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议复五军都督府考实

明代设五军都督府以统卫所,顺治初年清廷即着手裁撤卫所,五军都督府丧失其设置基础。但顺治皇帝却动议复设五军都督府,“谕吏、兵二部:‘朕见往代有五军都督府衙门,我朝未曾设立。尔二部传知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详究往代设立之意,确议应否踵行具奏。’寻议:‘往代设立五军都督府衙门,盖欲文武官员相对,理应设立。但近岁粮饷缺乏,修造衙署及各官禄俸所需实繁,应暂停止,从容议设。’报可。”(《清世祖实录》卷八六,顺治十一年九月壬子,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9页)大臣们以经费拮据为由请求暂停此计划,得到批准。

试论唐代都督府与州的关系

唐代,都督一般兼任治所州的刺史,出现了都督、刺史两个长官合一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都督府与治所州政府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都督府与治所州政府之间是合署办公的关系,两套僚属机构合并;另一种形式则是都督府与治所州存在着都督府官员与州级官员两套僚佐系统,这两套系统虽拥有一个长官,但并不是合署办公,而是相对独立,互不统属。都督府与其属州是上下级的统属关系,具体表现在上下级行政关系、对属州的监察职能以及军事管理职能等三个方面。随着唐代都督府的名存实亡以及藩镇的崛起,都督府与属州之间的行政统属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弱,但是这种都督府统属数州的体制直接影响到唐后期的藩镇统属属州的体制。

唐代营州都督府相关问题探赜

营州都督府是唐前期东北边疆的最高军政机构,其所领城傍羁縻州数量随少数部族的归附与东北边疆的动荡存在着动态变化,营州都督府的级别也随着这一变化而经历了从上都督府到下都督府的变动。在唐王朝统御东北边疆诸族、管辖与控制东北边疆过程中,营州都督府的职官具有较强的军事特点。契丹叛唐后,营州都督府移治幽州的时间,应在神龙元年(705)。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营州都督府最后被平卢节度使府所取代。

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时间考定——以《唐会要》版本考察为中心

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武英殿本与四库全书本《唐会要》分别有"永徽二年五月"和"永泰二年五月"两种不同记载。通过考察目前国内外所藏十数种《唐会要》抄本的相关记载,可以确认"永泰二年五月"这一记载准确无误。武英殿本《唐会要》所记,有可能为清四库馆臣对所据底本的删改。

渤海忽汗州都督府朝贡唐王朝述论

唐代在东北边疆渤海政权地区设置的忽汗州都督府,在东北各羁縻府州中存在时间最为长久,其以朝贡为纽带与唐王朝保持着稳定的隶属关系。羁縻府州形式下的渤海政权对唐王朝的频繁朝贡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目的。其朝贡关系体现了中央王朝与地方民族之间的一种“君臣”与“宗藩”的政治关系,一方面加强了中央王朝对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辖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各族间的联系,有助于“中华一体”的国家形成。

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问题

本文在中日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 ,主要依据敦煌文书及相关文献 ,从唐代前期沙州长官的称谓、六曹机构及官员名称、吏员设置及称谓、官文书的钤印等方面 ,系统考察了沙州的行政建制问题 ,认为开元、天宝以前 ,沙州的行政建制一直都是刺史州 (太守郡 )建制 ,而非都督州 (郡 )建制 ;又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卷 70的记载 ,确认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 ,是在唐代宗的永泰二年 ( 76 6 )五月 ,而非唐高宗的永徽二年 ( 6 52 )五月。沙州的这一行政建制变动 ,与同年五月河西节度使西迁沙州有密切关联。这一考定 ,对正确认识唐代沙州的行政建制演变和相关敦煌文书 ,都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河西地区都督府建制的兴废

本文论述唐代河西地区二都督府建制之演变。凉州都督府的名称、治所无明显变更 ,瓜州都督府曾几度徙置为肃府、沙府。河西二府的管区在武德中变迁较大 ,贞观后趋于稳定 ,凉府管三州、瓜府管二州。河西二府职权扩大为监管迁入其境之吐谷浑、铁勒、西突厥及九姓胡诸族人口和唐廷特授的军事专制。

《沙州都督府图经》撰修年代新探

本文依据最新公布的考古材料,首先对《沙州都督府图经》撰写时间的研究成果做了简要评析;其次,判定《沙洲都督府图经》撰成于武周长寿元年(692),在武周证圣元年(695)和开元初年(约719)两次少有补续;并进一步推断692年撰成时当为“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一”、695年补修后为“卷第二”。

辛亥革命前后地方政府与边疆危机应对——以云南军都督府对西藏变乱的应对为中心

辛亥革命前后,西藏在国家政权更迭的关键时期发生变乱,对国家统一与边疆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在国家政权更迭、中央边疆管控弱化甚至是缺位的情境下,云南军都督府在藏局应对中主动补位,表现出较强的国家主义情怀;提出了具有创见的治藏主张,派出西征军安藏,在藏局应对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展现出地方政府在边疆危机应对中的较强能动性。同时,其与四川军政府发生的矛盾与纠葛及其对藏局应对的负面影响,也说明地方政府在边疆危机应对中的地方主义及其局限性。云南军都督府对西藏变乱的应对,为探讨国家政权更迭情境下边疆危机应对中地方政府的能动性与局限性、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等重要问题提供了典型个案和实证。

