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公不喜杜诗”再辨

“欧公不喜杜诗”是宋代刘攽《中山诗话》和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的经典看法。但对欧阳修《六一诗话》及相关诗文作品的分析表明,欧阳修对杜诗相当推崇。“欧公不喜杜诗”最初是受刘攽个人性格以及宋初诗话嘲谑之风影响得出的结论,实际上,这种看法是对欧阳修的误解。

论陈独秀在上海大学创建中的作用

兼具政治领袖和文化名人双重身份的陈独秀,对1920年代的上海大学产生过重要影响。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明星,自然受到上海大学前身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学生的仰慕,他宣称的新文化新思想为学生改组学校提供了精神资源,新建立的青年团组织,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学校改组时学生原拟推举陈独秀为上海大学校长,主要在于他的新文化人的名人效应。上海大学创办后,陈独秀作为中共领导人指派过陈望道到学校任职,并通过指导党团员活动,对学校事务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陈独秀的思想和主张通过中共在校内的教师和学生,在上海大学发挥着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显性的文化名人效应与隐性的政党组织运作,是陈独秀影响上海大学创立与发展,影响上海大学青年学子的两条重要路径。

论陈独秀“新青年”人格说的现代性特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将改变青年人格形象,塑造"新青年"作为救国和建设新社会的当务之急。他认为"新青年"应是一个平等的、理性自主的、意志自由的、有德性的、富有情感的主体,其人格应在自我实现和社会实现中完善,在价值取向上应将实利和重道结合起来,在人生态度上应取进取精神。"新青年"人格理想虽也是真善美和知情意的统一,但已将对人格的独立和自由的追求放在主导地位,开始超越传统人格说中理想人格就是对道德人格的追求,向着人格之真和自由之境迈进。因此,"新青年"人格观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人格观的特征,标志着中国现代人格观的诞生。

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理论界在考察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时,往往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其自身残存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国共合作的实际环境相联系,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只要仔细阅读陈独秀的著述,不难发现,陈独秀在论述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时,是基于其社会历史进化观,这种社会历史进化观深受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影响,可以说,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才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理论基础。

民族主义内在的困境——陈独秀国家观从民族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陈独秀堪称思想历程最为曲折的人物之一。早年他服膺民族主义,后来转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又转而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晚年他的思想走向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综合。本文所考察的,是陈独秀从民族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变,以及这次转变所呈现的民族主义的内在困境。

论陈独秀的孔教观

民国初年,孔教问题再度成为思想界关注的焦点。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坚决主张孔教非宗教论,并以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为缘由,提出"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的主张,对孔教运动大加鞭挞,反对定孔教为国教。陈独秀对孔教的认识和批判不是立足于文化意义,而是立足于政治层面上。经过近九十年的风雨变幻,对陈氏的孔教观念重新加以反思和检视,无疑会带给我们许多新的认识和体会。

《新青年》的创办与陈独秀的早期文章

《新青年》杂志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柄最响亮的号角,一面最鲜艳的战旗,陈独秀正是手擎这面战旗、吹响这柄号角的时代英雄与先锋战士。陈独秀在中国思想文化的沉沉黑夜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并以主编的身份亲自撰写了一批具有思想震撼力的文章。文章探讨了《新青年》诞生的背景与过程以及最早的思想光芒。

走向最后的觉醒──抗日战争时期的陈独秀

陈独秀晚年在贫病和政治失意中不屈于国民党专制的迫害，仍放言心曲，倡言抗战，倾心民主政治，保持其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其晚年关于民主政治思考的文字被称为“中国 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重要文献”。

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之辨析——兼与徐光寿先生商榷

徐光寿先生在《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及特点》一文中,对陈独秀有些社会主义思想予以拔高,不符合陈独秀的本意。这表现在作者对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社会主义改革几个问题的论述中。该文还存在有些部分结构上逻辑不通、前后矛盾,有些参考文献失实等问题。

国外陈独秀研究述略

早期国外学术界对陈独秀的研究主要局限在简单的概述以及贡献、评价,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及史料的挖掘,国外学术界对于陈独秀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展,研究层次也逐渐深入,并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外对于陈独秀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陈独秀的历史定位、生平问题研究、陈独秀的思想研究以及陈独秀的比较研究。积极地了解、借鉴国外有关陈独秀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拓宽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跳出固步自封的研究“陷阱”,进而推动国内有关陈独秀研究更加全面化、客观化。

