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杜交谊及其意义

李白杜甫交谊是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意义绝不限于普通的人际关系,二人的友谊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伟大的情谊,是儒家倡导的以义相交的典范。具体而言,李白对杜甫很关心,但与杜甫对李白的盛情相比,李白对杜甫的情谊不够“对等”:在李白交游圈中,杜甫只是他的普通朋友;在杜甫的交友圈中,李白是他一见倾心的人物。杜甫推崇李白的才华和气质,理解李白为诗为人,同情李白的遭遇,甚至为李白申冤,这充分证明李白飘逸人格与绝世才华的巨大魅力。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关怀、同情、理解,也反映出杜甫独特的思想素质和精神需求,在杜甫成长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和诗史意义。

民族文学内地化探究——以师范为中心

清代白族诗人师范的杜诗接受活动是众多白族诗人向中华文化学习的个案之一,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作为滇西文献大家,师范读书广博,其诗作能明显看出取法杜诗的痕迹。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清诗在云南的发展演变的规律、云南诗学的复古风气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遭际都促成了师范学杜的动因。对于师范本人来说,杜甫的人格魅力和诗学成就影响了其诗歌的创作,其诗作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就是模仿杜甫的现实主义之作。在师范的人品和诗品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清代白族师氏作家群以及白族作家圈。可以说,以师范为代表的清代白族诗人,在苍洱之境的熏陶下,民族气质与中华文化碰撞间,开辟了白族文化内地化的又一新的格局。

《李白与杜甫》研究的历史回溯与展望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书中持“扬李抑杜”的鲜明观点,大胆批判了杜甫。学界在当时虽有不同意见,却都撰文而不发或隐而不写。1976年起,该书受到公开质疑和批评。1983年以来,出现多角度分析该书的研究,旨在从新视角探寻郭沫若撰写该书的线索。2008年以后,学界对郭沫若的研究逐渐升温,但是有关该书的研究出现明显落差。对于今后研究者来说,首要的是从学术角度来把握和深思,用全面、发展的眼光看待该书的学术史价值和意义,同时在整体研究郭沫若学术成果的系统下予以全面综观的审视。

从巴蜀诗接受看白居易学杜重心的转变——以擢任忠州刺史后的创作为中心

白居易入蜀后的诗歌创作深受杜甫巴蜀诗影响,在宏大广阔的博物视野和缘情体物的爱物精神上深得杜诗要义,但学杜重心已由政治讽谕的精神内核和关心民瘼的仁者情怀转移到了博物本身及表现个人生活上,这与白居易此期的仕宦体验、身份意识、处世思想息息相关。白居易巴蜀诗学杜重心的转变,表面是对杜甫巴蜀诗中浓厚生活情趣的进一步放大,实质则是擢任忠州刺史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带给他一系列影响后的必然结果。

李白和杜甫涉胡诗的精神特质及艺术特色探析

李白和杜甫的涉胡诗对胡汉关系的表现有所不同,李白、杜甫涉胡观念的形成同其家世、生平、个人性格以及接受胡文化影响的程度密切相关。李白、杜甫对安史叛军发动内乱和胡汉统治者挑起战争的黩武行为均予以批判,但二人的涉胡态度既有盛唐诗人的共性特征,也有各自鲜明的个性色彩,主要表现为:李白处处“放得开”,显得自信而松弛;杜甫则时时“放不下”,显得自省而焦虑。从艺术表现来看,李白涉胡诗善用比喻夸张,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杜甫涉胡诗长于叙事用典,具有厚重的现实主义风格。

皮里春秋:《四库全书总目》李杜优劣论发微

《四库全书总目》对李白、杜甫的评价是其诗学观的体现,但由于目录书志的体例限制,这些评价散见于经、史、子、集四部提要之中。《四库全书总目》表面彰显李杜并尊的诗学观,又隐晦地对李白诗歌成就进行弱化,并表现出鲜明的“崇杜”倾向。这种叙述策略一方面反映出《四库全书总目》公允折衷的学术态度,另一方面也呈现了清代官方的“文治”教化思想。

杜甫《春日忆李白》的“渭北”辨析

对杜甫《春日忆李白》中“渭北”的注解存在“长安”与“咸阳”的分歧。通过考证诗歌的创作背景推断杜甫《春日忆李白》的创作时间大致在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春天,与那年杜甫在长安参加制举考试时间相距不久,故“渭北”指长安。此外,用“以杜证杜”的方法,结合杜甫《社日两篇》其二的诗旨诗意,能侧面佐证“渭北”指长安。使用“渭北”指代长安是唐人的行文习惯,究其原因与秦汉时期关中的都城建制历史有关。明确唐诗“渭北”指代长安的事实,可以为分析唐人认同渭北等同于长安的空间认知提供帮助。

