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说献疑

辛亥鼎革时期的袁世凯并没有在理念上经历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转变。出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及自身利益考虑,袁氏实际上是想造成虚君共和。他首先坚持以十九信条为宗旨,力图主导国民会议之组织,以防唐绍仪和伍廷芳会谈所定国民会议方案造成民主共和结果。接着因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及国民会议商谈走进死胡同,他又意图由清廷授权其组织临时政府,以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为此他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策略,一方面劝导清廷“速定大计”,改建共和,使南方以为清帝将要退位,另一方面在预拟的相关诏书中竭力避用“退位”一类字眼,并试图将由其“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写入诏书。在遭到满蒙亲贵和革命党两方反对后,袁氏转而依靠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衔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定大局”,仍未放弃清帝。在得到与南方协商皇室优待条件的授权以后,袁氏奉旨反复拒绝将“逊位”二字写入诏书,主张改用“辞政”。因南方坚决反对虚君共和,袁氏才不得不于最后时刻经清廷授权,同意南方的提议,以“辞位”替代“逊位”。一系列史实证明,所谓袁氏“逼迫清帝退位”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放大了袁氏对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的贡献,而真正要逼迫清帝退位的,其实是革命党人和那些转向民主共和的立宪派人士。

清末民初政局下张謇和段祺瑞的交往

张謇和段祺瑞之间有着长达15年的交往。他们的交往与清末民初的政局变迁息息相关,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辛亥革命至护国战争,两人交往且关系平稳;第二阶段,从护国战争后至直皖战争,虽交往频繁但已生嫌隙;第三阶段,从直皖战争后至“三一八”惨案爆发,交往渐减以至断绝。张謇和段祺瑞的交往不仅反映了清末民初政局的变迁,也折射出两人在清末民初之际不同的理想追求。

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韬光养晦的段祺瑞应时而出。担任"临时执政"之初,段企图通过召开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军阀之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作一番整合。其间经历了不同政治体制的艰难选择,以及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务求燕雀均衡"的权力分配。然而,由于段政府缺乏军政实力,没能形成为南北新旧各方认同并拥戴的权势中心,其整合北洋的努力未著成效。这一政治结局,使中国丧失了和平统一的最后机会,预示着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将转而经由北洋体制之外的途径,同时也预示了北洋体系最终崩殂的历史命运。

袁段矛盾与洪宪帝制的败亡

袁世凯是北洋集团的领袖,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心腹将领,二人有着整整20年的关系和友谊。段祺瑞追随袁世凯,为袁世凯的成功竭尽全力,袁世凯则提拔、重用段祺瑞,委段祺瑞以重任。袁、段配合默契,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重大事件均与其有关。但在袁世凯集权专制完成后,袁、段关系裂变。尤其是在帝制问题上二人矛盾激化,先是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的兵权,继而段祺瑞消极抵抗。北洋集团分裂,袁、段矛盾是袁世凯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段皖系当政与北洋派的衰落

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入主北京政府后,北洋派控制下的中央政权明显衰落.究其原因除段皖系本身实力较弱外,与黎元洪、冯国璋等不合作,统治集团内部一再发生争端也大有关系.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历史风貌建筑数字保护研究--以段祺瑞旧居修缮为例

信息化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十九大和"十三五"规划亦对信息化提出宏观要求,建筑业的信息化成为必然趋势。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也需要充分利用BIM、三维激光扫描等先进技术,并嫁接网络化、智能化以及物联网等平台,实现保护的数字化和信息化。该文以段祺瑞旧居修缮工程为例,介绍了数字化保护在其前期调研、修复设计、施工以及运营维护全生命周期的应用及价值。

危机与暴力:北伐前夕北京群众运动的政治文化研究(1924-1926)

北京政变后成立的临时执政府始终未能摆脱其合法性危机,而北京地区的民众运动则因为政党力量的介入而日益政治化、组织化和暴力化,遂有试图依靠平民力量以推倒政府的首都革命。此后,大沽口事件再次激发民众以抗议示威为名而采取推倒执政府的激烈行动。正是民众与执政府之间的长期激烈对抗为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埋下伏笔。

武力之外的政治诉求:北洋政局的另种走向——1916年的新旧约法之争

1916年袁世凯帝制覆亡后,北洋政局有向和平发展的可能,实力派和非实力派在约法问题上的反复争论,反映了这种走向。国民党、进步党急于分享反帝制果实,一味要求无条件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段琪瑞为实现南北统一而作出让步,《临时约法》再次恢复。

日本与张勋复辟关系之探析

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对中国政局影响深远,不仅牵涉国内派系之间博弈,亦关系到日本在华利益。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力促中国对德参战,对华政策面临新的调整和取向。内阁在对待复辟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最终从对华政策的长远利益考虑,放弃支持复辟,这也是张勋复辟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京国民政府对段祺瑞去世的反应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去世,社会各界深表哀悼。南京国民政府主动参与段祺瑞丧事的办理,林森、蒋介石及中央要员或亲往祭奠,或唁电悼念,或派人前往,地方官员也积极协助,政府并为其国葬做相应准备。南京国民政府对段祺瑞丧礼的重视,不仅在于树立自身的宽容形象,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段祺瑞一生确有值得尊崇之处。

