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契约文书所见的儒佛道融合

敦煌契约文书中涉及大量的儒佛道融合内容。三教融合影响了民众的行孝方式,对于民风教化也有积极作用。三教在融合的过程中虽然一同向着世俗化方向发展,但敦煌民间社会的文化底色还是以儒为主,佛、道仅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而存在。三教融合不仅满足了民众的心理需求,也使三教获得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传统社会分家析产及纠纷规避探究——以敦煌契约文书为中心

留存至今的敦煌文书记载了大量反映民众分家析产(别籍异财),身份与财产继承关系的行为与实践,展示了民间法、“乡法”以及儒家、佛家相关规范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结合程度与共存方式。从法律社会史的视角切入,以敦煌文书为中心观照中国传统社会的分家析产情况,将法典、传世文献与敦煌文书相互印证,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其反映的经济内容,探讨家庭成员的身份与家产析分之间的特定关系。通过对分家实践的考查,有益于解释敦煌社会变迁的状态,更好地观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法与习惯法及其后隐含的法律文化与文化心态。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日渐减弱的凝聚力和权威感使得血缘亲情也有所淡化,最终血缘亲情难敌财产利害关系,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分家异财成为大多数家庭成员的必然选择,由此在析分后的小家庭中形成新的平衡。

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契约文书研究综述

20世纪初,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了大量的文献文物,其中含有众多的契约文书,对研究中古时代的西北民族文化、社会历史,尤其是经济和法律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分国外、国内两部分,对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汉文契约文书研究状况作了系统的梳理与介绍,旨在为学界契约文书的相关研究提供学术上的便利。

敦煌吐蕃文书P.T.1095号写卷解读

P.T.1095号写卷是迄今尚未公开发表的一件敦煌吐蕃文书,是一份购牛契约书。该契约条款完备、债务关系明确,既有担保人也有吐蕃高官做中证人,涉及到三个民族、两个部落,并出现了学术界未曾关注的新部落。契约反映了8世纪左右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民间商品交易活动和民族关系,以及藏语文的通用语地位。文章对该文书首次作了较为全面的解读和分析。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地契中的违约条款探析——兼与敦煌契约比较

西夏王朝是由党项羌人为主体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长期与中原王朝对峙,在建立政权以前处在落后的奴隶制时代,建立政权后为求生存发展,积极向中原王朝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包括法律文化。黑水城出土西夏卖地契在形制、内容方面多吸收唐宋契约,体现出契约文化的继受性,但违约后依律令承罪,高昂的罚金是其不同于敦煌契约之处,违约条款内容更加丰富,体现了本民族独特的法律文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与西夏向中原王朝学习有关,以及西夏社会森严的等级关系、民族个性和民众信仰佛教有关。

吐蕃统治敦煌西域时期雇佣契约研究

吐蕃统治时期的雇佣契约已经广泛的出现在农业、手工业、建筑业、家务劳动以及运输、贡赋、劳役等领域,契约内容完备、条款齐全,双方的责权利清晰明确,已经发展到比较完善的程度。此时,农业领域里的雇价一般按每亩或十亩为单位支付,刈麦必须在收获季节的一个月内完成。雇人代役与其他领域的雇价,雇主各按不同的佣作内容支付相应的工价。雇价的支付,汉文契约中一般是麦,古藏文契约中是青稞、小米、麦、酒、绢等。从雇佣双方的利益看,受雇者可通过雇价偿还债务或改善生活条件,而雇主可藉此有更充裕的时间从事宗教艺术文化等活动。对于统治者来讲,雇人代役有效地解决了人员不足问题,有利于吐蕃王朝的统治。

国法与乡法——以吐鲁番、敦煌文书为中心

通过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契约文书,文章讨论了在民间契约问题上的国家立场。国家对于民间契约制定的司法界限是什么,与此同时,民间契约又是怎样对待国家法律的。在双方的相互对待中,文章试图找出一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文章认为,乡法与国法之间,都有针对对方的预设:国法方面存在着预设的干预条件,而乡法方面对待国法既有依赖,又有预防。双方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动。

《后晋开运二年(945)寡妇阿龙地产诉讼案》若干法律问题析论

敦煌写本 (P.3 2 5 7)《后晋开运二年 (945 )寡妇阿龙地产诉讼案》是沙州归义军政权曹元忠时期的一份法制文书 ,内容包括土地制度、民事诉讼中的变更之诉、证据制度及契约效力等法律制度 ,为我们进一步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

敦煌雇工契约研究

敦煌所出31件雇工契,介于卖身契与典身契之间,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身份、贫穷与劳力之间的关系。从契约主体看,雇工契是没有人身附属关系的平等主体。从雇佣原因看,雇工契大多因为缺乏劳力而立契。从劳作内容看,受雇者大多从事农业耕作。从雇期看,大多在农历正月至九月农忙时节,这与农耕文明的特质相洽。从雇值看,劳力在当时价值不菲。从违约责任与附随义务看,则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契约的诚信精神,这又与以诚为本的民族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试析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的资料价值