浅论李白、杜甫诗歌中酒意象的异同

李白、杜甫作为唐代伟大的双子星座,二人诗中不乏酒的素材和意象。从李杜二人诗歌中酒意象出发,深入探讨李白和杜甫诗歌中酒意象的异同之处,了解李、杜二人的生命境遇和人生体悟,进一步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的诗酒文化。先是明晰了酒意象的定义与特点,随后,就李、杜诗中的酒意象展开比较,如酒的品类,李白诗中多见清酒,而杜甫常写浊酒;又如搭配方面,李白的较为多元,杜甫的则更为单一;还有情境方面,李白以独酌命名的诗较为丰富,而杜甫相反;以及情感指向方面,李白饮酒多为己,而杜甫醉酒则更多是为国为民。最后,评析了二人诗歌中引用酒意象的部分,揭示出其独特的意义所在。此研究有利于大家进一步理解李、杜诗歌中酒意象的不同风格及文化内涵。

论“诗王”:杜甫接受史的一个别样角度

杜甫和白居易,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诗王”?探讨这一话题,意在辨析后人眼中的一朝之内、两代之间诗坛领袖的迁变。“诗王白居易”的说法,尽管屡见不鲜,但未见可靠的文献依据。真正被称为“诗王”者,实际上是唐代大诗人杜甫。较早的文献出处,见于后唐冯贽所撰《云仙散录》,其中所称“诗王本在陈芳国”已成诗歌典故,为历代诗家所常用。从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看,较白居易而言,前辈杜子美更堪称是当仁不让的诗王。白居易之所以会被误认为是“诗王”,或源自《云仙散录》中引录的“声振扶桑享天福”所引起的误解。只有在一衣带水的扶桑,广大教化主白居易的声名和影响,才有可能成为老一代“诗王”之后而被人们所推举出来的新一代“诗王”。

唐代曲江诗研究综述

曲江是唐诗中出现非常频繁的地名,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人文意蕴,是大唐气象重要的文化象征。分析近三十年来唐代曲江诗的研究成果,从唐代长安诗、唐代曲江诗、曲江诗的著名景观、著名诗人等方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当前研究成果集中于曲江的历史文化、曲江诗的意向、曲江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曲江诗所反映的大唐气象、唐代历史变迁、唐代文人心态等,这些研究推动了长安历史文化、唐诗学、唐代文学的研究。现有研究成果对于曲江季节诗研究的较少,对不同诗人所描写的曲江季节诗的对比研究较少,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唐代联章七绝典范新论——以王昌龄、杜甫、白居易为中心

唐代绝句大家作品之中,传统选本批评难以解决的争议问题可结合联章体进行论证,以重释唐人七绝大家及其作品的典范意义。在唐人联章七绝诗中,王昌龄的联章七绝艺术造诣极高,而联章体可从另一侧面凸显李白、王昌龄绝句艺术特质之差异;杜甫的联章七绝颇具结构意识,联章体亦是诠释批评史上杜甫绝句争议的一个新视角;白居易的联章七绝数量最多,反映了中唐绝句艺术的创变。三位绝句大家的联章体可谓唐人联章七绝艺术的多元典范。

高适、李白、杜甫、李邕“济南之会”考辨

在高适、李白、杜甫三人的相关年谱中,诸家一般认为有“济南之会”,但对聚会时间、相关诗作、前后行踪等方面存在分歧,对于高适和李白是否参加“济南之会”存在不同看法。通过研究高适、李白、杜甫、李邕等四人在“济南之会”的前后行踪,分析相关作品,可以发现:李邕是在天宝四载夏由汲郡转任北海途中路过济南,高适和杜甫参加此次聚会,三人各有诗作留下,而李白没有参加“济南之会”。

基于空间统计方法的李杜诗词文学空间模式的比较研究

以李白、杜甫二人诗词的创作地点及诗词文本描述地点为空间信息,借助ArcGIS软件平台,分别采用最邻近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标准差椭圆法对李杜诗词文学空间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李白、杜甫诗词空间信息中创作地点及描述地点均为聚集分布,但在聚集程度与聚集中心方面存在差异,杜甫诗词空间信息比李白诗词空间信息聚集程度更高;李白诗词创作地点表现出"两线五核"的空间分布格局,杜甫诗词则呈现"两线六核"的空间分布格局,描述地点均继承各自作者创作空间的核密度中心,但李白诗词体现出更多核、更广泛的分布特征,这与李杜二人各自的性格特征及政治经历因素有密切的关系.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对李白、杜甫诗词中涉及到的空间模式进行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文学研究者对诗人有更深度更全面的认识研究,也有利于读者们对李白、杜甫有更理性的解读与思考.