西原借款问题新探

从经济角度看,西原借款是一战期间及其以后日本经济格局变迁与中国军阀经济需要相结合的产物。借款表面上是以经济为主,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贷款,借款的实际用途显示了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寺内内阁之间相互勾结的实质。西原借款对中日两国均有不利影响。

段祺瑞与张勋复辟关系再探讨

关于段祺瑞与张勋复辟的史料,矛盾之处颇多。经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不难发现:段祺瑞并没有支持张勋复辟的意图,只是由于在驱逐黎元洪和取消国会的问题上与张勋态度一致,客观上助长了张勋复辟的野心;但段祺瑞作为反对张勋复辟的一面旗帜,其作用毋庸置疑。

论段祺瑞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

段祺瑞执政后,改变了袁世凯时期"中而不立"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对德奥宣战。其主观动机是抑制日本,力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并非受日本政府驱使。可当日本积极支持中国参战,并大量地向北洋政府提供贷款,成为段"武力统一"内政方针的财政后盾时,段政府就成为了日本利用的工具。其直接后果,致使中国国内军阀的军备剧增,导致政局的进一步混乱,进一步加剧了南北分裂,反不利于统一。段依靠日本统一南北的政策是与虎谋皮,断送了政权合法性的民族道义,促使着中国民族运动高潮的到来。

评辛亥革命中的段祺瑞

历史是错综复杂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应只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从各种角度审视。分析和把握武昌起义爆发前后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革命派、清政府、袁世凯北洋集团三者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是客观评价段祺瑞在辛亥革命中活动的前提;全面考察段祺瑞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的活动,并与北洋阵营中其它将领的政治表现进行比较,才能对其功过作出充分的评价;探究段祺瑞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行为表现与北洋阵营中其他将领有明显不同的原因,对于进一步认识段祺瑞其人不无裨益。

防敌与强敌:《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之下的中日关系

1918年,段祺瑞秘密与日本进行军事结盟,并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所谓“共同防敌”,既是段祺瑞政府军备扩充的借口,也是日本侵华政策的幌子。日本出兵不是对俄而是对华,段祺瑞不是对外而是对内。这份协定没能实现段祺瑞借日本之力武力统一的梦想,只留下了许多难以去除的隐患。究竟是“防敌”还是“强敌”,《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走向。

民国“江宽轮案”之回顾

长期以来,对于段祺瑞于1918年4月25日晚由汉口东下南京时,其护卫舰楚材舰撞沉商轮江宽号一案众说纷纭,有将此案件视为军阀草菅人命者,有认为法庭包庇军舰,以至于商民利益得不到维护者。此案经大总统下命令组织特别法庭审判,目的是理清事件始末以维护政府权威,但普通民众将此次交通案件视为商民与政府的对抗,认为法庭偏袒政府一方,进而对弱者产生同情心理。

段祺瑞控制的参战军问题研究

民国初期,政局混乱,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依附于不同帝国主义的三大派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为了维持北京政府地位和全国统一,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的支持下,段祺瑞编练了一支私人武装:参战军。参战军的编练不仅仅凸显了皖系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关系的亲密,更在客观上刺激了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的梦想,但参战军的编练也引起其他派系军阀的不满。皖系军阀对于参战军问题的处理上也没有与其他军阀达成一致,最终直皖战争爆发,参战军(边防军)被打垮,而自诩与日亲密的皖系政府也彻底失去了掌握政权的资格。

梁启超与皖系军阀关系述论

本文论述了梁启超与皖系军阀的关系，分析了梁启超与段皖亲密合作的原因，总结了梁启超与皖系军阀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梁启超从拥段到反段的活动，对当时的政局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近代中国导演了一幕联系军阀实现其宪政理想的历史话剧。梁启超失败的历史悲剧，再次揭示了改良主义行不通。

历史风貌建筑的生态节能更新与再利用策略研究——以天津段祺瑞故居为例

随着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形态的变化,未经改造与再开发的历史风貌建筑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与活力。但其作为城市记忆的载体和历史事件的见证,仍然具有历史文化保护与现实教育实践的重要意义。因此,对历史风貌建筑进行生态节能更新与保护修缮再利用,并使其重获生机,成为当前城市的紧迫任务。本文基于天津段祺瑞故居的改造实践,通过实地调研分析、问卷调研、仿真模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建筑功能提升和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以期探究适合我国国情与当前城市发展现状的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性修缮与功能活化再利用的绿色建筑营造方法、技术与策略。

国家之敌:1918年的反对中日军事结盟运动

1918年春,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第三次出任国务总理,随之与总统冯国璋发生冲突,引发新的"府院之争"。在外交上,段祺瑞政府奉行亲日政策,与日本进行秘密的军事结盟活动。段祺瑞的亲日政策旨在巩固皖系军阀的势力,却有损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冯国璋担心皖系的强大会削弱直系的力量,故而他将段祺瑞政府正在进行的中日军事结盟秘密谈判"泄露"出去,立即引发学生界领导的反日运动。此次反日运动表明,学生界已经充分意识到日本是中国的"国家之敌"。而段祺瑞政府则继续奉行亲日政策,与学生界的反日立场针锋相对。此次反日运动虽然昙花一现,却为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在思想、组织和舆论上进行了良好的预备,堪称五四运动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