据表明他人(正犯)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根据限制从属性说的原理,实施帮助行为的人就成立帮助犯。本罪名在刚刚出台时的认定并不多,但是在近几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案件数量有所增加,甚至有滑入“口袋罪”的风险,值得深入思考。因此强调本罪是对网络犯罪刑法体系的补充,限缩本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不同取证系统对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恢复效果的比较分析

在对新型涉网犯罪的打击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手机数据的采集是取证的关键环节,而在实战中,手机中存在至关重要线索和证据的微信聊天记录通常会被删除。如何能够快速、高效地恢复犯罪嫌疑人手机中已删除的微信聊天记录,是相关案件侦查过程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采用了目前最普遍使用的四款取证系统的最新版本,分别对当下主流的三十余款型号的华为和苹果手机进行微信数据采集,并在第一次采集完成后,对旧系统版本的实验手机进行系统升级后再次采集数据,以此比对分析不同取证系统恢复华为、苹果手机已删除微信聊天记录的效果。本文能为相关案件侦办中取证工具的选择提供参考。

基于VR技术的公安院校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设计

随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改革与毒品犯罪样式的演化,我国毒品犯罪侦查取证工作遇到了更大的挑战,而公安院校作为公安人才的培养基地,其传统的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存在着教学场地局限化、教学过程偏重理论、实训不足、教学缺乏规范化反馈机制与教学训练对抗性不足的缺点。VR技术是近年新兴的虚拟仿真技术,具有仿真沉浸性、交互自主性与超越现实性特点,基于VR技术的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在构建真实训练环境、开放互动的实战演练场景与立体多维的评估反馈机制等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这一教学体系可通过法律法规教学模块、业务实战训练模块与个体反馈模块等对公安院校受训学员开展针对性训练,能够有效提高公安院校受训学员在相关业务方面的综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