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登高诗及其艺术精神

杜牧登高诗中的所谓"伪作",其实大都为杜牧所作,如《登澧州楼寄京兆韦尹》、《题白云楼》、《登九华山》三诗,即为其例。从诗人所登之"高"而言,杜牧的登高诗,大致可分为登楼诗、登山诗、登遗址诗三类,不仅特点各具,而且是登高诗由盛唐而晚唐所产生变化的代表。以登高望远作表象,运用种种艺术手段,反复抒发诗人的"恋阙"之情,并于登高怀古中依然与"恋阙"关联而构成了一种强烈的恋阙情结。而这种强烈的恋阙情结,即为杜牧登高诗的艺术精神之所在。

辞赋与谏书——杜牧《阿房宫赋》新论

杜牧撰于晚唐世变之际的《阿房宫赋》,并非一篇单纯的咏史赋,而是作者深受史学与赋学谏诤文化传统濡染下,以赋、论合流为体,以借古讽今为用的当代讽谏书写,其中或许不乏新型谏书及其变创可能的实验意图。因此,藉由"辞赋与谏书"文化跨界的书写侧面,或许可为杜牧《阿房宫赋》在唐、宋赋学流变史的重要地位,提供另一则参考脚注。

杜牧宫怨诗的思想意蕴

杜牧是晚唐著名的诗人,他的宫怨诗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其一,描写了宫女承恩无望的哀愁;其二,写宫女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其三,批判了极不人道的奉陵制度;其四,关注出宫的宫女命运。总之,杜牧的宫怨诗不但范围广阔,而且思想意蕴深刻。

杜牧宫怨诗与王建宫词的比较与探析

杜牧与王建均是唐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力的诗人,虽然二者都创作了有关宫廷妇女题材的诗歌,即宫怨诗与宫词,且对后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他们的关注重点却截然不同:前者突出刻画宫女之"怨",在寄托自己身世之感的同时对宫女们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后者却着力表现宫女之"乐",以铺陈直叙法对宫女们的种种赏心乐事做了多方面全方位的展示。本文试图从对他们诗歌题材来源和创作手法等方面探析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

历史学视角看诗赋——杜牧《阿房宫赋》考

唐朝著名诗人杜牧于唐敬宗宝历元年作《阿房宫赋》,此时唐朝早已由盛极转衰,进入尾声,杜牧作此赋,意欲借用秦朝亡国之例来警醒唐朝统治者重整吏治,挽救衰亡,然而终究事与愿违,唐穆宗沉溺游乐最终送命,唐敬宗继位后昏淫更甚,唐帝国持续没落。历来学术界对此赋的研究视角均集中在文学领域,但此赋在记载阿房宫相关问题时有部分夸大,若不以历史视角去考证《阿房宫赋》的内容,就极易使学者研究阿房宫及秦朝相关历史问题时形成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