本文主要从法律史和经济史的角度对敦煌出土吐蕃文契约文书的资料价值作了言简意赅的分析,以期引起学界之关注。

敦煌契约文书词语考释四则

文章运用敦煌契约文书内部互证法,考释与"抛擿""均亭""醒甦""口分"相关的四组词语。这四组词语中,有些词《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尚未收录或尚未释义,有些词前人考释还有商榷余地,有些词的字形变异值得研究。

关于发放堪布土登口粮契约的几个问题——以三件英藏敦煌藏文文书为例

英藏敦煌藏文文书IJT844、IJT914、IJT1397三件关于吐蕃瓜州官府给堪布土登(mkhan po thub brtan)发放口粮的契约中出现的土登应该是位吐蕃高级僧官,曾经担任吐蕃佛教宗师一天下僧统,卢彼赞(lo byi btsan)则是瓜州都仓曹(spyi tshogs gyi stsang mngan),总管瓜州节度使辖区的粮食征收,沙州则有仓曹(stsang mngan),亦称为官仓小财务官(khab sovi mngan chung)负责当地粮食征收。吐蕃瓜、沙等地官府和寺院粮仓向部落民户、寺户无息借贷粮食与吐蕃王朝在全国实施寺院属民制度和养僧制度有关。

公平形式掩盖下的不公平——敦煌契约别议

一般认为,契约相关的双方(或多方)关系是平等的。但关系的平等,并不等于利害得失上的公平。本文通过对敦煌文献S.6829V、S.6537V、P.3155V、P.3964等敦煌契约文书分析,发现其中就有一些很不公平的约定,笔者称之为"公平形式掩盖下的不公平"。

敦煌析产遗嘱文书探微——以族、宗族、家族、民族为视角的解构

对弥足珍贵的敦煌析产遗嘱文献超越浮泛的研究,以专题探微的方式代之以文化的释解,并从民族的视角进行深层追问,不但能使我们鉴别析产遗嘱与分家的不同,而且通过其中富含的文化因子再现中古时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佐证中国古代具有私法意义的遗嘱继承,一窥隐于私契文书背后的民族特质、文化结构、混融的民间信仰与基于民族普遍性的共通原理。

四件散见敦煌契约文书

以四件散见的敦煌契约文书为主题,介绍了四件文书的收藏背景,对文书的物质形态和内容做了详细的描述和过录,并就同类契约涉及的问题做了一些探讨,对敦煌契约文书的收藏状态和研究路径也有所展望。

敦煌契约的语言学价值和意义——陈晓强《敦煌契约文书语言研究》序

敦煌契约是当时活的语言的真实记录,保留了大量的口语词、俗语词以及口语语法。契约的签定是一个庄重的民间仪式,这种仪式凝化在契约文书的程式中。这里有主持人、当事人、当事人的亲属朋友、保人、见人、口承人等,他们或签字,或画指,通过这种形式,契约的神圣性就体现出来了。由社会经济交易中的契约形式积淀而来的契约精神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包含初步的自由精神、平等精神、守信精神、救济精神等。敦煌民众深厚的契约意识,是敦煌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敦煌契约文书特殊语词考释七则

敦煌契约文献中有些词语在语义上具有一定的独特之处,这些词语的语义有些在其他文献中可以适用,有些词语离开敦煌文献的语境则不能成立。通过对这类契约文献词语进行尝试性释读,试图探求这些词语的正确语义。

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契约文明——以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条款形式研究为中心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性,这种联系性一方面是由于契约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相互影响的结果。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演变轨迹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和逻辑两个层面上。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演变是突变的,是伴随着外部政治势力的变更而进行的;逻辑层面上的演变是渐变的,是伴随着契约经验的积累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演变主要体现在历时的演变轨迹中,逻辑演变主要体现在共时的地域差别中。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编织出已具成熟形态的契约文明。

从敦煌吐鲁番出土契约看唐代民间土地买卖禁令的实效

唐律严禁民间随意买卖土地。文章通过对敦煌吐鲁番出土契约的考察,发现唐前期民间存在变相买卖和地下买卖两种隐秘的土地买卖方式,表明官府严格执行土地买卖禁令,禁令存在一定的实际效力;中唐以后,民间土地买卖频繁发生,表明禁令的实效逐渐消失,不过民间仍对禁令心存顾虑,往往在土地买卖契约中设置反恩赦条款加以预防。官府对土地买卖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与民间正当的买卖需求难以抑制是禁令实效消失的主要原因。

敦煌文献“左南直北”考辨

在敦煌契约文献中,"左南直北"有两个意义:一是四处闲逛,不专心工作;二是不听话,不顺从。义为四处闲逛,不专心工作的"左南直北",与义为或南或北,比喻不专一、不固定的"南北"相关。义为不听话、不顺从的"左南直北",与义为相反、违背的"左"相关。当"左"表示相反、违背义时,"直"或作为状语修饰"北"。"直北"相当于"北";或"直"义同"左"义为相反、违背。