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请隧”研究补正

晋文公“请隧”之义,学界存在“葬礼说”“六隧说”“旗物说”“典礼说”四种观点,而陵墓“王章”的存在与否是确定“请隧”之义的关键。本文根据考古研究,认为目前所见商代晚期至西汉末期的帝王陵墓皆为带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显示出明显的陵墓等级。由此推断“请隧”所指向的是请求增加墓道,其目的是将“中”字形的国君级别陵墓改为“亚”字形王级陵墓。

仿古、复国、循制——《晋文公复国图》中建筑表达的三个维度

从《晋文公复国图》中四处场景绘制的建筑形象出发,从仿古风(时代性)、复故国(地域性)、循共制(等级性)三个维度分析,认为画作紧扣“晋文公复国”主题,以早于宋代的早期建筑样式体现仿古倾向、以北方故国的典型建筑形制表达复国思潮、以社会共知的制度性建筑等级刻画场景空间。作为历史题材类的绘画作品,该图既体现复古意味,又关照当下,反映了南宋前期的时代背景、技术制度和社会观念的相关问题,为研究古代绘画作品的建筑表达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晋文公“五贤士”考

晋文公即位前曾有过十九年的政治流亡生涯,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但是,由于他身边始终有一批忠实且颇具能力的追随者,所以他历难弥坚,流亡生涯反而成为他政治磨练的课堂,为他最终归国即位、称霸诸侯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其追随者中,为后世史家津津乐道的是“五贤士”,他们的忠贞、才干不仅成就了晋文公对君位的追求,而且还塑造了春秋一代霸主。

晋出公出奔事件研究新证——论《史记》相关记载的可信性

关于春秋晚期的晋出公出奔之事,仅在古、今本《竹书纪年》和《史记》中有所载记,且文字简短,内容上也相互歧出。对此前人虽有所辨析,但所持观点多以古本或今本《竹书纪年》的内容为据,而对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却不以为意。考前人所述,乃凭古、今本《竹书纪年》论断晋出公出奔之事仍颇有疑点,需要再做商榷。而对于《史记》中记载的内容,前人多有误解,仔细考究,其实颇为符合情理,理应引起重视。

从献公到文公:论晋国营霸方式的转变

晋献公致力于扩张争霸,任内使晋国勃兴,从"土小国弱"的"偏侯"跃居强国行列,而其经营霸业的方式则是"尚武寡德",对族人"无亲",对王室"无君",对诸侯"以武与威",专务侵吞。晋惠公营霸方式大体与献公相类,但同时又有些许差异与改变。晋文公即位后则从整体上转变了晋国以往营霸方式,采取东方"霸政"模式",以力假仁",把握时机,"尊王攘夷",终成一代霸主。而国内外"时势"的演变与文公"东奔流亡"的经历则是促使此种转变得以形成的最为关键的因素。

梦境外的博弈:对城濮之战战前梦的政治解读

城濮之战是晋楚两国长期争霸的关键一战。据《左传》记载,晋文公和楚令尹子玉在战前都曾做过具有象征意味的“梦”。从政治视角来解读,晋文公借此建构个人正面形象和战争合理性,坚定了全军必胜信念;子玉梦遇河神而不祭,却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背后反映出楚军众心不一的窘境。在晋楚争霸的大背景下,作为潜意识行为的“梦”被赋予了政治色彩,不仅预示着战争走向,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战争进程。

北赵、羊舌晋侯墓地关系及羊舌墓地墓主再论

晋侯墓地包括北赵晋侯墓地与羊舌晋侯墓地两部分,羊舌墓地为北赵晋侯墓地的延续,在葬制、葬俗与随葬器物等方面是对北赵晋侯墓地的继承与发展。羊舌墓地出土器物具有春秋早期早段到早期晚段的特点,随葬器物多为典型周文化器物,同时受到商文化因素与更早期文化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因素往往出现在级别较高的墓葬中。从墓葬形制、器物时代、陪葬墓年代等要素,结合北赵晋侯墓地诸墓主、文献记载与东周社会史实来考虑,M1的墓主当为晋昭侯,M2当为其夫人,其西侧3座墓由于信息缺失,但墓主似应晚于墓地M1和M2,应为晋孝侯及其夫人。由北赵晋侯墓地转换到羊舌晋侯墓地,当是“曲沃代翼”斗争的反映。

■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公簋及其铭文的发现,对厘清晋国早期历史上的诸多问题,比如叔虞封唐后的爵称、燮父所改"晋"的由来、叔虞封唐及燮父"侯于晋"的地望、"唐伯侯于晋"之"唯王廿又八祀"为何王纪年、■公家族与晋国的关系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晋文公请隧別解

晋文公请隧,历来有不同解释。本文分析了传统的葬礼说和六隧说,以及新的旗物说。结合《墨子·兼爱》关于周武王祀告泰山和《史记》关于齐桓公欲封禅的记载,提出另一种理解,即祀天(上帝)典礼说。

清华简与晋文公重耳出亡系年及史事新探

传世文献记载晋文公重耳出亡经历八国凡十九年,但对于史家所关心的重耳经历八国的具体年代以及历经该国时发生之史事,史书记载或语焉不详,或相互抵牾。近年来公布的子犯编钟铭文、清华简贰《系年》、清华简柒《子犯子余》等新资料,有助于我们厘清相关年代及史事。结合新资料,关于重耳逃亡的路线之诸说,当从《国语》;"五鹿乞食"与"卫文公不礼"不在同一年;居齐当从《史记》凡五年说;司马迁将"及宋"与泓之战相联系,无据不可从,而《国语》《左传》所载可信;《韩非子》有"入秦三年"说,新公布的清华简柒《子犯子余》"救活"了这一孤证,居秦三年说可信。通过这些考证,可对传世文献所载重耳出亡诸国之记载的史料价值进行评估。

亦谈晋侯稣编钟铭文中的历法关系及所属时代

晋侯稣编钟铭文对研究西周历法及月相词语的含义和所指时间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研究认为,西周金文月相词语所表示的时间是定点的,各表示太阴月中固定而又明确的一日;晋侯稣编钟铭文中的历法关系表现为月分大小,干支相连续;晋侯稣编钟属于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器。

■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问题刍议

■公簋的公布对重新认识晋国早期历史问题带来了契机。该器称燮父为"唐伯",此"伯"不是排行或爵称,而是方伯之"伯",唐叔虞亦可称"唐伯",这为唐叔虞和燮父在周初任方伯重职,藩屏周邦,增添了新的证据。此外,■公簋铭并不能证明"唐伯"燮父由"唐"地迁封至"晋"地,"唐"到"晋"只是国号的改变,目前晋国早期都邑的地望还不清楚,迁都之说仍需证明。

文本、视觉、功能:空间视域下的宋画《晋文公复国图》新探

本文基于"空间"的研究视角,尝试从文本叙事的空间化倾向,视觉空间的四种类型,空间结构的连续性与冲突性,图文关系与空间的叙事功能四个方面对宋画《晋文公复国图》作出新的诠释。本文认为《晋文公复国图》视觉空间的特点,本质上是由其文本叙事的空间化倾向决定的。画面中的六个空间表现为既有前后一致性,又具有一定的空间冲突性,显示了创作者对空间布局细节与整体营造的高超把握能力,进而指出,图像对女性空间、政治空间等具有的特殊象征意义,凸显了该画的政治隐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