肃宗朝政局纷争与李杜的悲剧命运

李白、杜甫是唐代最负盛名的诗人。安史之乱爆发,李杜抱着辅佐明主、救济苍生的崇高理想,追求建功立业、扫平世乱,却因无意之中介入肃宗朝最高权力之争,分别遭到贬谪弃置、牢狱之祸,酿成他们生命的悲剧结局。这件事彻底暴露了封建专制制度摧残人才的本质。

李白“诗仙”、杜甫“诗圣”之称的出处与来源考辨

笔者经过文献考察认为,李白被正式称为“诗仙”始于北宋时期的徐积:“至于开元间,忽生李诗仙。”南宋的杨万里在诗中多次称李白为“诗仙”,从此以后称李白为“诗仙”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杜甫被正式称为“诗圣”,则始于明中期的孙承恩,他说“诗圣惟甫”。而普遍的观点认为,最早称杜甫为“诗圣”者,是明代晚期的王嗣奭,这一人物晚于孙承恩八十余年。李白的“诗仙”之称,是贺知章对李白“谪仙人”之称的发展;杜甫的“诗圣”之称,则是宋代王安石、秦观等人认为杜甫是在诗歌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集大成”者。李、杜二人的诗歌分别代表着中国诗歌儒道互补、追求自由的超现实主义与关注社稷民生的现实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诗风,影响了中国诗歌一千多年的成长和发展。

杜甫《兵车行》与白居易《新丰折臂翁》之比较

杜甫的《兵车行》与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都是反对统治者穷兵黩武,反对开边战争,但由于作者生活境遇、所处位置和思考角度的不同,两首诗所折射出的思想感情、表达方式亦不一样,但他们同样都是伟大的诗人。

赋之再发现暨元白的理论贡献

赋本为《诗》“六义”之一,乃一种表现手法,衍变为文体之一种,在彼此之消长融会中,具有了直陈、铺叙、构篇的功能。至中唐,元白受乐府及新兴叙事文学———传奇之刺激,由杜甫转向写实而开其端的赋法,被元白重新发现,不但作为诗歌的表现手法,亦运用于篇章建构,使诗歌的叙事功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委婉详备、曲尽事情,为诗歌的叙事说理、谈性论道开辟了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诗歌的散文化倾向,实乃对于盛唐情韵浑融之诗境的反动。赋之再发现,其影响所及,遂开宋人诗风之先声。

宋画中的唐代诗人图像及其文化内涵

唐代诗人形象及诗句是宋代绘画的重要题材,而宋代绘画则参与着唐诗的评价、阐释和传播。宋画对于唐代"诗佛"王维、"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的表现,抓住了唐代诗歌审美的三个重要维度,即释之禅意、道之仙侠和儒之忧患,也揭示出宋代绘画创作和文学史的高度契合。宋人对于"看云"意象的描绘,突出了王维诗歌的核心意象——"空",并将之直观化。而中国艺术史上的李白和杜甫的经典形象与图式也在宋代得以巩固。宋人对于柳宗元"寒江独钓"意境的描绘,显示了宋人对于荒寒意境的推崇。相对于其他西方语言,汉语本身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汉语诗歌更为广阔的语义空间,为汉语诗歌的图像呈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李杜诗篇的人文意蕴与英译策略

李白、杜甫的诗是我国诗歌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其深厚的人文内涵与中华人文精神传统一脉相承。文章从句式章法、诗眼艺术、意象经营三个方面揭示其诗歌表现艺术,并提出在英语译介中传递其人文精神的相应策略,以期为中国古典诗歌对外译介中最大限度地诠释和传承文化精神探寻行之有效的途径。

《唐二家诗钞》版本考述

在十二卷本《唐二家诗钞》1579年刊行之前,梅鼎祚已经刊行过一部卷次稍小的《李杜二家诗钞》。现存十二卷本《唐二家诗钞评林》、《合刻李杜诗钞评林》都是梅氏《唐二家诗钞》的衍生另刊本,其题署均系书坊妄题;而该系列选本在称名、卷次、文本上的差异并非全为书坊窜改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