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故安国寺寂照和上碑》探赜

咸阳博物院藏《唐故安国寺寂照和上碑》,碑主为安国寺内外临坛大德寂照和上,段成式撰文,僧无可书碑。在综述相关石刻文献对此碑著录和考释的基础上,探讨石碑的立碑时间、迁移及其与安国寺的关系,揭示碑文在文献、文学和书法艺术方面的重要价值。

章士钊与段祺瑞

章士钊与段祺瑞曾是政敌 ,然而 1 92 4年章士钊开始依附段祺瑞 ,成为段的军师和执政府的重要成员。本文主要论述章士钊与段祺瑞的关系 ,以及章士钊依附段祺瑞的原因。

《断发记》版本、流传及作者考辨

明代传奇《断发记》,明清戏曲总集、合集未曾收录,现仅有万历十四年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一种,藏于日本,已是孤本。而且,该本没有明确标署著者姓名,前后亦无序跋,论者难以了解其创作意图、作者生平甚至创造年代,加之明清《曲品》之类著作的有关品评传抄有误,因而上述问题,学界分歧不小。根据《断发记》的内容和李开先的创作经历,可以推断其作者并非李开先,应是明朝初年无名氏的一部戏曲作品。

董仲舒对阴阳五行之学的整合

《春秋繁露》中,董仲舒通过阴阳、五行内在机制的运行、转换,第一次对"天之十端"进行了整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五行之中,土为至尊,金、木、水、火之行,各以自身本性为本质,始终拥有自己的立场和位次,同时也接受、服从阴阳二端的遣动,五行与阴阳协调运作,共同发生效用。阴阳因金、木、水、火之行而兴起并分别对之予以帮助和辅佐。阴、阳,甚或阴阳的兼合,都不可能成为宇宙演进的唯一力量源泉,只有在阴阳、天、地3种因素共同作用的条件下才能有世界万物的发生和形成。经由阴阳的天人整合,既统一了天与人,又使天、人与阴阳之间实现了联体互动。董仲舒对天、地、人以及阴阳五行所做的整合与统一,给原先刻板、呆滞、僵死的阴阳机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使阴阳五行周行运转的图景不再呈现单调、枯燥的色彩,儒学的人类主体情怀和人性价值被有机地渗透到阴阳五行的机制结构中,促使阴阳学整个系统能够喷发出人性的味道和日常生活的气息。

包世臣《安吴论书》体现的用笔倾向

包世臣是清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他的书学著述涉及到中国书法的诸多方面,尤其对学书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关于用笔方法及其产生的效果,包氏阐述了"始艮终乾"、"中实"、"断势"和"形直意曲"等有价值的理论,可供大家学习借鉴。

论苏轼与端溪砚事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与端砚有着很深的渊源。苏轼不仅喜欢使用端砚,还热衷于收藏古人端砚,他使用和收藏端砚偏重其实用价值。苏轼虽视端砚为珍宝,但他并不“玩砚丧志”,能从执着于物中超脱出来。苏轼还撰写大量涉砚诗文和铭文,反映出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友情况。由于苏轼坎坷的仕途、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以及旷达的性格,后人面对苏轼遗砚纷纷题铭歌咏。这些题咏,不仅扩大了端砚的文化影响力,也加深了我们对苏轼与端溪砚事之间密切联系的理解。

曹元弼《覆段熙仲书》考释

曹元弼、段熙仲为近现代经学大家,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曹元弼覆段熙仲书札一封。本文在校录书札的基础上,就书札所涉及之房室之制、《礼经》校勘、《礼经》之例等三问题及此札撰写时间、曹段二氏经学思想之异同予以考释。

从“示”部字看段注与《说文解字》的不同

考察了《说文》中的"示"部,将段注、大徐、小徐三家进行比较,然后引其他家的说法进行考证,可以看出段氏与小徐本相同的地方比较多。段氏在改《说文》的时候,有文献考证依据的在注中会说出来,但是也有的直接删改,不加任何说明。根据考察认为段氏有的时候过于自信,改动反而改错了。删改是要尽量恢复许书的原貌,而不是要说明字的本义,在许氏时代,可能因为认识上的原因,有些地方牵强附会,并没有反映字的本义,因此要尊重事实,而不能根据现在的认识而去任意删改。

《广韵》“断”字异读音性质考辨

《广韵》"断"有"都管切"、"徒管切"、"丁贯切"三个读音。这三个读音是否区别意义,古今音兼注的古汉语字词典在此问题上存在分歧。文章从《广韵》出发,根据《经典释文》"断"注音所显示的音义关系及现代汉语方言中"断"的音义情况,证明"断"在《广韵》中的三个读音是辨义的读音。

清施世骥三海岩诗刻校理与考辨

广西钦州灵山县三海岩今存清代廉州知府施世骥诗刻二首,后并有灵山知县段曦和诗一首。所存三首石刻诗歌皆为律诗,描摹了灵山和三海岩秀美的自然风光;又兼诗刻书法行草相间,字迹秀美,故而诗刻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书法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

