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唐之际的诗坛交谊与诗名评骘:以杜审言诗名升降为核心

杜审言名列“文章四友”是初盛唐之际诗名并列传播文化现象的代表之一,但这一诗名组合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对此并未言及,杜审言与李峤、苏味道的身份地位也不相匹配。《新唐书》载杜审言的交往时间更是有误。相较而言,张说关于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的文学评论更能体现当时诗坛的实际情况;而“文章四友”中缺少薛稷、宋之问,与当时诗名评骘的真实史貌不符。因此,《新唐书》是基于推崇杜甫的文化需求而塑造了“文章四友”,杜审言诗名由此逐渐升高,至明代更被胡应麟推为律诗之宗。“文章四友”和张说诗评的排序,反映出杜审言、张说与李、崔、苏、薛、宋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友谊。

杜审言《早春游望》中日接受异同探略

梳理杜审言《早春游望》在中日两国的接受文献,可以展现此诗在中日两国的典范化路径。南宋周弼的《唐三体诗》是其典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发现者。元明学者延续并拓展周弼对《早春游望》的阐释,使其得到了初唐五言律第一的荣誉;清代学者则进一步推动了其向着大众的典范发展。日本五山时期读者通过《唐三体诗》对《早春游望》有了初步的接受;到江户时期则形成了国字解与摘句创作实践两种具有特色的接受文献。《早春游望》在中日两国的接受差异显示,唐诗的意义随接受主体的变化而不断生成,中日文化交流促进了唐诗意义的丰富和发展。

李审言诗歌创作对杜甫的接受

李审言宗杜重杜,雅好杜诗,自称其诗歌创作以杜甫为宗,其《学制斋诗钞》收诗491首,内容丰富,用词典雅。李审言对杜甫的学习与接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创作上,刻意学习、模仿杜甫,熟练运用杜诗典故,化用杜诗诗句;思想情感上,感怀杜甫,咏叹杜甫,通过表达对杜甫的同情与理解,聊以自况;精神上,秉承杜诗“诗史”之精神,实录近代社会现状。李审言对杜甫的接受在近代具有典型性,研究李审言诗歌是我们了解其诗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亦是了解杜甫在近代接受情况的一个重要参考。

杜审言七律《大酉甫》作年考——兼及杜审言任洛阳丞的时间

杜审言的七律《大酉甫》是一首早期的七言律诗,确定其作年,对准确地了解七言律诗的发展演变过程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确定杜审言任洛阳丞的确切时间。本文经过深入的考察、排比,考定杜审言的七律《大酉甫》应当作于万岁通天元年(696)三月;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年中,杜审言离开常州江阴,升任洛阳丞。

杜审言《岁夜安乐公主满月侍宴应制》诗系年考

关于杜审言《岁夜安乐公主满月侍宴应制》一诗的系年历来分歧较大,徐定祥先生认为作于708年岁夜,王雄夫先生认为此诗应作于708年之后且非杜审言所作,张清华先生认为作于707或708年岁夜,陈钧先生认为此诗最早应作于景龙三年(709)岁夜。经笔者详加考证,认为此诗当作于神龙二年(706)岁夜。

杜审言交游考

初唐诗人杜审言一生经历丰富、交游广泛。本文着重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考察他与同时期的著名诗人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李峤、崔融、苏味道等七位好友交往的详细情况,以期进一步探讨杜审言的交游情况对其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影响。

论杜预、杜审言影响杜甫的唐代现实背景

本文主要对杜甫接受其两位家族先辈杜预、杜审言影响的唐代的现实背景做了一些考论。认为,一,唐代贞观时开始,杜预被配享孔子庙堂,享有官祭,地位大有提升,这一现象应对杜甫等杜氏家族成员具有很大的激励。二,初唐时期,杜审言、杜嗣先两个家族相继把茔域营建于杜预墓次,这一现象建立起了杜氏家族与杜预联系的一个有形纽带,强化了杜预对其后世的影响。三,杜嗣先、杜审言同为杜预之后,又同为初唐著名文士,但杜嗣先偏重于经史,杜审言重于诗歌。他们文化取向的差异当与其南、北不同的家族经历和传统有一定关系。四,杜审言所带来的诗歌传统和杜预所带来的儒学及政治功业传统是杜甫所面对的最主要的两个家族传统。他们影响杜甫形成了"诗是吾家事"与"奉儒守官"两途并行的人生范式,也潜在地影响了杜甫把儒学精神融入诗歌的倾向。

长孙皇后《春游曲》系伪作——兼论七律的形成史

《全唐诗》收录一首所谓唐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的拗体七律《春游曲》,前些年被人引用剖析其心态。我认为该诗是伪作 ,因为 :其一 ,文献中没有她作诗的记载 ,说明她不会作诗 ;诗的内容也与她的履历、身份、性格不符。其二 ,她处在唐初时期 ,拗体七律尚未流行 ,这种体裁的作品更不可能由不会作诗者率先尝试。

从杜氏祖孙之比较看五言排律在初盛唐的演变

杜审言和杜甫是初唐和盛唐时期五言排律创作的代表,杜甫的五排是在继承其祖的基础上而做出的发展。二者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主要表现为题材与篇幅上的庄重典雅与变风变雅,风格上的浑厚有余与风骨大备,修辞上的通体铺陈与赋比事兼具。二者之比较,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五排在初盛唐的演变与发展。

杜审言与初唐士风转变

治文史之学者,常难摆脱后见之明而忽略事物的连续性发展。初唐之杜审言作为唐代诗歌发展之重要一环节,对律诗定型方面贡献颇大。诗歌格律之精严化,题材及意象之去宫体化均在其手中有突破窠臼式进展,新的情感抒发配以新的格式,造就日后诗国之盛世。审言亦非纯是一好大言的狂妄之人,其实为一过渡时代之典型性过渡人物。杜审言在唐代诗风转向,与其外在影响之士风转变中亦有很大关系:首先,科举制度日趋完备,新兴士阶层崛起,随之出现有别常规的新型伦理。其次,二元世界观的形成,宗教情怀与世俗生活交织,功利行为与个人修养并存。第三,传统儒家之固守。身兼以上之特色,虽然性格行为有些瑕疵,杜审言仍可谓是"真正那个时代的人"。

杜审言《王绍文墓志铭并序》系伪作考

2003年出土的《王绍文墓志铭并序》被视为目前唯一留存的杜审言文章,但它是否确实为杜审言撰、宋之问书未有学者进行详细考证。从墓志铭的撰书时间来看,杜审言与宋之问此时并不在题署所记的官职任上;从墓志铭的记述内容来看,墓主父亲的官职以及墓主妻子的逝世时间存在事实性错误;从墓志铭的书写风格来看,笔画结体与初唐主流相差较大,还出现了未使用武则天改字的情况。综合诸多与史实相悖之处判断,《王绍文墓志铭并序》当是伪作,至于是何人伪作,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杜审言贬谪岭南时期的诗歌

初唐杜审言因宫廷政变,于神龙年间曾被贬往安南峰州,这是一次人生的大挫折,但是, 正是在这人生最低谷时期,杜审言却写出了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真情实感与精巧结构高度融合的诗作,在人生最低谷时期却走上了其一生中诗歌创作的最高峰。

杜审言诗歌的特征及影响

文章主要从对于宫廷诗的影响、各类诗歌创作中出现的新特征、在五律和五排定型上的作用、在七律上的贡献诸方面对杜审言诗歌特征进行说明。分析探讨杜审言诗歌创作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和对于盛唐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而肯定杜审言诗歌在初唐文坛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