唐前期敦煌农业开发述略——以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为中心

本文对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所反映出的唐代前期敦煌农业开发状况进行了探讨。分别对文书中所反映出的敦煌水利开发、麻的种植与使用以及对其他自然资源的利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军都督府民族政策析论

云南军都督府继续了早期同盟会革命宣传中极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发布了《滇军政府讨满洲檄;》较早接受了"五族共和"主张,满族知府崇谦得以死里逃生;结合云南实际,提出了事实上的"七族共和"主张,丰富和发展了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思想;在边疆民族地区确立了土流并治的统治形式,实行民族同化,大民族主义思想明显;对沿边各少数民族土司多持不信任的防范态度,常常将政治、边防、外交、民族等问题混同一体,制造了傣族民主革命先行者刀安仁的悲剧。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述论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简称各省代表会，是辛亥革命爆发后创立起来的全国反清同盟组织，是独立各省为尽早确立共和政体、筹建临时中央政府而组建的一个过渡性联络议政统一机构。它起初纯由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组成，不久未独立省份谘议局也有代表参加，因此具有临时国会的...

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军都督府的民族政策

辛亥革命后,云南成立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在其颁布的布告和纲要中提出了"中国各族一体"的民族政策,在当时既是一项因地制宜的地方民族政策,更是一项在国家层面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华民族的内涵问题。云南军都督府还针对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提出了"中国各民族构造一体之国家"的理念,对后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命题的形成和中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一定的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创试——以孙中山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关系为线索

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中国,即刻践行政治民主化。临时国会立法权与临时大总统行政权的分立制衡,集中呈现民主政体的性质构成与民主政治的创试成效。90多年前的事实存在,不仅光耀其时,而且是意义深远。

论隋唐时期的秦州都督府

隋唐时期,今甘肃天水市被称为秦州,其治城是陇右东南部地区的经济、政治、交通、文化中心。隋唐300多年历史中,在秦州先后建置有秦州总管府、秦州都督府、秦成两州经略使司、天雄军节度使司等地方高级管理机构。秦州因其所处的重要地位,成为隋唐中央政府经略陇右东南部地区的桥头堡,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论隋唐时期的越州都督府

隋唐时期,今绍兴市被称作越州,其治城是浙江地区的军政、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南朝迄隋唐,置于今绍兴市的州级政区经历过几度演替,即东扬州——吴州——越州——会稽郡——越州的变化。隋开皇九年始,在越州城(今绍兴)先后建置吴州总管府、越州总管府、越州都督府、浙东观察司和镇东军节度司等地方高层管理机构。开元末年,越府管8州,相当今浙江省的绝大部分。越州城是隋唐时期浙江地区的中心城市。其历史地位表现在:绍宁平原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推动其中心城市的出现、越州城是联结内地与海外交通的中枢节点、越州城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文化名人辈出等方面。

贞观年间灵州都督府与西北民族关系格局

地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交融之处的灵州,自秦汉以来就是众多民族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后,借鉴历史经验创制了羁縻府州制度,大批铁勒、回纥等漠北部落随突厥降户南下定居于灵州都督府。唐太宗亲临灵州与漠北各族酋长举行会盟,不仅奠定了唐初西北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而且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繁荣。

袁世凯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临时国民会议”和解方案一经提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便识破了袁世凯独揽政治重建权的真实意图，灵活又不失原则地坚持基于自身召集“临时国民会议”，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共和代议制度。在考辨史实基础上，本文纠正了在近代史学界长期盛行的两个错误结论。

坚昆都督府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坚昆,即公元840年击溃回鹘的黠戛斯。作为被匈奴征服的民族之一,坚昆自汉代见诸史籍。隋唐时期,坚昆卷入突厥各部及薛延陀等部的纷争。唐朝建立以后,唐太宗着力经略漠北地区,各部纷纷附属于唐朝。坚昆首领被唐太宗封为坚昆都督,坚昆都督府由此形成。坚昆首次隶属于中原王朝。关于坚昆都督府及其与唐朝的关系问题,国内学者也作过相关研究,但仅限于对史实的阐述,缺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而有待进一步作深入、细微的探索。

辛亥光复各省的防奸锄奸——以沪军都督府为中心

辛亥各省光复,防奸锄奸成为重要任务。由于坊间传闻、媒体报道以及别有用心者的攻诋,加上汉奸罪是政治而非法律术语,使得锄奸范围事实上大为缩小,汉奸问题却看似乱象纷呈。实则以沪军都督府为代表的各省军政权和南京临时政府,都力求在确保政权稳固和树立文明形象之间取得平衡,分设了侦缉和执法机构,相互制约,严格掌控汉奸的指认及处置,有效地防止了滥捕乱杀。而政坛变幻波谲云诡,昔日的汉奸不断转身成为共和的元勋,判断汉奸的尺度差异,不但造成各地光复政权之间的裂痕,而且使得领袖与基层出现严重分歧,考验着革命党的政治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