论程端学驳前儒以“日月时例”解经

程端学是元代一位著名的《春秋》学者,其《春秋》学著作有《春秋本义》、《程氏春秋或问》和《春秋三传辨疑》三部。在这三部著作中,程端学循着朱熹的思路,从《春秋》之作和《春秋》之义的体现这两个角度对前儒以日月时例解经进行了激烈的攻驳,同时指出了以日月时例解经穿凿附会、破碎经旨、变乱是非等弊病,使《春秋》不以日月时为例的立论更具说服力。

天人之学的自然哲学根基--“十天端”架构中的董仲舒阴阳五行学说

在天人之学的视野中厘清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不仅能为天人之学奠定坚实的自然哲学根基,也能为长久以来流行的对董学之各种?神学?或?玄学?的解说有一些新的看法。董仲舒的天人之学以圣人知天并进而与天合一为基本理论追求,以?十天端?学说为基本理论架构,天的运行之道通过阴阳、五行来展现。董仲舒对阴阳和五行的探讨都是从其自然性意涵出发,实现了对天的最具理性化的解说。在此基础上,董仲舒才能进而与人世政治进行合理比附,实现天人的真正合一。无论是论证天人相副,还是对《春秋》灾异做出独具特色的解释,甚或是构建完善的官制系统,董仲舒都以阴阳五行为其核心依据。

基于生存质量观察“十八段锦”对2型糖尿病患者干预作用

目的观察"十八段锦"对2型糖尿病患者生存质量的作用。方法将符合入组标准的60名2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各30人,对照组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基础饮食运动指导,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十八段锦练习。采用《糖尿病生存质量特异量表》评估糖尿病患者的生存质量。干预3个月后,比较2组在体重、腹围、空腹血糖以及生存质量积分的变化。结果与对照相比,干预组空腹血糖、体重以及腹围均有显著下降(P均<0. 01)。干预组在改善生理、心理、社会关系、治疗等4个维度方面,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 <0. 01),尤其在生理症状和心理状态方面优势明显。结论规律练习十八段锦有助于2型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和体重,同时还能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生存质量。

文学、文字学、哲学札记各一则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广泛而充分地接受了前贤的多元影响,其最后五句的渊源前贤没有提及,实脱胎于寇准《阳关引》词。在秦汉,"隶"与"吏"是两种人,是对立的两面。"隶"必须从事各种劳役,"卒"的任务是"戍"。段玉裁为《说文解字·叙》作注时将"发隶卒,兴役戍"更改为"发吏卒,兴戍役",有误。由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都是有限的,对某些古代汉语音韵问题的研究受制于材料的局限而诸说纷出,孰是孰非难定,这也是一个存在于古代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普遍性问题。

举全国之力,兴四库文化——乾隆帝题赠徽商“简端诗”解读之一

乾隆帝题写在安徽商民鲍士恭捐赠的藏书《唐阙史》书头的'简端诗',是事关《四库全书》纂修工程的重要诗句。全诗共四联。本文通过对第一联的解读,着眼于'搜书''征书'这一环节,认为无论是以乾隆帝为首的'顶层',以地方官员为代表的'中层',还是各类学者、藏书家等所构成的'基层',都参与四库文化的共建。正是有了如此广泛的社会基础,举全国之力修书,才成就了《四库全书》文化工程的系统、丰富和卓绝。

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订段改篆”考论

“订段改篆”是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的主要订正内容之一,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有不可忽视的补充作用。因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资料于近代才被挖掘出土,清代钮树玉、段玉裁等诸小学家均未识读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故其对《说文解字》的训释亦有不妥及疑惑之处。论文对钮树玉所订内容的“订段改篆”问题作考论,考察钮树玉所订段玉裁改篆的种种现象,最终归纳出段氏改篆的六种情形:因声符而改篆、因字形之讹而改篆、因字之异体而改篆、因字之正俗而改篆、因字形省略而改篆、因文献之误或无文献依据而臆断改篆。钮树玉的“订段改篆”亦存在因考证资料不足而出现的订正之误,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台北所藏稿本《直隶河渠书》考

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编纂的《直隶河渠书》是一部记载乾隆中期以前直隶河道事宜的重要志书,但未能成书。因段玉裁等人认为嘉庆十三年王履泰进献朝廷的《畿辅安澜志》乃是攘窃自《直隶河渠书》,由此引发了一桩学术公案,多位学者参与其中。目前唯一可见的《直隶河渠书》稿本是现存于台北的戴震藏本。这部稿本只经过部分删定,体例不一,卷目混乱,前辈学者对其记载也多有不同。戴震去世后,根据史料记载,可以基本梳理书稿的流传情况。而其他本子的情况,也可根据史料记载作出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