中国现代性的内在张力——以陈独秀宗教观的变化为例

新文化运动前后,陈独秀的宗教观发生过显著变化。1917年,他宣称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主张在新文化的建构中,应当“以科学代宗教”。192 0年,他进一步反省其宗教观,发现基督教的宗教情感对于新文化建设的肯定意义,从而把宗教纳入新文化的架构之内。陈独秀宗教观的前后变化,不仅符合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一般轨迹,而且深刻反映了中国现代性在其型塑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的理性精神与宗教的非理性情感之间的内在张力。

蔡元培与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建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高扬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五四时期是狂飙突进的思想启蒙时代,各种各样的新观念、新思潮、新文化竞相激荡;五四时期是思想的天空大放异彩的璀璨时代,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吴虞、钱玄同、傅斯年、张东荪、杜亚泉、王光祈等影响深远的风云人物纷纷涌现。作为五四时期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五四运动至今已过去了百年,伴随着这一事件的百年纪念历程,学术界对于五四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持续了百年。在五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研究和阐释"五四",这不仅表明"五四"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意味着"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依然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值得继续继承和高扬。作为五四精神的继承者,我们有必要站在新时代的高点上,回眸反思五四人物及其思想,重新审视五四时期的各种新思潮,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层意蕴,再现五四思想天空的璀璨光辉。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考量,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共同策划了这组专题讨论,约请学术界相关专家对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蔡元培等)及有代表性的思想(如科学主义)等,再次进行深入考察,发掘其时代价值,以此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共产国际、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本文主要根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俄文馆藏档案、最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以及其它相关材料 ,详细解析了共产国际、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作用。

试析陈独秀的“以科学代宗教”思想

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针对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信仰危机,提出了“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他认为以西方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思想、精神和方法,可以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历史观等领域取代宗教,作为现代社会的新信仰。他后来的思想虽有曲折,但并没有放弃“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在中国现代“以科学代宗教”的社会思潮的形成过程中,他起了主导性的作用,做出了主要贡献。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概念的由来及其表述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概念,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没有使用过,党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历史文献也没有使用过。1927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对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中最早提出“二次革命论”概念,以后蔡和森、李立三、华岗等提出并使用过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提出后只在极小的范围和时限内使用,直到建国后,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将陈独秀的理论概括为“二次革命论”,何干之、胡华、李新等学者相继采用这一说法,这一概念才被学术界广泛使用。因此,“二次革命论”概念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有关,也与当时“左”倾情绪有关;这一概念的使用只含有学术意味,并不带有政治意味。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从克利姆林宫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 ,对亚、非、拉人民是一个有力的号召。李大钊、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给予高度重视和热情宣传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

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有相因相似之处 ,都以“救亡”和“启蒙”为主题 ,但是两者在侧重点、具体内容、思想资料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 ,梁启超等突出救亡 ,力图中西结合培养出具有现代政治、社会意识的国民 ,以挽救民族危机 ;陈独秀等鼓吹个人主义 ,个性解放 ,希望造就一代和传统完全决裂的新青年使社会走向现代。两个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相异 。

试析晚年陈独秀的民主思想

晚年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和言论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思想体系,极其重视民主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是晚年陈独秀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他会彻底反对法西斯和否定苏联体制,同时也对民主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民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思考。晚年陈独秀的的民主思想既有一定的局限性,又不乏真知灼见。之所以会这样,其间既有他晚期政治经历的因素在起作用,又有当时的国际形势尤其是苏联的政治动态和德意法西斯的影响。

陈独秀海权观初探

陈独秀认为一个国家要想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必定要有海上权力,若一国没有海权便像人没有手足无法行动,并以此为指导对中国近代有关海权的丧失和维护国家海权问题发表了自己深刻的见解,这对唤起当时国人关注海权的收回。

陈独秀与中共五大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于大革命危急时刻的 192 7年 4月 2 7日至 5月 9日。几十年来对五大的评价及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主要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 ,通过梳理陈独秀与中共五大的关系 ,得出与传统看法不尽相同的结论 :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五大有明显的缺陷 ,但不能全盘否定 ;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是历史的必然 ,并不是大革命最终失败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